《三國演義》第五十三回寫道：劉備攻取長沙，降服黃忠、魏延后，諸葛亮對劉備說：“魏延腦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此說雖是小說家羅貫中之虛構，但也近乎寫實。諸葛亮對魏延多存疑慮，不予重用，且借機除之，以致最終被楊儀乘機以所謂“叛逆”之罪將魏延殺害。魏延是蜀漢舉足輕重的棟梁之才，遭此厄運，實在令人不平和惋惜。歷史是公正的，應當用史實為魏延正名。

敢于臨危受命的才將

魏延是一位效忠蜀漢，深得劉備依賴和重用的良臣。魏延出身行伍，早年領部屬隨劉備入蜀，想為光復漢室建立一番功績，因而屢立戰功而不斷升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劉備奪取漢中，封漢中王，遷治成都，需要一位將軍鎮守漢中。眾將皆以為非張飛莫屬，張飛也有心鎮守漢中;哪知劉備卻破格啟用魏延，提拔他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全軍為之震驚。對蜀漢來說，漢中和荊州是益州的兩翼，而漢中又居于門戶要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劉備選魏延鎮守漢中，足見魏延在劉備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

有一次，劉備大會群臣，問魏延：現在委卿以重任，卿如何擔當？他慨然答道：若曹操舉天下之力而來，讓我為大王拒之;若曹操有偏將十萬之眾來襲，讓我為大王吞之！的確，他“臨難受命，折沖外御，鎮保國境”，不辜所托。在鎮守漢中的6年里，連曹魏一流名將張頜、曹真也不敢正視漢中一眼。公元221年，劉備稱帝，又進拜魏延為鎮北將軍。蜀漢建興元年(公元223年)，更以延為都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建興八年(公元230年)，魏延西入羌中，與魏國名將費瑤、郭淮戰于陽溪，獲全勝。后主即遷其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

魏延獻“子午奇計”

魏延是一位足智多謀，驍勇善戰的軍事奇才，卻受到諸葛亮的質疑和壓抑。可以這樣說，魏延的軍事謀略，關、張、馬、黃、趙有所不及。每次出征，魏延都要求自己領兵一萬，與諸葛亮分道出擊，諸葛亮始終未允許。更為遺憾的是，建興六年(公元228年)，第一次北伐，魏延獻“子午奇計”，諸葛亮棄之不用而錯失良機。當時，劉備已經去世。魏國輕視蜀漢，主要對付東吳，關中防御薄弱，鎮守關中的是庸才夏侯楙。

魏延綜合分析了當時敵我形勢和有利時機后提出：“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

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咸陽以西可定矣。”可是，諸葛亮以為此計甚險，不如從坦道，先取隴西。在出軍祁山時，“論者皆言”以魏延、吳壹作先鋒“為宜”，可諸葛亮“違眾拔謖”，結果招致街亭大敗，使蜀漢失去了唯一的一次大好時機。首次北伐失敗，卻驚醒“睡獅”，魏明帝立即把無能的夏侯楙調走，改派曹真鎮守關隴，后又由諸葛亮之勁敵司馬懿統領抵蜀。從此，蜀漢攻取關隴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了。

要說魏延“子午奇計”之險，與魏國大將鄧艾偷渡陰平之險，不知差多少倍。魏延久守漢中，也許對子午谷路線及軍情早已偵察而成竹在胸。鄧艾卻是逼上絕路，“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余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奪江油，克綿州，襲成都。正是鄧艾這步險棋，使蜀漢亡于一旦。諸葛亮北伐，由于始終采取“十全必克而無虞”的穩打戰法，一味追求兵法常規的所謂循序漸進，反而使魏將對其策略了如指掌。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出斜谷，屯兵渭水南原，司馬懿對眾將說：“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懿乃使郭淮退之。無數事實證明，諸葛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他若當年用魏延“子午奇計”，很有可能制險而勝，三國歷史也可能要改寫──然歷史是不容假設的。

孔明借刀殺人

諸葛亮密謀玄計，楊儀乘機陷害魏延，終于釀成蜀漢史上第一大冤案，也是第一大悲劇。

楊儀與魏延各持其能，一直不和。諸葛亮經常調和，以求平衡，最后也想借楊魏矛盾除掉魏延。這就注定，魏延將成為“陽謀”斗不過“陰謀”的犧牲品。也許是性格決定命運吧！讓我們透過現象看本質：諸葛亮病危時，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安排他去世后的退軍調度方案。這樣重要的會議，只有長史楊儀、司馬費祎、護軍姜維參加，把官階、爵位高的魏延排斥在外。諸葛亮決定，由魏延殿后阻擊追敵，姜維作為副將，楊儀擔任退軍指揮;如魏延不服從，軍隊仍按計行事。這就為楊儀陰謀陷害魏延提供了可乘之機。諸葛亮去世后，楊儀密不發喪，派費祎去揣度魏延的意向，并抓住魏延個性矜高的致命弱點，用欺詐和激將手段，引蛇出洞，惹得魏延勃然大怒，搶在楊儀撤兵之前，率領所部徑南歸。楊儀便派馬岱以叛逆罪追殺之，并誅延三族。這不是諸葛亮借楊儀之手取魏延之頭嗎？魏延還是想搶先奏報朝廷，指控楊儀反叛，希望輿論支持自己代丞相之位，根本沒有叛逆之心。如果反叛，何不北向投魏？倒是楊儀，后因未得到丞相之位(諸葛亮早已察覺楊儀心胸狹窄，不能為相)，后悔沒有率兵投魏，并上書誹謗朝廷，終被流放，最后自殺。

諸葛亮在劉備去世后，被劉禪尊為相父的十幾年中，運用手中掌握的大權，采取一系列隱秘晦暗的手段，對魏延的多次建議和行動，進行掣肘與壓制，直至借機處之，究其主要原因，還是他的懷疑之心作祟，怕今后后主劉禪駕馭不了魏延而出亂子，同時也為自己指定的“成承諸葛亮之成規，因循而不革”的接班人蔣琬、費祎掃清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