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朝代更迭頻仍，但卻也為文人的自由提供了天然便利。許多優秀的化大家利用自己的筆，創作了大量優秀詩文，讓這個階段成為了中國文化創新的又一個起始點。鮑照、庾信、謝眺、謝靈運等為代表的文學家，劉勰、鐘嶸、司空圖為代表的文學理論家，還有以范曄為代表的史學家。范曄顯然不僅僅是一個史學家，他絕不是一個僅僅滿足于創作了一本《后漢書》而馳名的文人，他也試圖去做一個很有作為的政治家。可是書生一個，最終也被歷史的洪流變得無足輕重，甚至成為一個時代的笑柄。

在這個士庶兩分的時代，范曄本身的士族身份多少為他的仕途加分不少。可天不遂人愿，母親為妾，出產也不太順利，母親上廁所的時候，他迫不及待地出生，結果頭碰到磚上，小名就起了“磚”字。伯父無子，過繼給了伯父，然后剛好承襲了爵位，被封為武興縣五等侯。就是這樣一個出身名門但地位并不高的人，卻最終因為與自己可能并不相關的一件事情喪命，實在是劃不來的事情，甚至可以講，實在是有違文人操守的事情。

元嘉九年(432年)冬天，彭城王劉義康母親王太妃去世。下葬當晚，劉義康召集同僚舊友料理喪事，在東府聚會，范曄與王深王廣兩兄弟到當時正作司徒府祭酒的弟弟范廣淵那里飲酒，打開北窗，正遇劉家喪事挽歌，幾個文人雅士竟以此玩樂，完全不顧人家喪親感受，劉義康聽聞，大怒，立刻降范曄為宣城太守。范曄抑郁不得志，于是開始進行歷史研究，終于寫成了自己的歷史名作《后漢書》。這也算是因禍得福的事情了。

元嘉十五年(438年)，任滿的范曄調任劉義欣鎮軍長史，加封寧朔將軍，傲慢的范曄這時似乎有些膨脹，嫡母去世他也以患病為由，好久才動身前往，去時還帶著妾妓，這一行為立刻招致朝中御史中丞劉損的檢舉，所幸宋文帝欣賞才華，并未治他的罪。

其后，范曄一路高升，甚至連皇帝他也似乎并不買賬。范曄不僅文采出眾，而且音樂和書法也非同一般，他的琵琶演奏的很好，甚至還能創作新曲。宋文帝非常想聽，一再暗示，范曄卻裝作不知，有一次，宋文帝宴請大臣，對范曄直接說：“我想聽歌，請你為我彈琴。”范曄只得奉旨彈奏，但文帝歌曲一唱完，范曄就立刻停止彈奏，絕不肯多彈一曲。范曄作《和相方》，對一些同僚進行譏訕，更為同僚所不容。這些無疑都為他的死埋下了禍根。

元嘉十七年(440年)，劉義康威權日重，為宋文帝所忌憚，遂以“合黨連群，陰謀潛計”的罪名被解除了職務，貶為了江州刺史。劉義康就有了反叛的心思，于是四處籠絡人才，范曄掌握禁軍，負有盛名，成為其拉攏的對象。范曄終于禁不住誘惑，面對謀臣孔熙先的一再邀約和劉義康的頻頻道歉，終于同意了反叛朝廷。

一個文人，一個本來就有點自我膨脹的文人，就這樣終于走上了不歸路。在這其中，范曄已經完全淪為劉義康的文化符號，他為劉義康起草了政變宣言，還以劉義康的名義作書給徐湛之，勉勵各部“同心協力，族滅奸黨，爭為創業元勛，再創宋朝”。完全忘記了宋文帝對自己的賞識以及劉義康曾經對自己的傷害。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徐湛之做了一個告密者，他告訴宋文帝范曄是政變的主謀，宋文帝也不再客氣，立刻詔書“馬上逮捕，依法窮詰”，當夜文帝就詔朝臣會聚東閣，質問范曄為何謀反，倉皇之間，范曄竟矢口否認，最終見證據確鑿，只好承認，并表示“有負于國，罪行深重，愿被處死”。為了知曉告密者的范曄要求換監獄，最終得知告密者為徐湛之，心情非常復雜。于是作詩一首：“在生已可知，來緣畫無識;好丑共一丘，何足異枉直。”

被關監獄之中，范曄開始以為立刻就要被處死，后又以為有希望得救，連拉他下水的孔熙先都嘲笑他怕死，范曄只連連感喟：“可惜！滿腹經綸，葬身此地。”

赴刑場的范曄與謝綜一路倒也可算談笑風聲，面對親人一個個的辱罵與廝打，他只說自己錯了，卻絲毫沒有愧疚之色，可是一向不相信鬼神的甚至還寫過《無鬼論》的范曄這時候卻突然對鬼神產生了的希冀，他寫信告知徐湛之要去閻王那里控訴，但接著他又對人說：“轉告何仆射，天下決沒有佛和鬼神，如果有鬼神的話，一定會報答他。”

可見當時的范曄早已經失神，沒有了章法。

抄撿范曄家的時候，官員驚訝地發現，他的妻妾均生活富裕，穿著華麗，而母親住處是單調簡陋的小房間，只有一個廚房裝柴草，侄子冬天連杯子也沒有，叔父冬天的時候穿著一件布衣。

完全背棄人倫的范曄最終被處死，年僅48歲。

回顧范曄一生，我們不能不說，范曄作為一個史學家，是完全合格的，他的史書作為紀傳體例中不可多得的篇章，值得后世傳揚頌贊，但其做人卻完全失敗，罔顧人倫，不辨忠奸，完全沒有了一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泱泱風范，更失卻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世行事之本。

千古之下，只能令人哀之嘆之，扼腕之余，我們也不禁想到，作為一個文人，應該持有怎樣的氣度，應該擁有怎樣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