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社會風氣比較開放，笑貧不笑娼，在明代表現特別明顯。在這種社會大環境下，本來便擁有隨便玩女人特權的皇帝，自然色心大動，“與民同樂”。當時，不論男人還是女人(當然指有條件的)對生活質量都很講究，如在中后期，女士很前衛，特愛趕時髦，男士則熱衷性開放……如蘇州文人祝允明、唐伯虎，便是當時的風流男人，他們行為一點不檢點，吃喝嫖賭樣樣通。見到美女便會下手，唐伯虎點秋香至今仍很香艷。記錄晚明男人召妓故事的《板橋雜記》，便是在這種背景下寫出來的。

明代的服飾很有特點，在當時頗成風尚，在當時眾多愛美的小姐公子心里，都有“趕時髦”的觀念。朱元璋剛當上皇帝不久，即著手消除元朝服飾的影響，恢復唐制，欲以漢文化來影響服飾和時尚，希望從服飾上體現出尊卑有序的社會狀態。但這種做法把服飾的實用性減弱了，特別是女士的愛美天性受到了壓制，以致民間不愿“遵旨”，而去追求美的天性和崇尚奢華的風尚，這也就是現代女孩子常說的“趕時髦”。

在明成化年間，京城流行起了“馬尾裙”就是一例，馬尾裙是從朝鮮傳入的，在當時算是很漂亮也很前衛。在流入京城后，先是為富商公子和歌妓看中，后“人人買而服之”。一般人認為選美比賽是外國人的發明，實際不是。明代男人發明了“評花榜”，這就是選美。比現代選美更刺激的是，從性工作者中間選拔，入榜的美女全部來自妓院，妓女一旦入榜，身價大漲，嫖資翻倍。

“紅燈區”治國想法禍害后代

女士趕時髦，男人愛風流，明人的思想十分十分地開放。美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才有性解放思潮，可以說，中國早在明代就出現了。這種說法的事實佐證之一就是當時名妓輩出，柳如是、馬湘蘭、李香君、董小宛、陳圓圓等等，個個貌美無比，處處留情遺恨。當時，南京夫子廟旁邊的秦淮河邊，就是這些妓女的聚集地，漂浮在十里秦淮上空的盡是胭脂氣。而有名妓，自然有風雅之人去消費，即所謂的嫖客，可見當時“紅燈區”的非凡熱鬧。

民間性交易的繁榮是宮內性生活活躍的一種折射，也可以說是上層對下層影響的直接結果。換一種說法，老百姓的性解放，是領導荒淫的副產品，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反過來，社會上性交易的活躍，也促進了明代后期皇帝性生活的高頻率發生，直至性變態。而這一切，老皇帝朱元璋應該承擔責任，開國之初他恢復妓院，使秦淮河邊發展成了中國古代第一“紅燈區”、朱元璋的性開放態度，默許，甚至鼓勵官員去嫖去包二奶，成為導致后來社會風氣“變壞”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樣說來，明代朱姓皇帝多好色，就很好理解了。朱姓皇帝多好色不是孤立的，是老皇帝的“歪經”對后代的負面影響，是立國初期的不良誘導和中后期人們生活態度放縱，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結果就是，朱姓皇帝風流成性，采經血、玩寡婦最后把江山也玩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