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都流哪兒去了？全世界都在問，不光中國。

英國人說，都流到中國去了——通過貿易逆差。為此，1792年，他們派了馬嘎爾尼來中國，想改變一下狀況。

馬氏來華帶了兩樣東西：一是市場經濟原則，要求東西方以此原則擴大通商;還有一樣，便是軍火。他本想演示一下大英帝國的船堅炮利，順便推銷軍火，這反映了資本主義國家“軍事—商業復合體”的本質。

可天朝對此不感興趣。天朝不是虛的，天朝無所不包，也包括了市場經濟樣式。以此樣式加于世界并證明其合理的是歐人，而向世界提供此樣式的卻是中國。早在宋代，中國就有市場經濟樣式的海外貿易。如果馬嘎爾尼那時來中國就會看到，有20多處貿易港口，分布在東南沿海“四路”——京東路、兩浙路、福建路、廣南路。不像清朝只開了廣州一處，所設的粵海關，還被當作“天子南庫”。

市場經濟曾經發達，但市場原則卻未確立，為什么？正如俗話所說，中國的市場經濟“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原因就在于市場經濟難以突破大一統的王權，市場原則無法改變指令性權力支配經濟的局面。

市場原則能在歐洲確立起來是因為各國獨立，形成“小國寡民”，因而資源匱乏，依賴市場，這就令市場大于國家，市民多于國民，使得以“軍事—商業復合體”為原型的城市和市民社會13世紀就萌芽了。約15世紀，它已有了自己的政治體制，近代國家圍繞它而興起。

反觀中國，因大一統而自足，不依賴市場，反而成為最大的市場;而權力支配經濟，以反市場原則來運作市場，反而能在市場上占上風。戴逸《中國經濟的千年態勢與復興之路》一文指出，乾隆時，中國的GDP最高，占世界32%，英、法、德、俄、意五國僅占17%。還說，唐宋以后，直到18世紀，中國經濟實力都居世界榜首。他依據的是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的《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以此為據，我們可以認為，中國以大一統的政治體制，曾建立了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且以凌駕于市場之上的天朝朝貢體系左右了世界市場的格局。然而地理大發現后，西方出現了全球化的帝國主義，足以動搖天朝體系，可天朝還被蒙在鼓里。馬嘎爾尼來中國時，正是英國全面戰勝荷蘭，作為全球化的帝國主義崛起之時，而晚清絲毫不知。

如此巨大的經濟體，竟然只開粵海關一口與海外貿易。即便如此，它撐著天朝的架子，看上去還是綽綽有余。馬嘎爾尼也好，乾隆也罷，他們都沒有對這個巨大的經濟體產生懷疑，一個極力想把本國的貿易捆綁在這個經濟體上，一個以天朝口吻拒絕自由貿易。

為什么不增加通商口岸，擴大對外貿易？最堂皇的理由便是國家安全。不過，那時對安全構成威脅的還不是海外之夷，起碼還沒意識到是夷，而是如晚明故事——中國民間海權重新崛起。民間海權，那是反清復明的發動機，而英夷當年就與代表民間海權的鄭氏締約，所以要限制對英夷貿易。

還有更深層的理由：王權之下，家國不分。例如粵海關，康熙帝設立，設立時還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經紀人，專營外貿和征收關稅。我們知道，宋朝市舶司收入還要上交國家財政，而清朝粵海關收入則交到內務府，專供皇室之需。如果皇室要完全壟斷海外貿易，最好是“利出一孔”，只開一口。康熙初設海關時，設了四處，且由所在巡撫兼管;雍正時設專職海關監督，直屬內務府，與巡撫無關;到了乾隆帝只留了粵海關一口。

對王權來說，家與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替乾隆兩手抓的人便是和珅。他不僅管著戶部，還管內務府，最擅長的是做搬運工，將戶部職能搬到內務府去，將國家財政收入搬到皇室去。這方面，他善解“天意”，能揣摩皇帝隱私，做起來乖巧而又得體。

粵海關除了收稅，還收“規禮”，“規禮”數額比正稅還多。一艘洋船入關，先要交丈量費、通事費、管事費、庫房費、稿房費……在一份《乾隆二十四年粵海關征收洋船進出口各項歸公規禮清單》中，列舉的收費名目竟達100多項！這100多項加起來，統稱為“規禮”，油水多半從“規禮”上榨取。

乾隆時規定，一艘洋船“正課”為1950兩，另有“洋船規禮銀”，進關要交，出關還要交。在英國人洪仁輝告狀提供的費用單上，一進一出，“規禮”計有68項。進關規禮30項，收銀1125.96兩，出關規禮38項，收銀533.8兩，“規禮”銀共計1600多兩，“正課”與“規禮”加起來3600余兩。這68項只是針對船的，還有針對貨的，貨有“分頭”，即外商買貨所付貨款按銀兩算，每兩都要由粵海關抽頭。起初一兩貨款抽0.054兩，后來抽到0.06兩。通常，海關上繳“正課”，“規禮”和“分頭”之類則由監督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聘用人員分享，這是一種制度性分贓。

這樣管理海關，就像搞承包。皇帝將粵海關承包給他的親信，親信承包先要“投資”，以取得“承包權”，此后“凡應行事宜”，就“不必聽督撫節制”了。監督上任，可帶家人60名，乾隆朝李永標超標，帶了家人73人，包干了海關所有事務，使粵海關成為了他的“家天下”。不過，“家天下”只能為期三年，三年以后，就要換人包干。

“規禮”之類的分肥，按規定，粵海關監督本人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其他海關辦事人員——書吏、貼寫、頭役等，多為他家人，也有聘用之人，還包括各炮臺官兵，大約占了剩下的三分之一。洪仁輝告狀時把這些都捅了出來，他不知道這些都是“常規”，屬于“亞財政”，雖無明文規定，卻是歷來如此，成了習慣的，所以叫做“禮”。

這塊有定數的“規禮”收入，即使是監督本人分得的那部分也要拿出來“報效”，而報效皇上則要通過和珅。“報效”銀每年不下100萬兩，“規禮”所得，大部分用來進京報效，一小部分還要用來跟當地督撫搞好關系，“打點”各色人等。如此分贓，無法可依，但合禮。

粵海關收入，“正課”雖非正式國家財政收入，但王權之下，家國一體化，但凡王權所得，無不合法，誰敢問其合法性來源？“規禮”是合禮收入，屬于“禮尚往來”的范圍，監督本人貪與非貪，主要看他對“規禮”收入如何處理。他一人所得便占了“規禮”收入的三分之二，要拿出來報效的主要就是這一塊，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其他人的職務收入，原則上，他不能拿出來報效，但他的手下要報效他，這樣的人情收入，他會笑納。由于決定他貪與不貪的不是別人，正是和珅，所以他要報效和珅，有可能連他本人都是和珅的代理人。

然而，監督油水何在？在于“陋規”。“陋規”非禮，沒有定數，也查不出來。“陋規”之行，主要是索賄。如船鈔一項，據船只大小收費，究竟收多少需要丈量，這就為索賄提供了運作空間。丈量者手里拿著尺子，行賄了，大船可以量小一點，不行賄，小船也可以量成大船。類似項目有100多項，每項都要搞點名堂，所以很忙。還有貨物，因質量和價格起爭議，也是常有的事，但只要爭議一起，海關就能調整稅額，這里面名堂很多。粵海關究竟有多肥？比肥得流油的崇文門稅關還肥。崇彝寫《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寫他做崇關幫辦委員時每年約可得四五千兩銀子，就自以為很肥了。可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罷關征議》中提到粵海關，說海關看門人月薪都有800兩銀子，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國人，清朝有兩人，即和珅、伍秉鑒，一官一商，差別很大。差別有多大？和珅的財產數以億計，折合成銀子少說有2億多，多說有11億，這些數字是根據抄家清單估算出來的。而伍秉鑒的身家僅有2000多萬兩白銀，相比之下，可謂區區。此二人者，或為官斂財，或經商致富，各自登峰造極，一個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個經商成為“十三行”首席。

然而，同為世界首富，他們的差別為何如此之大呢？和珅個人收入居然超過了國家財政收入，他是如何創收的？貪官創收，人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貪污。他管過兵部，難免克扣軍餉;他主持吏部，能不賣官？但這些，還不足以使他成為世界首富。那么崇文門稅關呢？那可是天下第一稅關，像大褲衩一樣矗立著，而和珅就是這個大褲衩的總監，監督著每一位來往商販、趕考士子和進京官員，無論你多大的官，都得從它胯下過去，當然是以“納稅”的名義。“納稅”納到什么程度？只有人頭不納稅！本來，清朝稅務規定，往來者隨身攜帶物可以免稅，可稅關照收，連京畿商民入城，為了省事，都在帽檐邊插上兩文制錢，由稅吏自取，否則就要扣下所攜之物，極盡刁難之能事。有一位山東布政使進京，稅吏要他納稅，他沒錢，一氣之下干脆將行李都放在稅關外，說：我赤條條一人，還要納稅嗎？

這些稅收沒有收到戶部，而是收到內務府。如果說粵海關是“天子南庫”，那么崇文門稅關就是“天子北庫”，一南一北，兩條財路，都握在和珅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