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1587年)發生了一件看起來很不起眼的事：幾個藝人在京城東市夜宵攤子上醉酒喧嘩，并妨礙城管執法，被大興縣知縣打了屁股。

明朝時，大興縣管轄京城的東城區，縣令是正六品。一般來說，副廳級領導依法打了藝人的屁股，小事一樁，打了也就打了。可是打狗還得看主人。藝人的主管單位是太常寺。太常寺主管朝廷的祭祀禮樂，太常卿是正三品。這不就等于小小的地方官藐視中央直屬機關的權威嗎？倒霉的知縣因此被捉拿下獄。

偏偏這時候，萬歷皇帝也來攙和，派了兩個錦衣衛校尉參與辦案，當時叫“聽記”。

主審大興縣令的是一位正六品的刑部主事。這個牛人借口“司法獨立”，將錦衣衛校尉拒之門外。錦衣衛碰壁后，回頭添油加醋地稟報皇上。老大生氣了，傳諭內閣，意欲將此案移交給錦衣衛鎮撫司，并傳旨到刑部問罪：什么鳥司法獨立？“先年嚴尚書在部，亦曾著人聽記，如今為何不容？從公問理，沒有私弊，如何怕人聽記？”

正二品的刑部尚書只好請罪。萬歷也退一步，案件仍由刑部負責審理，但扣除了主審官兩個月的工資獎金福利，以示處分。

一位正七品的刑科都給事中卻不服氣，偏要與皇上較真，上疏稱：校尉專管緝訪，可施行于民間，不可加于部院;當年嚴尚書在刑部辦案時，鎮撫司校尉押犯人到部院，開庭時站立一旁，并非聽記。意思是，皇上你懂個屁！那不過是用幾個錦衣衛校尉臨時客串一下法警的角色而已！給事中是言官，這話又有理有據，萬歷不便發作，但仍堅持要“聽記”。

皇帝不屈不饒，言官們也如炸開了鍋。多位給事中和御史一窩蜂地上疏和皇帝爭辯，要求皇上重體統、尊祖制、慎使令、停伺察。在他們的帶動下，更多的言官暗中商量，準備搞一個大型的集體請愿，為了捍衛“司法獨立”，準備不惜一切代價，堅決抗爭。然而這回，萬歷決定不生氣了，擺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上疏，不接;任你們怎么鬧，他依舊我行我素。

在“家天下”的帝制時代，皇帝金口玉言，言出法隨。但在相對開明的大明期，具體的司法審判還是很講究程序的，皇帝不能隨便干涉刑部辦案。而且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就強調“不能讓錦衣衛審判案件，大小案件都要由刑部處理”。有此祖訓，隨后的幾位皇帝碰到較真的官員，還真沒辦法。像“大興知縣坐撻樂舞生”這類普通案子，按理是由刑部辦理的，錦衣衛不得干涉，皇帝本可樂個自在。但萬歷偏不信這個邪，非要將“行政干預司法”進行到底。一起典型小題大做的事，開啟的卻是影響深遠的惡劣先例：皇帝用私人警察去干涉司法！

作為私人警察，錦衣衛直接聽命于皇帝，他們除了侍衛、儀仗外，還有監視百官搞“廉政建設”、偵緝情報維護國家安全、處理皇帝親自交付的大案要案等職能，可以自行偵緝、逮捕人犯。但隨著職權無限制的擴張，錦衣衛不僅不能維護國體皇權，反而沖擊了政體的結構，損害了制度的秩序，最后危及的還是皇帝的自身利益。

萬歷在位48年，除了少年時期曾勵精圖治，支持張居正變法外，大半時間都怠于臨朝、醉夢行樂，而且荒誕不羈。到了后期，國家法制和政體都已紊亂不堪，東廠、西廠和錦衣衛凌駕于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之上，從此無人能與之相匹。“緹騎四出”，特務橫行，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感朝不保夕，以致黨爭不斷、冤獄累累、外患不已、內亂叢生。

百官、民眾和軍隊都與皇帝離心離德——誰愿意跟不講規矩的人玩？隨著這一次“司法獨立”的終結，大明帝國這列駛向深淵的火車突然提速了，又折騰了57年之后，終于消失在歷史的最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