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在揮師北京，兵臨城下之際，曾經特派使者杜勛與崇禎皇帝朱由檢談判，企圖訂立和議。解放后，史學界在研究明末農民戰爭的著述中，均不提此事。是認為有關歷史記載失實，不屑置一詞，還是“為尊者諱”，惟恐道及便有所謂朝農民革命領袖臉上抹黑之嫌？不得而知。李文治先生解放前在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史的專著中，卻曾經論及，文曰：

十八日，或謂降自成的太監杜勛入城會見崇禎帝，盛稱自成兵馬強勁，愿歸明為朝廷內遏群寇外御強清，但應許以不奉詔不朝覲。帝不能決，杜勛復縋城而去。或云守陵太監申芝秀在昌平降于自成，縋入京城見帝，請帝遜位，崇禎把他叱走。

一望而知，作者對此事的真實性不能斷定，遂用“或謂”“或云”的筆法，予以敘述，旨在存疑。那么，李自成與崇禎帝之間，究竟有沒有通過太監杜勛，舉行談判，試圖訂立某種城下之盟呢？此事所關非小，應予認真探索。

必須指出，明清之際及爾后的某些史家，囿于正統主義，十分同情崇禎帝，遇大關節處，每予偏袒，以致對此事的記載，抵牾甚多，捉襟見肘。

吳偉業載謂：十八日……賊攻彰義門甚急，監視宣大太監杜勛者先降賊，射書城上呼曰：“我杜勛也。”勛素責，中官性服屬其同類。見勛獨身來，不發矢，相向加勞苦，勛曰：“宣大二十萬人皆降，汝等守何益？我入城有所講，將見上面陳之。”亟縋以入，與諸人耳語者良久。語不聞。守者前固已解體，既見耳目非是，似若持兩端者，遂投兵喧呼欲下，不可止。賊乘之，外城遽陷。上聞變，登萬壽山……首先，他把杜勛入城，純粹寫成是個人行動，顯然是說不通的。試想，杜勛作為昔日崇禎帝的心腹太監、宣大二十萬明兵的監軍，如果沒有獲得李自成的特許，肩負重大使命，他這個非同小可的降官，豈敢擅自射書城上，高聲通名？其次，杜勛既已登城，且與守城太監耳語良久，時值“平臺召對何人對，皇上無言慟哭回”之際。形同釜底游魂的合朝文武，又有誰敢阻攔他入宮與崇禎帝對話？但吳氏對此下文緘口不語。頓使此事成了無尾案。至于吳氏把農民軍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攻陷外城，寫成似乎是杜勛一人在城上瓦解明軍的結果，更屬無稽之談，不值一駁。

談遷記此事，較吳偉業稍具體：

杜勛是進了深宮，見著崇禎帝的。但雙方談了些什么，卻只有“盛稱賊勢，皇上可自為計”十個大字。就杜勛而論，如果他真的只談了這么一句話，李自成有什么必要特派他冒著風險，入城進宮？又有什么必要對其敵手的總頭子崇禎帝關照“可自為計”？而就崇禎帝而言，退百步言之，就算是杜勛只談了這句話。他總該有個反映。但反映如何？談遷卻只字不提，使此事仍形同斷尾蜻蜒。

計六奇記此事，觸及到部分事實真相。但也還是僅露了個頭，且將人名搞錯。文謂：

賊攻平則門，喻時止。遣叛監杜之秩縋城入見當軸，議割西北一帶。并犒軍銀百萬兩，皆咋舌相視，亦不敢聞于上。

這里。計六奇將杜勛寫成杜之秩，謬。清初的明末遺臣楊士聰，當時即已指出，“杜勛坊刻或誤為杜之秩”。但是，他畢竟透露了李自成派杜勛去見崇禎帝談判的內容，即“議割西北一帶，并犒軍銀百萬兩”;雖然這并非內容的全部，但總算接觸到實質性問題。可是，計六奇在敘述中，仍把崇禎帝排除于此事之外，一口咬定無人“敢聞于上”，也就是說崇禎帝根本不知道有此事，未免愚態可掬。

谷應泰記載此事則另有一格。

谷應泰記述了李自成的使者見到了崇禎帝，并當面轉達了李自成的談判主張，在這一點上，總算披露了部分事實真相。至于他筆下的“上怒叱之”，不過是編造故事，美化崇禎，力圖粉飾其氣節而已。

清初史家戴笠、昊芟，以尊重史實的嚴謹態度，秉筆直書此事，與吳偉業、談遷、計六奇、谷應泰輩為了偏袒崇禎，不惜曲筆回護，吞吞吐吐，以致漏洞百出，欲蓋彌彰，恰成鮮明的對比。戴、吳載謂：

今后，闖復令杜勛求成，莫敢奏。內侍微言之。上召入，勛言李欲割西北一帶，敕命封王，并犒軍銀百萬，退守河南。受封后，愿為朝廷內遏群賊，外制遼沈，但不奉召入覲。因勸上如請為便。上語魏藻德日：“今事已急，卿可決之。”藻德默然，曲躬俯首。時上憂惑，于坐后倚立，再四以詢。藻德終無語。上謂勛日：“朕即定計，有旨約封。”大怒藻德，推御坐仆地，入宮。

讀了此文。李自成、崇禎帝之間談判的情景，生動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李自成委托杜勛提出的議和條款，是這樣清楚地明擺著。被農民軍攻城的炮聲嚇得膽戰心驚、深知北京危在旦夕的崇禎帝，想不想接受這幾項議和條款呢？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死要臉皮的崇禎帝在處理諸如此類重大國事時的一貫做法，是把大臣推到幕前去。如果事情辦成，于自己的最高統治利益和名節無損，他便把功勞歸于自己，自我陶醉在“天聰圣明、沉機獨斷”的幻覺中;如果事情辦壞，或事先泄露了風聲，引起輿論嘩然，他便一巴掌把受其命辦事的大臣打下去，甚至不惜殺人滅口。以掩蓋自己的罪責。抖一抖崇禎帝的老底。這套把戲司空見慣。崇禎十五年秋，明明是崇禎帝自己策劃陳新甲與關外的滿兵議和，以集中全力對付農民軍，但他后來卻翻臉殺掉了陳新甲。

因此。面對答應與否將關系到明室存亡和自己千秋名節的李自成的和議條款，崇禎帝又一次重演故伎，把這件大事推給宰相魏藻德，要他承擔全部責任;而深知崇禎帝為人的魏藻德，當然不敢貿然答應，以致崇禎帝“推御坐仆地”，發了那樣大的脾氣。這個細節的記載，正是從一個側面，有力地證明了李自成、崇禎帝之間和談的歷史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

也許有人要問：僅據戴笠、吳芟的記載論斷，非孤證乎？答日：否。

讓我們還是回到戴笠、吳芟所載的話題上來。前面引述的“上謂勛目：‘朕即定計，有旨約封’”，下文如何呢？亦即崇禎帝關于“和議”究竟定了什么計，下了什么旨呢？戴、吳二氏失載。但是，崇禎十六年進士，“入翰林，為史官”，“而京師潰……為賊所縛。遭榜掠”的李長祥，則清楚地記載謂：

三鼓余，兵部尚書張縉彥巡城，自東來，將至正陽門，其處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內官。則數人見縉彥起。縉彥問何人？內官日：“城下都督爺。”縉彥驚問何以得上？內官出一紙，草紙也。其上墨寫“再與他談”四字，帝之御書。縉彥默然。過正陽門西，總督京營寰城伯李固楨相遇，言其故。國楨日：“敗矣，奈何！吾有勁兵三千，將圖與之戰，只此爾！”縉彥去，計其所歷，當至德勝門，正賊進之時也。今人謂：帝英主也，何與談？其談之者何事？縉彥再官浙江布政司，有問以巡城事，無異詞。惟帝之御書草紙，謂是朱寫非墨寫。據十七日叛監杜之秩(按：系杜勛之誤)至城下言，李自成遣來時，有議城上，太監與之上，則言自成邀朝廷割西北一帶地。再欲犒師百萬兩，誠得如其議。則解兵去。……至十八夜帝之草紙御書所云“再與他談”，或即談此。

于此可知，崇禎帝是定了計、下了旨的：直至他吊死煤山前的數小時，還親筆寫了“再與他談”。要求再一次與李自成的特使杜勛談判。但是，此時杜勛早已出城。幾個小時后。也就是十九日晨。李自成的大軍已攻入北京內城，崇禎帝的“再與他談”的手諭，成了一紙空文，“和議”終于化為泡影。

李自成進京后投降農民軍。并在大順政權任職的孫承澤，是鼎革之際重要的歷史見證人。他關于和議的記載。堪稱彌足珍貴。文謂：

二月，賊至宣府，監視杜勛同總兵王承胤出城迎賊……忽下諭云：杜勛罵賊身死，忠義可嘉，贈司禮太監，立祠宣府，有司春秋致祭，萌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堂上官。諭下，舉朝失色。三月，賊至都城，兵部以巡視京管科道光時亨、王章手札上聞，言城守太監曹化淳，王德化等夜縋杜勛上城，飲于城樓，上亦不加詰責也。

崇禎帝對早已投降了農民軍的杜勛“不加詰貴”，當然是毫不奇怪的。如果加以“詰貴”。豈非斷了與李自成的“和議”之路？孫承澤當時并不知道李自成通過杜勛與崇禎帝進行和談的內幕，所以對此感到不可理解。但是，他對這一矛盾現象的記錄，卻為我們揭開“和議”這段歷史公案，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讓我們再考察一下李自成提出那些條款，企圖與崇禎帝訂立和約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