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中國人的奴性，大家都知道林語堂先生有句名言：中國有一類人，身處社會最底層，卻有著統治階級的思想。

我以為，這句話不如說得更透徹些：中國的奴隸們，身處底層，卻常常為統治他們的上層奴隸主著想，甚至為主子的利益拼命。

但是，我要強調：造就這一切的，不是被統治者，而是統治者。尤其是近代以降，清王朝的民族壓迫式的專制愚弄統治，對漢民族精神性格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

親身體驗清國國情的英國馬嘎爾尼曾如是說：

“滿清政權以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于是乎，一個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人類文明空前進步的近代，不進反退，退化成了最聽話的“奴才族群”。十八世紀末，馬嘎爾尼的同胞羅杰斯出使清國，回國后也寫了一本回憶錄。回憶錄中記載的一個段落發人深省：羅杰斯訪清時，清國恰逢大力宣揚的“乾隆盛世”，但羅杰斯所見滿不是那么回事。他看到慘無人道的閹割術還在清國大行其道，于是抑制不住憤怒，公開為清國太監打抱不平。他對滿清乾隆皇帝說：“你們的太監制度將健康人變成殘疾，很不人道。”但沒等乾隆皇帝回話，貼身太監姚勛搶嘴道——“這是陛下的恩賜，奴才們心甘情愿。”

羅杰斯回憶錄所記的這段“姚勛之音”，也有人說是馬嘎爾尼留下的另一版本。這段故事雖然沒有更詳實的史料佐證，被現代不少人懷疑為杜撰，但是，隨后發生的一連串真實史事，卻足可證明：有沒有姚太監這個人這段話并不打緊，奴才們并不孤獨，一個奴才國的精神底色，無需孤證。

1860年，英法聯軍進北京，攻打圓明園，滿清皇室和八旗軍隊全部作鳥獸散，但卻有“八品太監”漢人任亮等20位宦官冒死抵抗，為保衛滿清主子的樂園殉難。后來清廷為任亮樹碑立傳，碑文是這樣寫的：“勇哉明亭，遇難不恐，念食厚祿，必要作忠，奮力直前，寡弗抵眾，殉難身故，忠勇可風。”

這段墓碑，要說得更直白些，大概就是這一句話：你們這幫奴才吃主子的飯，不忘報恩，死得其所。

更奇葩的還有義和團，朝廷一沒發工資二沒給編制，本身都是受壓迫民族的底層流民，但當八國聯軍進兵清國時，他們卻信誓旦旦、誓死保衛“朝廷”，其“奇異羊屬性”由是暴露無遺：

這些奇異的圈中羊，對于統治他們的狼，充滿感激，甚至迷戀這種生態圈，當外來狼群打破這種生態圈時，圈中羊群還要為保住“圈中狼”的利益拼命。骨子里刻入“忠臣”字樣的義和團之類的民間武裝組織，就是這樣一群不可救藥的羊。

這些“奇異的羊”是怎么養殖起來的？

就像姚太監所言，這得拜“陛下恩賜”。滿清入關，一小撮滿清權貴對億萬漢人實行民族壓迫式的專制統治，對被統治的人口眾多的漢民族，他們一手殺戮，一手愚化;一邊“棄市、凌遲、滅族”，一邊搞什么《四庫全書》“消毒”文化工程，把華夏上千年來積淀起來的人格、骨氣、思考能力，消弭殆盡。

顯然，像姚勛、任亮、義和團那樣“以奴為榮”的漢人，喪失了起碼的自尊。但其根本原因，不在可憐的他們自身，而在政府。是因為清政府從來沒有把他們當人來看待，所以久而久之，他們便形成了奴隸的慣性。

當時，對已經獲得自由的西方人來說，他們看清人，就像一個正常人看病人。沒錯，清人有病，且病得不輕。那是一種什么病？用現在的醫學術語來講，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人質與劫匪站到一起，不僅不恨劫匪，反而幫助劫匪一起對付解救他們的人。以姚太監為代表的漢人做了滿清奴隸卻麻木不醒，還埋怨“為他們鳴不平”的人是“吃飽了撐的”。

大家應該記得，魯迅《藥》中所述的紅眼阿義那群氓眾，你說大清國天下不應屬于愛新覺羅氏一個人，他說你瘋了，對你拳腳相加。夏瑜這樣的革命者在他們面前就是欠揍的瘋子。顯然他們已然習慣了“不被當人”。即使被壓得變了型，也寧可在沉默中死亡，而不在沉默中爆發。在這漫長的漢民族受壓迫歷史上，此時的漢民族沉悶寂滅到了極點，但卻少有“狂人”“瘋子”作吼。那些自作聰明的“非瘋子”頭腦太冷靜了，他們心里甩不掉恐懼，忘不了能不能，所以就不免尊從鞭子的驅趕拉著磨盤，順著慣性轉來轉去，而從不敢做一回“瘋子”掀翻磨盤，或者跟著“瘋子”走，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