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隋使可以說是后來遣唐使的先驅，唐滅隋后，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幾次使團。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舉。雖然此前日本也曾小規模派過遣唐使，但如此大規模不惜血本的派遣，恐怕要從中日白村江之戰說起。

據史料記載：公元4世紀，朝鮮半島形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濟因受到高句麗和新羅的威脅，想借日本之力進行對抗。而日本則企圖利用這種形勢，在朝鮮半島建立自己的統治勢力。663年8月17日，唐將劉仁愿、孫仁師與新羅王率陸軍團團圍住周留城。唐將劉仁軌、杜爽與百濟降將扶余隆則帶領戰船170艘列陣白村江口。8月27日，日本援軍萬余人，分乘戰船千艘，與唐朝水軍不期而遇。翌日，白村江戰役開戰，唐朝、新羅聯軍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將兵力、船艦皆數倍于己的倭國、百濟聯軍打得大敗。白村江之戰基本上決定了當時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百濟滅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羅聯軍乘機進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麗滅亡。

此次戰役是中日兩國作為國家實體進行的第一次交戰，導致日軍戰船全部被焚毀，數萬日軍被殺或溺死，日軍被迫退守本土。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與新羅軍隊進攻日本本土，于是從664年起，花費巨資，先后構建了四道防線。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實際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壩，壩長1.2公里，底部寬80米，高十幾米，外側是一條5米深的水溝。為了保險，667年，日本將都城從飛鳥遷至近江大津宮。不過，唐朝和新羅的軍隊并沒有乘勝進軍日本本土。

自白江村之戰遭受慘敗后，日本深知自己不是中國的對手，若不趕緊求和，唐朝一旦下決心發動進攻日本連還手之力都沒有。此后，日本執政者一直數百年間連續派出13批遣唐使，以唐為師，學習大唐的政治經濟文化，仿造唐朝，推行大化改新，從而實現了自身的進步。直到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中間元朝擊倭不算數)，近一千年間日本未敢再和中國叫板。而此后日本國策也由過去的地區政治進取轉向了內斂、和平、發展的方向。

遣唐使團在中國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關州府得到使團抵達的報告后，馬上迎進館舍，安排食宿，一面飛奏朝廷。地方政府派專差護送獲準進京的使團主要成員去長安，路途一切費用均由中國政府負擔。遣唐使抵長安后有唐廷內使引馬出迎，奉酒肉慰勞，隨后上馬由內使導入京城，住進四方館，由監使負責接待。按著遣唐使呈上貢物，唐皇下詔嘉獎，接見日本使臣，并在內殿賜宴，還給使臣授爵賞賜。遣唐使臣在長安和內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處參觀訪問和買書購物，充分領略唐朝風土人情。遣唐使歸國前照例有餞別儀式，設宴暢飲，贈賜禮物，珍重惜別。唐朝政府除優待使臣外還給日本朝廷贈送大量禮物，表現了泱泱大國的風度。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內使監送至沿海，滿載而歸。

善于向強者低頭并虛心學習，不能不說這是日本人的一個強項。唐代時日本頻派“遣唐使”之舉，是日本在吸收唐朝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很快發展又成為東亞強國根本原因。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為什么會在自身的戰敗中實現自身的重大飛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戰敗的日本掀起了學習美國的熱潮，不到25年便崛起成為世界第三工業國。由此可見，日本是一個適應能力非常強的民族，憂患意識讓他們有著極其敏銳的豺狼嗅覺，有著較強的生存技巧。不敵的時候日本會用心學習別國的長處，有機可乘的時候它會露出豺狼本性。

在中日兩國關系史上，尋釁滋事、發動侵略并企圖吞噬對方的一直是日本，而不是中國。在長達數千年的古代歷史長河中，發達強盛的中國一直向日本輸出先進文化，沐浴著日本的成長。而對日本政府來說，求友好和平卻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在歷史上，中國比日本強大的時代，對日本來說是福，而日本比中國強大的時代，對中國卻多是禍。如今，日本右翼勢力主導的政府每一步都深藏遏制中國之心，仇華情節日勝一日。

歷史和現實都充分證明，日本其侵略野心從未改變，身為中國人，幾乎就注定無法避免與日本這個近鄰發生各種各樣的糾纏。基于此，認識日本、研究日本、了解日本，對中國人(尤其是政治領袖)而言都十分必要，甚至是一種生存必修課。當然，正確認識我們自己，彌補自身的不足之處也刻不容緩。其實相當多的國人(包括本人)在勤奮進取、謙虛、愛國、團隊意識、遵紀守法等個人素質方面不及日本人。因此，面對不可一世、一意孤行的日本人，譴責也好，抗議也罷，都無濟于事，最終“打鐵還需自身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