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法嫻熟：能將不同新聞風格的作品實施無縫對接

司馬光老師二十歲中進士，然后為去世的父母守孝一段時間，再出來參加工作，到68歲去世，而這當中，有15年是待在洛陽，待在洛陽干嗎呢？名義上當西京御史臺，其實干的是編輯的活，就是在一大堆過去的新聞材料當中編輯整理出《資治通鑒》。可以說，在司馬老師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有大約百分之四十的時間是做編輯工作，因此也可以冒昧地稱他為“司馬編輯”。

《資治通鑒》其實也是一部跨度上千年的新聞作品集

整合一千三百多年的新聞

別以為編輯就是拷貝和剪切而已，其實編輯往往是在重新寫作。司馬編輯在整這個活之前，先有一個資料整理小組，這個小組的三位編輯是劉頒、劉恕和范祖禹。二劉編輯和范編輯將整理好的資料，足足幾千萬字，一股腦兒交給司馬編輯，由司馬編輯在洛陽的編輯室獨自操作。當然，這些都是動用了相當強大的行政資源進行操作的，所以說，要當好一個編輯，強大的平臺是少不了的。

本人從事編輯工作已經十多年，對整理資料之苦大有感慨：寫稿固然辛苦，合稿也不輕松。要將幾個甚至十幾個記者的文字合成一條稿，合成之后，線索不能紊亂，報道不能重復，不能矛盾，將十幾個人合成一個人，一張嘴巴說話。

司馬編輯干的就是這種活，不過，我們是將二十四小時之內的報道整合起來，而司馬編輯是將一千三百多年的新聞整合起來。

他老人家經手的記者編輯文字繁復紛亂，例如漢朝記者兼編輯司馬遷的《史記》，文字汪洋恣肆，極愛渲染，很有文學青年的作風;《三國志》的記者是陳壽，他見過阿斗，也和諸葛亮的兒子是同事，按道理講，他在報道歷史方面更有優勢，但是陳記者對文字很吝嗇，喜歡寫短訊，不愛寫長篇報道，和司馬遷記者完全兩碼事。

除了文學青年和文字吝嗇鬼的風格不搭配之外，還有重復報道的問題。例如關于劉邦項羽陳勝吳廣等人的先進事跡，司馬遷記者有報道，班固記者也有報道，例如武藝高強的呂布，范曄有報道，陳壽也有報道。還有其他麻煩，像《史記》、《漢書》、《三國志》、《晉書》等大牌機構報道過的事情，坊間卻有許多相反的說法。

冶于一爐，創為新作

司馬編輯要對這些林林總總的報道實施無縫對接，要混搭得渾然一體，這當中有起承轉合和文字潤色的功夫，有材料取舍和事實判斷的功夫，將上百個史官和記者組裝成一個人，且功能是兼容的，而不會排斥。金毓黼先生說《資治通鑒》“冶于一爐，創為新作”，其實就是說司馬編輯將零亂繁雜的材料熔為一個整體，然后進行再創造，形成新的文字產品，在編輯中顯示出寫作的功底來。

因此，司馬編輯是一位神一般的編輯，熔鑄千年歷史文字于一爐，鑄造得流暢優美，借他人的筆，顯示自己的寫作功力。從這個角度而言，好編輯應該也是好寫手。

編輯原則：剪裁中突出細節，突出現場感

為什么說我們的史書是新聞書呢？因為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重細節，有現場感。很多年以后，人們回頭讀過去的新聞，關注的肯定是細節和現場感。

中國的史書，就有這個優良傳統。例如《左傳》中寫軍隊在水上潰退，敗兵爭相爬上船只，船上的人刀砍正在攀援上船的人，慘成什么樣子呢？左丘明編輯就用了一個“掬”字，說船上被砍斷的手指可以一把把地捧起來，這就是細節，就是現場感。

司馬編輯在取舍新聞材料的時候，就是本著留取細節，突出現場感的原則。在他的眼中，歷史就是由一個個細節組成的，例如報道南朝梁武帝之死，司馬編輯就截取了這么一個細節：臨死前因為饑餓而上火，可能導致咽喉中有痰，于是口中發出“荷荷”聲。這么一個場面，似乎讓我們聽到了歷史的呼吸，其實，新聞也是有呼吸聲的。而新聞的呼吸聲也就在細節當中。

再例如在《資治通鑒》第198卷中，寫唐太宗的寬容，司馬編輯突出了這么一個細節：有侍衛失誤，將打掃工具掃到了太宗的龍袍上，侍衛大驚失色，李世民卻輕描淡寫：“此間無御史，吾不汝罪也。”這里沒有監督的人，我不會檢舉你的。這個歷史的細節，一個細節彰顯的歷史人物性格，勝過千萬字的論述。

史書文字要有現場感

可以這么說，《資治通鑒》是由一段段的細節和現場報道組成的，按照現在的理解，就是由一段段視頻構成的。這個功夫不容易，對比一下后來的《續資治通鑒》就明白了，作者畢沅是清朝狀元，固然有才，但他編的《續資治通鑒》實在沒法看下去，為什么？因為缺乏細節，經常有大堆模糊抽象的文字充斥其間。可見編輯不是那么好當的，狀元來當都未必合格。

新聞從業者，是不是要有這么一個想法：我做過的報道，我編過的新聞，將來能不能入新聞史？而入史的標準之一就是有沒有細節，有沒有現場感

《資治通鑒》殘稿

司馬光也有編者按：重在理性引導，注重歷史正能量

有人說《資治通鑒》是一部渲染陰謀權謀的大匯編，我個人是反對這種說法的。要說關于權謀和詭計的記載，《史記》比《資治通鑒》多，司馬光不是八卦雜志的編輯，他是一位有歷史使命感的編輯，司馬編輯的使命就是采編千年以來的新聞，然后有資于治。

誠然，《資治通鑒》本著實錄的原則，記載了史上很多暴力、血腥和陰謀詭計，但司馬編輯沒有沉溺在史實中，他還很重視對受眾的引導。

他不會將史上的負能量當成真理售賣，《資治通鑒》里的“臣光曰”，其實就是編輯手記或者編者按，司馬編輯通過這些長則一千多字，短則幾十個字的文字告訴受眾，什么是史上的負能量，而這種負能量是可以避免的，怎樣操作，才轉換成正能量。讀史書，不光是知道已有的史實，了解幾個故事而已，還要知道有所趨避，有所堅持，有所不為。也就是說，不光告訴你發生了什么，還要告訴你該怎么面對，該怎么處理。

因此，如果讀通了《資治通鑒》，應該有著樂觀的人生觀，堅強的世界觀，而不是沉溺在材料當中。這就是引導的功夫了，而在引導方面，司馬編輯那118處“臣光曰”是功不可沒的。其實，中國傳統的歷史觀是很樂觀的，認為歷史是可為的，重視人的修養對歷史發展進程的介入。而西方有一些學派則認為歷史發展的負能量是無法阻擋和化解的，人再怎么積極作為，也不會有樂觀的結果。更有一些寫史評的人，則把歷史上的負能量當成正能量售賣，宣揚所謂負面的做人秘訣，對社會倫理的殺傷性不小。

因此，讀一讀《資治通鑒》，有助于建立健康良性的歷史觀和社會感，當然，司馬編輯的儒家論史觀點也有過時的地方，我們應該一分為二地來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