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漢末年這樣一個時局混亂、群雄逐鹿的動蕩年代，曹操之所以能夠除袁術(shù)、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最終脫穎而出，統(tǒng)一中原，縱橫朝野，把持政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實行了“唯才是舉”的用人機制。

廣泛地吸收和籠絡(luò)文人名士，是曹操在用人機制上的一項重要舉措，哪怕這個人曾經(jīng)把他罵得狗血噴頭、體無完膚、一無是處。陳琳在那篇慷慨激憤、極富煽動力的討曹檄文中，歷數(shù)了曹操“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的種種罪行，怒斥了曹操的祖宗，甚至把曹操罵為“桀虜”和“人鬼”，可算是把曹操得罪透了。曹操看到這篇檄文時，不禁被陳琳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筆鋒所震驚，當時雖然臥病在床，但還是忍不住一躍而起，連連稱贊陳琳的文才絕佳。袁紹敗亡后，陳琳被抓去見曹操，表示愿意歸順，曹操因“愛憐其才”，所以赦之不咎，命為從事，署為司空軍師祭酒，后又徙為丞相門下督。曹操在重用陳琳的同時，也經(jīng)常與他在文學方面交流和探討，對他的作品，曹操竟不能為之增減一字。

對于像陳琳這樣的“仇人”，曹操都可以不計前嫌，為我所用。那么，對于手下其他聲名遠播的文人名士，曹操應(yīng)該倍加珍惜，極力推崇才是。然而，曹操卻表現(xiàn)出了讓人驚訝的言行舉動，先后辱禰衡、誅孔融、殺崔琰、滅楊修，上演了一場場侮辱、屠殺文人名士的慘劇，讓人不可思議。

禰衡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作為一名文壇新秀，袮衡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無人，糞土一切，似乎帶有一些狂悖型精神病癥。尤其是在被孔融吹捧為“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寶”后，禰衡更加狂妄失常，甚至有了許都城內(nèi)除“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數(shù)也”的感覺。令人想不到的是，這位絲毫不懂政治的文學青年，竟然在曹操面前出言不遜，大放厥詞，引起了曹操的強烈憤恨和不滿。對付這樣一個不識時務(wù)、自命清高、蔑視權(quán)貴的酸腐文人，曹操有自己獨特的一套辦法，那就是通過“不命坐”“令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禮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極力羞辱。曹操并不是不想殺禰衡，只是想到禰衡不過是一個狂傻之徒，頂多會惡語中傷、胡說八道，不會危及自己的統(tǒng)治;再者自己霸業(yè)未成，如果殺掉禰衡就會冷了人心，一條“借刀殺人”的毒計油然而生，何不借劉表之手除掉眼中釘、肉中刺，果然，禰衡到了荊州后因出言不遜，結(jié)果被一介武夫黃祖砍下腦袋。曹操知道后得意地笑著說：“腐儒舌劍，反自殺矣！”

與三國“憤青”禰衡不同的是，孔融不僅僅是文學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為孔子的二十世孫，孔融官高名遠，眾望所歸，順理成章地成為知識分子的一代領(lǐng)袖。名士出身的孔融向來看不起曹操，喪失地盤來到許都后，孔融認為自己是在為漢獻帝做事，而不是為曹操效勞，不買曹操的賬，這讓大權(quán)在握的曹操覺得很窩火。

孔融學問很大，但政治上不夠成熟;勇氣不小，但缺乏斗爭經(jīng)驗;過于自信，以至于對時局經(jīng)常錯誤判斷。他與“高級俘虜”漢獻帝來往過于親密，甚至動不動就瞞著曹操上表，遭到了曹操的猜忌。不僅如此，他還多次借機嘲諷和指責曹操。他用“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的比喻，來諷刺曹操把自己喜歡的甄氏讓給兒子曹丕;用“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的話語，來嘲弄曹操不值得大動干戈遠征烏桓;用“堯非千鐘，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圣”的怪論，來反對曹操禁酒等，這讓自以為是的曹操覺得很難堪。思想領(lǐng)域的不同和政治見解的分歧，以及孔融在大政方針上再三地公開與自己唱反調(diào)，使曹操心懷嫉恨，殺孔融的念頭早已萌生。但由于北方局勢還不穩(wěn)定，加上孔融的名聲遠播，曹操不便對他怎樣。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著手實施他的統(tǒng)一大業(yè)的前夕，為了排除內(nèi)部干擾，便授意部下誣告孔融“欲規(guī)不軌”，又曾與禰衡“跌蕩放言”，將孔融殺害棄市，兩個兒子也未能幸免。這正所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與禰衡和孔融相比，崔琰算不上是一個完全的文人，但他卻代表著當時整個貴族集團，也代表著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階層。崔琰雖然表面上歸順曹操，但打心眼里不服，尤其是對曹操自封魏王這種僭越行為更是義憤填膺。對于經(jīng)自己舉薦卻贊同曹操稱王的門生楊訓(xùn)，崔琰忍無可忍，有話要說，索性以前輩的口氣給楊訓(xùn)寫了一封義正詞嚴的書信，里面竟有“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的“反句”。曹操知道后，勃然大怒，于是將其關(guān)押。可崔琰在關(guān)押期間并不老實，竟然還“通賓客，門若市人”，與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階層搞反動聚會和非法活動，這是讓曹操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的。想到崔琰平日里的陽奉陰違和關(guān)鍵時候的節(jié)外生枝，曹操殺心頓起，于是利用“文字獄”的方式除掉了這位愛出風頭的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