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計劃生育是我國現(xiàn)在的一項基本國策，計劃生育的實施，有效地遏制了我國人口的過快增長，減輕了社會與國家的壓力。那么，古代人是否也像我們一樣，實行過計劃生育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國歷代人均壽命：

夏代：18歲，秦代：20歲，東漢：22歲，唐朝：27歲，宋朝：30歲，清代：33歲。

建國后1949年：35.0歲，1957年：57.0歲，1981年：68.0歲，1999年：70.8歲，2000年：71.8歲。

以上一組數(shù)據(jù)說明，封建社會時期人的壽命是很短的。中國的人口在清朝前差不多都維持在5000萬左右，這還是在沒有戰(zhàn)爭的所謂太平盛世的時代，只有到了清末中國的人口數(shù)字才過億。由此可知，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的人口，相比領(lǐng)土而言，確實有些過少了。因此，增加人口反而是當(dāng)時民族延續(xù)的歷史使命。而且古代的人素來有“養(yǎng)兒防老”、“多子多福”的思想。只要條件允許，就會可勁兒生。況且古代生產(chǎn)力低下，沒有足夠的人口就很難生存。據(jù)史書記載，唐朝時人均可耕地曾達(dá)到30幾畝，少的時候也有十七八畝。耕地這么多，而生產(chǎn)工具卻很落后，因此沒有足夠的勞動力是絕對不行的。不過，并不是人越多越好，在我國古代，也出現(xiàn)過人口過多的時期。

在《明會要》中有這樣的記載，萬歷六年，中國的人口數(shù)量為6069.2萬，在此之后有些人主張控制人口增長。40多年后，《太平廣記鈔》刻本發(fā)行。文學(xué)家馮夢龍在評纂此書時，于《仙部·古元之》記載的神國人和鄰邦通婚，欲生育“二男二女”處加眉批道：“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減，何以食之？”“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無增減，可以長久。”

汪梅村在其所著的人口學(xué)專著《乙丙日記》中認(rèn)為：人口“萬不容過多”！他反對早婚，對“求子孫多”的傳統(tǒng)觀念持批評態(tài)度。他在1855年到1856年間提出“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的思想，是提出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第一人。汪梅村降低人口出生律的辦法是，在第一胎后“施送斷胎冷藥”。他還主張晚婚，提出“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他認(rèn)為，若“生女兩個，生男三個”，都要加重交稅以懲戒。

韓非子也有自己的人口論思想：“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yǎng)薄。”初唐著名白話詩僧王梵志有這么一首詩：“富人少男女，窮漢生一群。身上無衣掛，長頭草里蹲。到大耶沒忽，直似飽糠牲。長大充兵仆，未解起家門。積代不得富，號曰窮漢村。”從貧富的角度論說了人口問題，明確指出一家人生活的好壞，直接與子女多少有關(guān)。他在另一首詩中又寫道：“續(xù)續(xù)生出來，世間無處坐。若不急抽腳，眼看塞天破。”他主張“生兒不用多，一個勝十個”。他也被認(rèn)為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人。

明代初期進(jìn)行人口“普查”，洪武二十六年，全國人口為6054多萬人，比元朝增加700余萬人。其中城市人口增長特別快。到清朝乾隆年間，全國人口突破3億大關(guān)。康熙、雍正擔(dān)心的局面終于出現(xiàn)了：“將來戶口日增，何以為業(yè)？”乾隆憂心忡忡地說：“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shù)，較之康熙年間計增10余倍，生之者寡，食之者眾，朕甚憂之。”

乾隆帝令各級官吏奏明人口增長的原因。進(jìn)士洪亮吉寫《治平篇》、《生計篇》，全面分析人口增長與生產(chǎn)資料之間的矛盾，洪亮吉這樣寫道：“田與屋之?dāng)?shù)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dāng)?shù)常處其有余”，“農(nóng)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商賈者十倍于前而貨不加增，士者十倍于前而傭書教授之館不加增”，后果“甚可慮”。他建議開辟土地，進(jìn)行人口遷徙，并且減輕賦稅，厲行節(jié)約，使物盡其用，禁止土地兼并，以求封建制度下的民人“平等”。

由此我們可知，人口過多的情景也在古代出現(xiàn)過，而古代的一些思想家也都對人口的控制提出了各自的觀點。而我國自實行計劃生育以來，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時至今日，地球上的人口已經(jīng)超過了60億，給地球母親帶來了極大的負(fù)擔(dān)。因此，為了使人類能有一個良好的生存空間，控制人口增長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