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史，也有同性斷袖的事例，尤其是在清朝，那么，為什么同性戀多出現(xiàn)在清朝呢？在中國，同性戀的歷史也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華夏始祖黃帝。清代學(xué)者紀(jì)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中說：“雜說稱孌童始黃帝。”中國古代對同性戀有許多稱謂，例如“分桃”(也稱為“余桃”，出自衛(wèi)靈公和他的男寵彌子瑕)、“斷袖”(出自漢哀帝和他的男寵董賢)、“安陵”(出自楚共王和男寵安陵君)、“龍陽”(出自魏王和男寵龍陽君)等。

漢代以前“狎昵孌童”僅為君王貴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晉南北朝，此風(fēng)漸漸普及于士大夫及社會民眾，并且多有歌詠之詞。至唐朝與五代期間，男色之風(fēng)漸衰，但至宋朝又興盛起來，男子公然為娼，聚集于風(fēng)月作坊，招攬生意。元代男色之風(fēng)又衰，到明清時期又復(fù)盛，尤其是清代，此風(fēng)更是甚囂塵上。

那么，清代為何多同性戀呢？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蓄養(yǎng)相公成風(fēng)。這些大戶人家買來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賞玩，稱“男風(fēng)”，小孩被稱為“相公”或“象姑”。這種“私寓”制度，直到清末民初，才有伶人出面倡議而被廢止。

清初詩詞大家陳維崧與優(yōu)伶徐紫云的同性戀不僅不是秘密，而且路人皆知。陳維崧的《賀新郎？云郎合巹為賦此詞》是同性戀文學(xué)史上最具文彩的一首詞：“六年孤館相偎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飏。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zhuǎn)婦隨夫唱。只我羅衾寒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為我，再惆悵。”

故宮博物院里有一本《板橋自敘》，其中鄭板橋就提到了自己有“斷袖之癖”，說自己“酷嗜山水，又尤多余桃口齒及椒風(fēng)弄兒之戲……”余桃口齒及椒風(fēng)弄兒之戲指的就是同性戀。《墨林今話》的作者蔣寶齡也說他“不廢聲色，所得潤筆錢隨手輒盡”。鄭板橋一生養(yǎng)過多個男寵，其做官的俸祿與賣畫所得的錢，有許多是花在此事上了。鄭板橋也曾不無傷感地坦陳“自知老且丑，此輩利吾金而來耳”。

清代著名詩人袁枚年近七旬時還收了年青貌美的男秀才劉霞裳做學(xué)生，師徒偕游，雙宿雙飛，一派名士風(fēng)流。《隨園軼事》對袁枚的龍陽之好有載：“先生好男色，如桂官、華官、曹玉田輩，不一而足。而有名金鳳者，其最愛也，先生出門必與鳳俱。”

畢秋帆是清代著名才子，也是個同性戀者，他一直把妻妾冷落一旁，而在他左右朝夕侍奉的則是他落魄時所結(jié)交的伶官李桂官。清代趙翼的《檐曝雜記》云：“寶和班有李桂官，嬌俏可喜，畢秋帆舍人狎之，得修撰，故李有‘狀元夫人’之目，余識之，故不俗，不徒以色藝稱之。”清代錢泳的《履園叢話》中也說，畢秋帆本好龍陽，他任陜西巡撫時，幕中賓客也大半是同性戀者。畢秋帆的同性戀在清代十分出名，以致清代描寫男同性戀的著名小說《品花寶鑒》的主人公田春航以他為原型。

在太平天國當(dāng)中，諸王頗好男風(fēng)。尤其是東王楊秀清很喜歡這一口，他的寵嬖有侯裕寬、侯謙芳等。他曾經(jīng)閹割幼童以供使役，選擇其中姿容秀麗者傅粉裹足，著繡花衣，號為男妾。

清代著名小說《聊齋志異》第三卷《黃九郎》一節(jié)，有一段聊齋先生“笑判”同性戀的文字，甚為有趣：

男女居室，為夫婦之大倫;燥濕互通，乃陰陽之正竅。迎風(fēng)待月，尚有蕩檢之譏;斷袖分桃，難免掩鼻之丑。人必力士，鳥道乃敢生開;洞非桃源，漁篙寧許誤入？今某從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云雨未興，輒爾上下其手;陰陽反背，居然表里為奸。華池置無用之地，謬說老僧入定;蠻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帥稱戈。系赤兔于轅門，如將射戟;探大弓于國庫，直欲斬關(guān)。或是監(jiān)內(nèi)黃鳣，訪知交于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鉆報于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頓來，固相安矣;設(shè)黃龍府潮水忽至，何以御之？宜斷其鉆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