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都是規矩

如果僅看朱元璋開國時期創立的明朝社會體制，以及那個體制下老百姓的生活，我們恐怕很難把明朝同“豐富多彩”四個字聯系在一起。因為朱元璋所創造的社會體制，是一個等級森嚴、條令嚴苛、管理嚴格、簡樸刻板的世界。

就以穿衣服來說，明朝初期特別是朱元璋統治時代，是一個穿錯衣服后果很嚴重的時期。明朝社會階層有嚴格劃分，不同等級的人群都有各自穿衣服的規定，一旦穿錯就等于是“僭越”大罪，將被國家處以重刑。

但要想不在穿衣服的問題上犯罪，卻也是相當辛苦的，尤其是如果我們以現代人身份穿越到明朝，想要不栽在這條上更是困難。一是要考驗自己的背書能力，明朝穿衣服的規矩極其繁瑣，從發型到服裝無所不包，比如束頭，全國的成年男性都要束發，官員要戴烏紗帽，穿圓領袍，著黑靴。士子百姓要戴四帶巾，穿雜色盤領衣，不得穿玄黃顏色。教坊司樂工要戴青色頂巾，系紅綠帛帶。女性方面，普通老百姓的妻子，可以允許戴銀質首飾并在上面鍍金，耳環可以戴黃金耳環并佩珍珠，鐲子則必須佩帶銀鐲子。樂妓要戴銀角冠，絕不能和老百姓的妻子穿一樣的衣服。

上面的這些規定，只是衣著服飾規定的籠統內容，具體到穿衣的面料、樣式、尺寸、顏色上卻更是條令多多。王公貴族和職官，有權穿著錦繡綢緞，普通老百姓家只準穿著素衣綢緞。商人更慘，只能穿絹和布，有錢也不能穿綢子。

而具體到官員身上，不同等級的官員，穿衣服的規定也是不同的，官員之間身份的差別，主要通過官服上的圖案來界定，官職不同，官服上的動物圖案也就不一樣。文武官員的服裝也有區別。這其中，擔負教育任務的教官們，也有特殊的服裝，各地教官上任，國家都要賜予衣服，同時學校的訓導，也要被賜予冠帶。生員們按規定戴軟巾，腰系垂帶，衣著襕衫。而在生員考取國子監后，則要被賜予遮陽帽，即明朝人所說的舉人圓帽以示區別。不同的衣服，標志著不同的身份，我們如果穿越到明朝去，在大街上不用問，只憑路人的衣服，就可判斷出其身份職業。而我們如果生活在明朝，在不同年齡段，我們所穿衣服的改變也意味著我們人生的軌跡。

和穿衣服一樣，吃飯在明朝，也是有學問的。

明朝人的飲食在明初也有嚴格的等級界限，比起元朝末年的享樂風尚，明朝初年吃什么、怎么吃都是件一不留神就要命的事情。

首先餐具就有嚴格的規定：公侯以及一品二品官員，酒盞要用金制，其他餐具用銀制;三品到六品官，酒注要用銀制，酒盞用金制;六品到九品官，除了酒注和酒盞用銀外，其他餐具必須用瓷。在明朝初年的餐桌上，和穿衣服穿錯的后果一樣，宴會上擺錯一件餐具，也同樣是要被辦罪的。森嚴的規矩下，明初吃飯的內容也很簡單。

比起吃來，明朝人的住房同樣體現了森嚴的等級制。首先是王府的級別，明朝親王的府邸、正門、前后殿、四門、城樓都要用青綠點金裝飾，廊房要用青黑裝飾。而王府的規格乃至房間數目，也都有嚴格規定，親王如果擅自裝修房間，甚至多蓋府邸，那可不是鬧著玩的，重了可以直接被處以謀反大罪。公主的府邸則又有區分，不能用金色裝飾。

官員的住宅規矩更多，根據不同的品級都有不同的規定，不但外觀上區別很大，甚至房間內部的廳堂以及桌椅擺放，規矩也同樣的多。外觀構造上，官員的住宅里不許建歇山轉角、重欄重栱，不許有彩繪圖案。廳堂的房間數量，根據官職的大小也有嚴格區別：一品二品官員家的廳堂，規定有五間九架;三品五品的廳堂，規定有五間七架;六品至九品的廳堂，是三間七架。在屋脊門屋的圖案上，更有嚴格的區別，修錯了房，畫錯了圖案，對于明朝官員來說，很可能就是一輩子全完蛋。

老百姓的房屋，更是不能超過三間五架，連彩色裝飾都更不允許有。對于官員來說，這種住宅規定也是有繼承權的，比如某官員官居一品后去世，他的兒女們仍然可以住在一品官員等級的房屋里。如果房屋的圖案上，出現了諸如日月龍鳳等象征皇權的內容，同樣要以謀反論罪。

明朝這種森嚴的等級制度，在明朝開國之后，構成了明朝森嚴的社會秩序。按照明末歷史學家談遷的話說，也正是這種制度使明初成為了明朝歷史上“犯罪率”最高的朝代。

生活在明初的老百姓，有時候一不留神就會犯法。比如穿錯了衣服要犯法，朱元璋在位時，曾經有軍漢當街踢球玩樂，出汗了為涼快，就把褲腿挽起來，結果一挽褲腿就“違制”了，接著一群公差上來，把這群軍漢抓走，不久后宣判。所有挽褲腿的軍漢挽褲腿的腳都被砍掉。踢球尚且那么大風險，處處都要謹慎。如果生活到朱元璋統治的時代，想想都害怕。

社會福利好

從明初的社會制度上看，穿越到明朝做老百姓，很多方面是很痛苦的。但事實上，無論明初還是明末，做明朝的老百姓，也有幸福的一面——福利好。

在中國歷代封建社會中，明朝是一個社會福利比較高的時代。這個功勞，首先當感謝朱元璋，他的三大福利政策分別是“養濟院”、“漏澤園”和“惠民藥局”。

所謂“養濟院”，就是負責收留城市中的鰥寡孤獨的福利院;漏澤園，就是國家公墓，免費埋葬過世死者;惠民藥局，就是免費醫院，可以免費看病和免費領取藥品。

朱元璋甚至還規定，如果城市里發現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或者是發現了生活不能自理且無人照料的殘疾人，那么地方官就要被追責，輕則撤職查辦，重則下獄問罪。朱元璋甚至還曾經于南京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無家可歸者居住，盡管這項政策，限于封建時代的經濟條件，未能全國推廣，但也算是一項很大的福利。

除了這些福利機構外，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好的很，以“養濟院”為例，凡是被收留的，每月都會給予大米三斗、庫布一匹。以至于許多生活并不貧困的騙子，也假裝窮人被收留進來，且賴在里面不走。而如果遇到水旱災害等情況，對于因此而無家可歸者，明朝更免費給予稻種更牛，并賜十五畝田地。到了明英宗朱祁鎮在位時期，明朝更出臺了世界上最早的國家養老制度——優老之禮，即年滿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國家就要賜予爵位，每月給予生活補貼。

這種全民福利，也造就了明朝3個世紀的凝聚力。即使在部分皇帝昏庸、政治腐敗的時代里，明朝的老百姓對待國家依然體現出了不離不棄的深厚感情，比如土木堡之變后的北京保衛戰，不但明軍三軍用命浴血拼殺，戰前京城的百姓甚至還自發捐錢捐物，支援朝廷。而在戰斗打響后，北京周邊百姓還有人跳上城頭，自發參加戰斗，用石塊做武器投擲瓦剌騎兵。明朝中后期雖然軍備廢弛，但史不絕書的，卻是明朝北方邊境上，邊鎮百姓常常與駐軍合力、死守孤城并擊退強敵的佳話。

奮斗在明朝

如果穿越到明朝的城市，特別是中后期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城市里，那么你的生活將是豐富多彩的。

明朝的市民文化有多繁榮，看看《明史》上的形容就知道了。由于明朝中后期商品經濟發達，人口流動加劇，明朝的城市也高度繁榮。人口數量激增，行業魚目混雜，三教九流云集，在這樣的城市里，一個人奮斗的途徑，也變得日益多樣。

比如說如果你是一個文士，考科舉考不上，放到其他朝代，要么做個教書先生，要么回家種地，很可能清貧一生，放在明朝卻有許多新的出路。比如可以給官員做師爺，給商人做參謀，甚至還可以去給戲班子寫戲。

走在明朝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各色人等：志得意滿的達官顯貴、衣著華貴的商人……甚至連婦女都有許多新職業，比如出入于官宦小姐家的女幫閑等。許多當時造訪中國的歐洲傳教士認定，明朝城市的繁榮程度遠在同時代歐洲城市之上。每一個明朝城市在外人眼里，都是一個充滿誘惑力的花花世界。

在這個世界里做老百姓，奮斗的內容，也是可選擇的。比如如果你要打工，到了一個城市后，首先要找當地的“會館”，也就是由你的老鄉開的招待所，在會館登記注冊后，就可以白吃白住，然后會館負責給你找工作，找好工作后就可以合法在當地自食其力，但是，如果你工作不滿一個月就自己辭職，后果就是嚴重的：名聲算臭了，在當地無法再混了。

明朝城市的工作在當時也是五花八門，除了可以做工人，做傭人外，就算是青皮混混，在城市里也有行業——青手。這個職業有兩個業務，一個是打人，比如收人錢財后替人修理人;二就是替人挨打，比如某人犯了事，要被衙門打板子，不想被打，就可以花錢雇青手替自己挨打，通常挨一次打收費十兩，干這個行業，就算沒膽量打人，只要能咬牙挨打，也絕對有機會發財。

按照當時規定，秀才都有國家補貼，這個到了明末也照樣有，但數目300年來基本沒變，物價卻翻了不知多少倍，這些錢放在明初，足夠給秀才養家糊口，放到明末，卻連喝西北風都不夠。這種情況下，明末的秀才也只好自謀生路，個別沒骨氣的，就要求人接濟，成語“打秋風”就是這么來的。而有骨氣的秀才很多也都轉行，最多的是轉行做生意。明朝中后期，出身讀書人的商賈越來越多，好多還成為了一時的富賈。形成對比的是，許多商人有了錢之后，第一件事是花錢買一個生員名額，以圖有個身份。

士大夫階層有錢有閑

而在那個時代里，生活壓力最小、既有錢又有閑的階層當屬士大夫階層。

明朝中后期士大夫階層的特點，一是極端富裕化，二是極端享樂化。明朝貧富差距的拉大，反映在知識階層——就是有科舉身份和官員身份的士大夫們——生活大多高度富裕，富裕的他們的生活態度也和前人不同。

按照沈德孚《萬歷野獲編》里的說法，明末的士大夫們的人生追求就是享受再享受，奢靡再奢靡。比如吃，那是不惜千金，珍奇野味無所不用其極。又比如穿，極盡奢靡。再比如業余愛好，有喜歡流連青樓的，也有喜歡混跡戲班的，這兩樣在明朝開國時期是絕對不允許的丟人事，到了明末卻成為風雅事。

明朝士大夫們，常有人喜歡為戲班子寫戲，更有人喜歡親自登臺演戲。混跡妓院更是如此，放在明初，官員進妓院鐵定是要丟官的。而在明末，官員進妓院，不但是一件風雅事，甚至還是炒作自己的手段，如果能博得某個知名妓女的青睞，甚至抱得美人歸，那在官場上的知名度鐵定刷刷的漲。典型例子就是娶了柳如是的錢謙益，雖然在當時被罵得要死，結婚的時候花船上一路被人扔臭雞蛋，但名聲算是出來了，后來他一躍成為東林黨干將，和這個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