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燕王的人馬已經到達了南京金川門，建文帝打算出迎，左右人等都散去了，只有幾個貼身侍從在旁邊。建文帝嘆息說：“我沒臉相見啊！”于是在宮里放火自殺了，燕王高風亮節，摒棄前嫌，派遣太監前往救援。可惜來不及了，只從大火中把建文帝的尸首搶了出來。燕王哭著說：“你果然如此癡呆啊，我來是為了幫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渾然不覺，而走上絕路！”

上面這段文字是燕王朱棣干掉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篡奪帝位后，史官運用春秋筆法描寫建文帝之死的“杰出”作品。當我們查閱中國的史書時，最痛苦的事情莫過于遭遇春秋筆法了，那些毫無出處和佐證的歷史根本沒有參考價值。更可怕的是，許多史官在皇權的威懾下胡言亂語、胡編亂造，誤導我們這些后世的閱讀者。

建文帝之死就是一宗無頭案，當時宮中大火也許是真的，但那些描寫是給朱棣臉上貼金。建文帝也許的確活不見人，死不見尸了，這讓他的叔叔朱棣十分煩惱，如果這個侄子還活著，可以逼迫其“退位”給自己;如果這個侄子的尸首找到了，舊帝死了，自己可以順理成章地繼承大統，成為新皇帝。找不到建文帝，朱棣只能編一套瞎話，說這個侄子想不開，放火燒死了他自己，龍椅自然也就該由叔叔來坐了。

朱棣當上皇帝，按說這宗無頭案也就過去了，然而朱棣在位期間，命令手下一位太監率領龐大的艦隊和士兵，劈波斬浪，耗資無數，多次下西洋，讓人不禁疑惑朱棣做這件事的動機，是不是為了尋找那個人間蒸發了的建文帝？

那個七下西洋的太監，就是大名鼎鼎的鄭和。其實他本名不叫鄭和，而是姓穆罕默德，一聽這個姓就不是祖籍中土的人士。實際上，鄭和的祖先原本是中亞貴族，在元朝初年遷到了中國，后來定居于云南，取了一個漢姓“馬”，與穆罕默德的“穆”字諧音。鄭和本名馬三寶，12歲的時候，飛來橫禍，明軍打到了云南，他被抓進了軍營，閹割后做了太監。不幸中的萬幸是，他跟對了主子，進入了燕王府做事，這位燕王，當然就是后來的明成祖朱棣了。

朱棣對這個馬三寶非常賞識，在發動叛亂后，馬三寶還為朱棣立下了戰功，看來這個太監絕非常人。打下江山之后，朱棣論功行賞，賜馬三寶“鄭”姓，改名鄭和，授予四品官職。皇帝賜姓對于臣子來說，是至高無上的榮耀，許多一品大員也沒有這樣的待遇，可見鄭和多么受到朱棣的器重。

永樂三年(即1405年)，鄭和奉皇帝的命令，率領28000余人、40余艘船，從蘇州劉家河出發，開始了第一次下西洋的壯舉。到宣德五年(即1430年)鄭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為止，鄭和帶隊總共7次下西洋，每次的人員、船只規模基本上都和第一次沒有什么差別。按照永樂皇帝朱棣的詔書，下西洋的目的是揚我天朝國威，讓四方蠻夷歸服。不過根據野史透露，“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蹤跡”，也就是說，朱棣懷疑建文帝跑到了海外，所以派鄭和去尋找這個廢帝的下落。

這的確是一個貌似合理的下西洋理由，在儒家思想的灌輸下，古代中國人非常熱衷于維護“正統”，朱棣雖然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但按照正統的說法，朱元璋的位子是要傳給大兒子的，大兒子早死，所以才傳給了大兒子的大兒子，也就是后來的建文帝，皇位根本沒有朱棣什么事兒。

這種維護正統的觀念在古代異常強大，所以一天不能確定建文帝已經死了，朱棣一天都不能安心。這樣看來，讓自己的心腹鄭和興師動眾地去海外尋找建文帝的下落，并不算是鋪張浪費，事關自己的寶座，花多少錢都是值得的。

但是這個理由無法解釋朱棣為什么讓鄭和前后六次下西洋(第七次下西洋時朱棣已經死了)，從永樂三年一直找到永樂十九年。第一次下西洋，鄭和的船隊就已經到了印度西海岸一帶的古里，并在那里立碑留念，碑上刻字“去中國十萬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風，刻石于茲，永示萬世”。如果倉皇出逃的建文帝能跑到比古里還遠的地方，那得在海上以劉翔一般的速度飛奔了。尋找一個生死不明的廢帝，根本用不著下西洋這么多次。

明朝建立的事情，經過朱元璋這么大肆宣傳，早就被東南亞各國所知曉了，本來不需要再去宣傳。不過朱棣篡位之后，為了打扮自己的“正統”形象，還是很有必要再次對外宣傳宣傳，讓國際友人都知道自己是如假包換的明朝新皇帝。

千萬別低估朱棣與鄭和的智力，這一君一臣完全可以位列最精明的一批中國人之列，千萬不要以為，他們只是腦子發熱，才干出這種賠本賺吆喝的事情。不會，絕對不會！這君臣之間一定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鄭和連下西洋，其實是為了執行某些秘密任務。

下西洋行動的總策劃是朱棣，因此我們得站在朱棣的角度來想問題。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皇帝，朱棣要處理的重大問題無非是兩件事，一件是國防，要時刻警惕元朝的后裔——蒙古人卷土重來。朱棣雄才大略，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直面北方的挑戰，并數次御駕親征，大大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實力，使蒙古鐵騎幾十年間不敢越雷池一步。鄭和下西洋顯然和國防扯不上關系。

另一件就是內政了，朱棣面對一個老爸朱元璋留下的難題：差錢。

中國境內金礦和銀礦十分稀少，因此在金屬作為貨幣的古代，一旦中國的經濟有所發展，經濟總量和貨幣總量的矛盾就會日益突出。朱元璋一開始試圖沿用元朝印制紙幣的老辦法，發行大明寶鈔來增加貨幣供應量，與日益增長的經濟總量相適應，結果由于無法控制紙幣的貶值問題，大明寶鈔可恥地失敗了，民間依舊用銅錢作為貨幣。

但是銅錢本身是賤金屬，一枚銅錢的價值很小，在小額交易中銅錢還是很方便的，比如買棵白菜、打瓶醬油什么的，但是經濟越發展，就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大額交易，這時銅錢的麻煩就來了。大額交易對銅錢的需求量非常大，可是古代銅的開采量受到技術落后和銅礦難尋的限制，不能在短時間內提升。同時從鑄造角度看，鑄造一批銅錢和鑄造一批銀幣所費工時基本一樣，但是平攤到每枚錢幣上，銅錢的鑄造成本同它本身的價值相比，就非常可觀了，相反銀幣由于本身價值高，所以鑄造成本相對來說比較低。

更糟糕的是，銅錢不足，同時經濟發展制造出大量的產品，兩相比較就會使得一枚銅錢的購買力大大增加，或者說叫做通貨緊縮，原來一個銅錢能買一斤糧，現在一個銅錢就能買兩斤糧，這對于中國底層的自耕農來說，他們賣糧獲得的銅錢變少了，這可不是好消息。貨幣數量過少，又不開印紙幣，人們就不得不采取繁瑣的以物易物的方式做生意，經濟發展受到了阻礙。

朱棣也許并不會有這么現代的金融觀念，但他迫切需要找到一條發財致富的捷徑，維護大明王朝的統治。北方游牧民族與明朝長期對抗，蒙古高原那邊不可能有什么發財的機會。那么南方的海上有沒有機會呢？假如能夠在海上找到貴金屬比如黃金、白銀的產地，武力搶奪或是和平貿易，都會給大明王朝帶來足夠多的貨幣，國內經濟的差錢窘境也將一舉解決。

作為一個王朝的管理者，一個腦瓜子足夠好使的皇帝，朱棣這樣考慮問題是很自然的事情。看看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觀場面，我們可以繼續揣測圣意，這一方面是為了尋找海外貨幣來源，另一方面是為了向海外宣告，大東亞天朝有限公司擁有強大的實力。

這就是鄭和下西洋的一個秘密任務：找錢，確切地說是尋找貴金屬貨幣，比如黃金和白銀。不過，這個任務是不可示人的，明朝是一個道德至上的時代，你可以悶頭發大財，但是絕對不能宣揚你喜歡錢。如果你說了，就會被儒生們的口水淹死，朱棣本來是造反奪權上位的，名聲已經夠糟糕了，如果再明目張膽地說我派鄭和去找倆兒錢花，簡直不敢想象后世的儒生會用多么惡毒的語言咒罵這個永樂皇帝朱棣。

既然這幫掌握話語權的文人喜歡道德，朱棣就高舉道德的大旗，公開宣布我派鄭和出海是為了揚我國威，讓四方蠻夷歸化天朝。從儒家的正統觀念看，這個理由太主旋律了，于是反對之聲寥寥，背地里，朱棣與鄭和卻務實地尋找發財致富的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