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字懷英，唐代并州太原人，唐(武周)時杰出的政治家。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不畏權貴，輔國安邦，對武則天弊政多所匡正，可謂推動唐朝走向繁榮的重要功臣之一，后人稱之為“唐室砥柱”。

作為曠世奇才，狄仁杰一生政績顯赫，剛正嚴明，其主要功績有：一、勸說武則天立李顯為太子，并為恢復李唐天下作出重要貢獻。在狄仁杰死后，他的學生張柬之發動政變，恢復了“唐”國號;二、為唐朝舉薦了一批優秀人才，如張柬之、桓彥范、敬暉、竇懷貞、姚崇等。時人謂之：“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狄仁杰回答說：“薦賢為國，非為私人也。”一時傳為美談。

久視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慟，武則天聞訊泣言之：“朝堂空也！”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唐中宗繼位，追贈司空;唐睿宗即位之后又封之為梁國公。

與其他宰相級的大政治家不同的是，狄仁杰還以擅長法治而名世。唐高宗儀鳳年間，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剛正廉明，執法不阿，兢兢業業，一年中判決了大量的積壓案件，涉及1.7萬人，無冤訴者，一時名聲大振，成為朝野推崇備至的斷案如神、摘奸除惡的大法官。

有關狄仁杰親身參與訴訟斷獄的記載，在《舊唐書》上有記載，最著名的就是斷“權善才(大將軍)誤砍昭陵柏”案件。據載，權善才時任武衛大將軍，誤砍了昭陵(李世民陵墓)上的柏樹，這個在今天看來只需處以罰款的事卻被高宗李治無限“上綱上線”，說什么使他(高宗)不孝，要殺權善才。

狄公據理力爭，以律法為依據，以委婉卻不失力度的議論語言為武器與高宗辯論，最終以“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以及“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以為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這樣兩方都可接受的語言化解了這場訴訟，救了大將軍權善才的性命。第二件則是“智斗來俊臣”。這次是狄公入獄，為自保而為的。

武后稱制，重用周興、來俊臣等人施以酷吏，他們羅織罪名，陷害殘殺李唐舊臣，狄仁杰亦未能幸免。他入獄后，為避免來俊臣等人施以酷刑，先承認了自己謀反的事實，而后以天氣變化，送冬衣讓家人取出棉花為由，寫下血書，上呈武皇。畢竟，武后是相信狄仁杰的，經過一番討論，狄公終于脫險，被貶彭澤令。

狄仁杰任侍御史期間，負責審訊案件，糾劾百官。任職期間，狄仁杰恪守職責，對一些巧媚逢迎，恃寵怙權的權要進行了彈劾。調露元年(679年)，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寬敞壯麗。

狄仁杰上奏章彈劾韋弘機引導皇帝追求奢泰，韋弘機因此被免職。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狄仁杰毫不留情的揭露其為非作歹的罪行，請求交付法司審理。唐高宗想寬容包庇王本立，狄仁杰以身護法：“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于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戒！”王本立最終被定罪，朝廷肅然。

由于審案公正嚴明，狄仁杰在民間的知名度、美譽度甚高，其形象被民間美化與拔高。清初的時候，已經有一本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風行于世，其主人公就是狄仁杰。雖然里面也有一些歷史事件和人物，但內容基本都是編出來的一個個破案故事。后來有所謂“四大公案”小說，即《狄公案》(狄仁杰)、《包公案》 包拯 、《海公案》(海瑞)、《施公案》(施仕綸)，這一類的“偵探小說”，在社會上影響很大。

這里面，包公是中國人最熟悉的。不過走出國門，名滿全球的，還是狄仁杰。為什么會這樣呢？這得歸功于一個荷蘭作家，他叫高羅佩。

高羅佩，字芝臺，是羅伯特·漢斯·古利克的中文名。高羅佩是荷蘭漢學家、東方學家、外交家、翻譯家、小說家。作為荷蘭職業外交官，他通曉英文、中文、日文、梵文、藏文，德文、法文、印尼文、馬來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古希臘文和阿拉伯文15種語言，曾派駐泗水、巴達維亞、東京、重慶、華盛頓、新德里、貝魯特、大馬士革、吉隆坡等地，職務從秘書、參事、公使到大使。盡管仕途一帆風順，但流芳后世的卻是他的業余漢學家的成就，荷蘭人對中國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應歸功于他對中國文化的傳播。作為一個西方人，高羅佩不但能用白話文和文言文寫出漂亮的文章，還擅長用中文寫作律詩、絕句等近體詩詞。

由于對中國文化的強烈認同和沉迷，高羅佩一心想找一個有教養的中國女子終身為伴。上世紀40年代在重慶任荷蘭使館一秘時，他愛上當時在大使館任秘書的江蘇名媛水世芳女士。水世芳為清代名臣張之洞的外孫女，其父親水鈞韶曾在中國駐列寧格勒總領事館工作，后來任天津市長。水世芳不僅是名門之后，而且是齊魯大學畢業生。1943年，高羅佩與當時22歲的水世芳結婚，以后共有4個子女。

在重慶時，高羅佩除了俘獲中國美人的芳心，還讀到了清代無名氏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他對這部小說中主人公狄仁杰屢破奇案大為折服，繼而把西方偵探小說和中國公案傳奇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較后，高羅佩認識到書中所描寫的中國古代法官的刑事偵訊本領，無論在運用邏輯推理的方法、偵破奇案的能力方面，還是在犯罪心理學的素養方面，比起福爾摩斯、格雷警長等現代西洋大偵探來，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還發現中國公案小說在西方偵探小說問世前，就已在東方盛行了好幾百年，而以探案為題材的短篇故事甚至在1000多年前就在中國廣為流傳，其中英雄人物的形象也早出現在若干個世紀以前古代中國的舞臺上，或被當時的說書人描述得栩栩如生。

他也驚奇地發現中國讀者喜歡讀西方的偵探小說，這些小說在西方水平很低，而且當時翻譯成中文后水平更低了，中國源遠流長的公案傳奇在西方卻屢遭訛傳和貶低，中國古代法官的形象在西方也常受到歪曲和損害，高羅佩對此深為不平。

于是，他想到了將中國文化傳播到國外的一個切入口，開始著手翻譯《武則天四大奇案》———因為西方人特別喜歡偵探小說。高羅佩先是將之譯為英文，又以狄仁杰為主角用英語創作了《銅鐘案》。

他原本準備在中國出版《銅鐘案》的中文本，但由于中國出版商尚未意識到該作品的巨大價值，表現并不積極，高羅佩只好先出版英文本。

沒想到《銅鐘案》在西方大獲成功，在出版商的一再催促下，高羅佩只能繼續收集和組織當時中國民間流傳著的狄仁杰斷案故事。但寫著寫著，他感覺故事性太差，于是干脆自己來編，這下一發不可收，一口氣寫了16個中長篇和8個短篇，所以有了《迷宮案》、《黃金案》、《鐵釘案》、《四漆屏》、《湖中案》等。高羅佩將這些故事集在一起，統稱《狄法官的破案故事》，即《狄公案》。它們在西方引起了轟動，狄仁杰遂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被譽為“中國的福爾摩斯”，贏得了盛譽。上世紀80年代，這部巨著翻譯成中文回到中國，成為“出口轉內銷”的經典產品，在讀者中反響很大。

這部經高羅佩重新編排的中文小說《狄公案》，內容十分廣泛，涉及唐代的司法、政治、行政、吏治、外交、軍事、工商、教育、文化、宗教、民情、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全書均以仿宋元話本體裁寫成，這在世界漢學著作中是獨一無二的，這也是高羅佩對世界漢學發展的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