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伐董卓的關東諸侯當中，袁紹被推舉為盟主，討董軍事行動雖然虎頭蛇尾，但這卻讓袁紹賺足了名聲，再加上袁紹顯赫的家族背景，因而這天下名士一時間蜂擁而至。等到韓馥將冀州讓給袁紹，袁紹就更是兵多將廣，謀士成群。可以說，在三國初期的諸侯當中，真正稱得上是人才濟濟的當屬袁紹。本博曾經論述過袁紹和曹操的謀士，他們的才能并沒有多大的差距，但有一個現象卻不能忽略，看起來曹操的謀士總是意見相同，而袁紹的謀士卻總是意見相左。本來，有不同的意見并不是一件壞事，決策者可以通過比較，更能看清利害關系，從而能夠更加明確地趨利避害，但問題是，袁紹的謀士還要把這種分歧變成爭斗，從而使集團利益受損直至失敗。那么，袁紹的謀士為什么總是善于窩里斗呢？

先看看謀士們是怎樣窩里斗的。

興平二年(公元195)，漢獻帝流亡河東。沮授建議袁紹，應該迎立漢獻帝，將都城安在鄴城。然后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這樣就沒有人能夠征服。可是另一個謀士郭圖卻說，漢朝已經衰落很久了，想把它興旺起來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嗎？如果把皇帝迎來，有事就得上奏，服從皇帝自己的權力就小了，不服從就是違抗皇命，這不是一個好計策。就這樣，袁紹把這件事擱在一邊，等到曹操迎接了漢獻帝，用皇帝的名義來命令他，這才后悔起來。

《三國志》說是郭圖勸說袁紹迎接漢獻帝，建都鄴城，袁紹不采納。是否迎接漢獻帝是當時最大的事情，沮授又是當時袁紹手下職位最高的謀士，這樣大的事情為什么沒有沮授的意見？

當然了，即便沮授和郭圖意見不一樣也不是問題，可到了官渡之戰時，兩人的意見和分歧就變成了爭斗。

袁紹準備南下進攻許都，沮授和田豐等人建議，我們連年征戰，百姓已經很疲憊，這是我們的憂患。不如先向皇帝報捷，使百姓休養生息。如果曹操不讓我們覲見天子，就說他阻隔王路，這樣我們就有了出兵的理由。然后我們就分兵襲擾他的邊境，讓他們不得安寧。這樣經過三年的時間，我們就可以把曹操拖垮，大事就可以成功。郭圖、審配等人說，以明公的神武和河北的兵強馬壯，打敗曹操那是像翻手掌一樣容易。現在不奪取許都，恐怕以后就更不可能了。

這不過是戰略方針問題的討論，也就是采取持久戰來消耗對方的軍事能力，還是采取速決戰來一舉消滅敵人，袁紹傾向于后者并予以采納，于是大軍進攻至官渡。但是，郭圖卻不罷休，還要在袁紹面前進一步詆毀沮授，說：“沮授監管內外，威權震動三軍，如果讓他進一步強盛，又有什么辦法能夠制約他呢？”就這樣在大戰之前，袁紹要將沮授的典軍職權分為三都督，分別由沮授、郭圖、淳于瓊各領一軍。雖然還沒有來得及實行，但內斗的禍患已經埋下。

官渡之戰，許攸隨袁紹在官渡前線，正在相持階段，許攸家里有人犯法，留守鄴城的審配就將他們抓了起來。許攸知道后大怒，就投降了曹操。見到曹操，許攸將烏巢糧倉防守空虛的情況和盤托出，并建議，立即突襲烏巢。如果烏巢糧食被燒，袁紹軍心不穩，必然失敗。曹操采納了這個建議，親率輕騎兵突襲烏巢，燒毀糧倉，袁紹果然潰敗。

嚴格執法本沒有錯，但平時和戰時應該是有區別的，尤其是對于前線的大臣家人。只要不是通敵，這執法還是應該考慮時機的，即便需要立即執法，也應該和最高長官袁紹溝通一致，以便袁紹是否要對許攸采取限制措施。但審配直接就這樣做了，所以說，無論這執法有多么的正確，總掩蓋不了窩里斗的本質。

烏巢糧倉被燒，將軍張郃建議救援烏巢，而郭圖建議進攻曹操大營，結果張郃久攻曹營不下。郭圖為了掩蓋自己建議的失策，反而誣告說張郃作戰不盡力，張郃害怕被殺，帶著軍隊投降了曹操，這就導致了袁紹軍潰敗。

官渡之戰前，田豐和沮授一樣，也是建議袁紹用持久戰消耗曹操，最后達到“廟算制勝”的戰略目的。所不同的是，田豐的建議計劃更詳細周密，因而諫阻袁紹出征的態度也更堅決。袁紹不聽，田豐當眾勸諫，袁紹就將他抓起來關進大牢。失敗后，將士們都說，假如田豐在，也不至于潰敗成這樣！袁紹自己也說，田豐出征前諫止我，我非常慚愧再見到他。逢紀說，田豐聽說將軍您退兵，拍著巴掌大笑，非常高興他前面的話說中了。袁紹于是殺了田豐。

這種窩里斗的狀況并沒有因為袁紹的死而改變，相反，他死后，這些大臣們內斗更加激烈。審配、逢紀拉幫想擁立袁尚，辛評與郭圖結伙打算擁立袁譚。有些人以為袁譚為長，應該成為袁紹的繼承人，而審配、逢紀等人害怕袁譚繼位對自己不利，就說袁紹的意思是立袁尚。等到袁譚從青州回來，看到弟弟袁尚已經代袁紹而立，就自稱是車騎將軍。就這樣，兄弟兩人分裂。雖然在曹操進攻冀州時暫時有所聯合，但仍然是相互提防著對方，等到曹操南征劉表，兄弟倆終于大打出手，最終導致內耗失敗被殺。

袁紹的屬下為什么善于窩里斗呢？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在于沮授、田豐和審配等人是不是忠烈，郭圖、逢紀和許攸等人是不是奸詐，而是在于袁紹自己的昏暗不明。

實際上，在任何一個集團內部都會有不同意見，尤其是在局面復雜渾濁的情況下。從某種方面來說，有不同意見是一件好事，這可以從不同的側面去看待事物，弄清事情的真實面目，從而更加接近事務的本質。假如一個集團的人對于每一件事情都是一個聲音一個看法，這只能造成一個集團的盲目行動，說明整個集團都已經頭腦發昏，反而會對整體利益不利。對于這些不同意見，關鍵在于君主的把握、理解和如何取舍。可以說，袁紹智謀不足、為主不明、心胸狹窄和缺乏決斷造成了屬下的窩里斗。比如說在迎接漢獻帝問題上，“挾天子以令諸侯”和“動輒表奏”之間孰輕孰重，難道他人就不會面臨著這個問題？關鍵在于，袁紹的智謀不夠，看不到這時候漢獻帝的巨大利用價值，而只是把皇帝看成是一個累贅和包袱。等到曹操“拿”到了這個皇帝，這才知道，原來請示不請示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可以皇帝的名義發號施令了。其實，曹操在是否迎接漢獻帝的問題上面臨的問題和袁紹是完全一樣的，但曹操的智慧能夠認識到皇帝的利用價值，知道怎樣免受皇帝的束縛，所以一旦決策，立即行動，親自將漢獻帝迎接而來。

還有，作為一個君主，要知道臣下是為事還是對人。為事，可以讓屬下盡情的發表自己的意見，抒發自己的見解，而對人，則要慎重對待，尤其是對于那些總是把事情引向個人攻擊方面的人，必須有所警惕。封建時代是家天下，主公(皇帝)是最大的財產擁有著，一個人為主公出力，也是為了得到主公以下的最大利益。高明的主公會讓屬下進言盡智，通過論功行賞來讓他們獲取利益，而絕不容許他們損毀他人來“私自”得利。而袁紹，恰恰更多地把精力用在了聽取部下對人的相互攻訐上，這是一個不明君主的顯著特征。比如說田豐一事，怎么就不能聽聽田豐是怎么說？當然，這當中還有一個胸懷問題，可是，難道面子比整個事業還重要？曹操曾經想遷移淮南人口，蔣濟反對，曹操堅持要遷，結果造成了十萬民眾跑到江南去了。曹操對蔣濟不但不是“羞于見他”，還給他升了官。假如田豐地下有知，聽說蔣濟這般待遇，是不是會后悔當初就不該答應袁紹出來當官？即便是當官，是不是也應該像荀彧和郭嘉那樣，跑到曹操那兒去！

在官渡之戰的相持階段，曹操和袁紹內部都有不同意見。曹操軍隊運糧困難，是繼續堅持還是退守許都，意見并不相同。曹操征求荀彧的意見，荀彧說，困難是雙方的，應該堅持，這也正是弄險的時候。曹操馬上決斷，堅持下來。許攸來投，很多人認為是詐降，曹操不但相信這是真的，還按照許攸的建議親率騎兵突襲烏巢。這就是善于決斷，它的后果是不留下部下繼續爭斗的空間。袁紹在官渡，有人要速決，偷襲許都;有人要深溝壁壘，打持久戰，以時間換取勝利。袁紹是一概不接受，形成了進攻不堅決，退守不甘心，駐扎又不嚴密防守的狀況。這種戰守態勢，反應的是軍事上的猶豫不決，正是主帥袁紹智慧不足，不能決斷的真實反映。它的后果就是給部下留下了繼續爭斗的空間。

曹操對手下兩個人評價很高，荀彧和郭嘉，而這兩人曾經都在袁紹手下待過，后來兩人都離開了袁紹，這說明，袁紹自身是存在問題的。所以說，袁紹的部下善于窩里斗，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袁紹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