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時，正是京城官僚由狎男色轉為嫖伎女的開端。據《京華春夢錄》記載：“帝城春色，偏嗜余桃。勝朝來葉，風靡寰宇。今之韓家潭、陜西巷等處，皆昔之私坊艷窟。鼎革后，云散風流都成往事，于是娼家代興。香巢櫛比，南國佳人，慕首都風華，翩然蒞止。越姬吳娃，長安道上，艷幟遍張矣。更考其由，則始于20年前之賽金花。

“斯時南妓根蒂未固，僻處李鐵拐斜街、胭脂胡同等曲徑小巷，地勢鮮宜。韓家潭、百順胡同以東，似均為北妓根據地。鴻溝截然凜不可犯。然潛勢既伏，來者益眾。南之寓公，千里逢故，趨者麋集。而北人亦喜其苗條旖旎，與土妓之質樸濃麗，趣旨迥殊。其后南勢東侵，北勢漸絀。遞嬗至今，則韓家潭且無北妓立足之地。百順胡同、陜西巷亦南占優勢。僅王廣福斜街短巷數扉，猶樹北幟，若石頭胡同本北妓淵藪，比亦臥榻之旁，客人酣睡，喧賓奪主亦可異已。”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北京自清時的男伎鼎盛至衰微，而代之以女妓，從南妓北來至北妓漸絀的形勢，可謂之高度概括。這個時候北方伎女出現了色藝雙全的名妓。

據史料記載，北方的三鳳、萬人迷等均使王公大人、豪商巨賈拜倒在其裙下。當時，京城的娼妓一般還都是北方人，稱北地佳人。據《燕臺評春錄》記載：“都中妓多皖齊燕代產。蓮涇、竹西，絕無僅有。至珠江春色，亦于此一見云。”說明當時京城妓院南方人很少。再者，這段時期里，擅長歌舞音樂的伎女也不多。《燕臺評春錄》還記載：“雅仙能唱南曲，彈琵琶，此他處所弗能及也。蓋南中妓悉能刻官引征，竹肉相宜，令人聽之忘倦，都下多不知歌管。余初至時，置酒尚有肴饌，使出局承應，尚系裙侍飲，尚行令拇戰。近概蠲免，余戲曰：‘實事求是，悃幅無華。’然多見士大夫，舉止大方，是其所長。”由此可見這時的北方伎女多是“專承侍寢”，注重“實事求是”的功夫，咸同年時，早已如此了。

《都門不錄》中，有南腔北調人所做《北京清吟小班竹枝詞》，形象地概括和描述了清代光宣年間，京城及八大胡同中南班與北班的狀況。這兩段竹枝詞，雖像是順口溜的戲作，但對當時八大胡同等妓院的狀況，包括妓院內部的禮儀、服裝、待客、住局、吃喝、陳設、娛樂、出條子等等，記載得十分清楚，成為那段歷史的珍貴的材料和佐證。《京華春夢錄》記載，在八大胡同中，南北兩幫伎女曾“鴻溝儼然，凜不可犯”。“北班”相當大一部分來自旗人，相貌較好，但文化不高;“南班”伎女主要來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風情。清末江浙一帶的伎女移師北京，以苗條的身段，能歌善舞的才情壓倒了“質樸濃麗”的北方伎女，當時人稱“南班”。

這本書的第二篇《八埠艷語》，描寫的一段南妓和北妓的不同十分生動：“妓家向分南北幫。從前界限頗嚴，南不侵北，北不擾南。間嘗評論南北幫之優劣，各有短長。大抵南幫活潑，而流于浮滑;北幫誠實，而不免固執。南幫應客，周旋極殷，如論風頭，則洵非北幫可及。至北幫則除床笫外無他技能，除偎抱外無他酬酢。”伎女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向來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風景。不知從何時起，南北伎女有了如此大的差別。北宋名妓李師師是洛陽人，靖康之亂后逃到湖湘，從此北方再無名妓。

明末四大名妓李香君、柳如是、陳圓圓、董小宛都是江南人。清末民初京師名妓賽金花、小鳳仙也都來自江浙。這里的伎女，以蘇州、揚州或杭州一帶人氏居多，即所謂南班子。南班子的養家，對買來的雛妓，從小即教其練習笙管絲弦或書畫等，所以蘇州、揚州伎女多善蘇州民歌和民樂，有的還會水墨丹青、書法或者詩詞。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一等南班子內伎女中善于琴棋書畫者已為鳳毛麟角，到了40年代，已基本消失了。民國元年后，北班子也曾熱鬧一時，其中伎女大多來自北方各省地，以山西、天津、保定等處為多。

開始時，南班子比北班子占優勢，到了后來，因伎女來源及社會變革的原因，南班子與北班子逐漸融為一體。但各個妓院之南北優劣，仍有分別。賽金花之后，南國佳麗大舉北伐，民國后“北班”甘拜下風。南班的勝利，使得八大胡同檔次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花名冠譽京都。這一地區三鳳、萬人迷是北方佳人的代表人物。三鳳，本是宦門之后，不料父親故后家道中落，遂入娼門。其姿綽約，能言善說，京師狎客無不為其傾倒，一時間芳名大噪，越發風流淫爛，凡遇節令時，必擺盛宴。官僚顯貴都與其關系甚密。最后被人納為妾室，其贖身費達七萬兩白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