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在臨死前，留下了四道遺囑，簡單的說就是：

一、他死后不配天。也就是不要將他的神牌供奉到天壇的皇穹宇和皇乾殿內;

二、他死后，其神牌不升祔太廟。但可以升祔奉先殿，其畫像可以懸掛到壽皇殿、安佑宮;

三、他死后，不要在他陵寢的五孔橋南為他建圣德神功碑;但要把“大清某某皇帝”文字鐫刻在明樓碑上，陵寢名稱刻在明樓碑的背面。碑文不可以有“以圣神功德”字樣稱呼，如果新皇帝要寫歌頌我生平的碑文，則可以把碑文刻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

四、在他死后，只將他生前穿用過的幾件衣服供奉在皇宮內的四執事庫，以示節儉和留念。自鳴鐘殿內一些不常用的硯墨，也沒有必要長期保留收藏。

這四道遺諭看似簡單，但在事實上，卻給剛繼位的只有20歲的咸豐帝出了不小的難題。后來，咸豐帝經過仔細思考，且在諸王大臣的參議下，最終將道光帝的遺諭作了如下的三個決定：

一、道光帝神牌仍配天、升祔太廟。只是從咸豐帝開始，清代帝王不再配天壇。

皇帝死后配天，升祔太廟都是大清國歷代奉行不替的祖制家法，是神圣不能改變的。也是中國歷朝歷代都照辦不誤的成憲，是天經地義的。在民間，老人去世了，還要立牌位供奉起來，按時按節上香行禮，接受后代人的香火。

作為大清皇帝，一代人王地主，豈能死后不升祔太廟？后兩條比較好辦，咸豐帝都照辦了，唯獨這前兩條，使咸豐帝左右為難。

特別是道光帝在遺諭中十分堅決地說：“若繼體之君、顧命之臣不遵朕諭，任意強行，則是甘為我大清之不孝不忠之人矣！”是“誣朕以不德不孝。”是照辦還是不照辦？

在道光帝死后的第三天，咸豐帝下令朝臣們，就這件事進行了一次大討論。參加這次大討論的，上至親王，下至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大家各抒己見，紛紛發言，討論得十分熱烈，甚至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經過20多天的討論，基本上達成了共識：仍遵照以往成憲辦理。也就是仍配天、仍升祔太廟，不按道光帝的遺囑辦。這一意見由禮親王全齡將上奏給皇帝。

咸豐帝看了眾臣的意見后，經過再三考慮，最后決定采納群臣的意見，配天祔廟。同時決定從自己開始，以后各帝不再配天。他降旨將道光帝的第一條朱諭和自己的這道諭旨抄錄一份，懸掛在天壇的齋宮內，永世法守。

二、道光帝的龍泉峪陵寢不再建圣德神功碑樓，將圣德神功碑文按照道光帝的意思，刻寫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為道光帝補建陵寢方城明樓。

道光帝的第三道遺諭，可是一個很令人費解的問題事情。為什么這么說呢？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清楚圣德神功碑及其陵寢功能，也許才能正確理解道光帝的真正用意。

古制，陵寢的功德碑均由后人樹立。是記錄死者一生功德事跡的石碑，為了有保護該石碑和裝飾陵寢作用而建造的建筑，則稱為功德碑樓。因此，圣德神功碑樓，也稱圣德神功碑亭(現在也可以簡稱大碑樓)。

外形是神道碑亭的縮小版本，里面豎有兩通高近7米的石碑，石碑上用滿漢兩種文字鐫刻碑文。圣德神功碑樓的附屬建筑是海墁四角各樹一根潔白晶瑩的盤龍石柱，正式名稱叫華表，也有稱擎天柱的。

在清代陵寢建筑中，只有順治帝及其以前的皇帝陵的功德碑亭才能稱之為神功圣德碑亭，從康熙帝的景陵開始，一律改稱為圣德神功碑亭。知道了圣德神功碑的作用和功能之后，就不難理解道光帝為什么不讓他的兒子給他建造圣德神碑了，因為據說清朝有一個規定，皇帝在位，凡丟失國之寸土者，皆不準樹立圣德神碑。

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致使大清帝國喪權辱國，與西方列強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不但賠償英國2100萬兩銀子，還割讓了香港，不僅沒有了天朝大國的尊嚴，還致使國家領土不完整。

于是，道光帝深感自己沒有功德予后世子孫，更無臉面見自己的列祖列宗，于是他才決定自己子孫不要給自己建造圣德神碑。而道光朝之后的各朝更是割地賠款，丟失了數百平方公里的國土，所以從道光朝開始，其他皇陵陵寢也就不再建造圣德神碑。

雖然能理解道光帝的心情，但道光帝此時復雜的內心世界，卻給人造成了難以完成他遺諭的尷尬境地。圣德神碑不讓建造，卻還有讓寫圣德神碑碑文的意思，并交代把碑文寫在神道碑亭的石碑后面。

按照道光帝的意思，他的神道碑亭又賦予了兼有圣德神功的功能。因為圣德神功碑樓是記述皇帝生平功績的主要建筑，而神道碑亭是內豎鑲刻帝后謚號石碑的方亭。雖然這樣做有些不倫不類。

但也沒有辦法，因為這是道光帝特意交代的，于是，咸豐帝親自寫了一篇有839個漢字的碑文，用滿漢兩種文字，刻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也算是對道光帝遺諭內容的一個部分交代。

如果從節儉和見縫插針的角度說，神道碑亭的石碑后面刻寫功德碑文還算能將就過得去，因為畢竟有一個空白的石碑可以寫字。那么接下來這個有字卻無處下筆的難題，則不可避免的擺在了道光帝兒子面前。

因為道光帝臨死時告訴他的兒子：“我死后，在明樓的石碑正面刻寫‘大清某某皇帝’，用滿文和漢文兩種文字書寫，在這石碑的背面，則可以刻寫我陵寢的名稱。”

清代陵寢里，哪座建筑物叫做明樓呢？

原來，在清代皇陵陵寢后院的石五供北面，有一整座陵寢中地勢最高的建筑物，它常常被稱為方城明樓。其實，這組建筑物是應該分為兩部分稱呼才較為準確，下面南墻正中有洞口的方形建筑物，應該稱為方城。

而建在方城之上的為九脊重檐歇山頂的、四面各有一個券洞的方形碑亭建筑物，則應該稱為明樓。明樓正南向的券洞上、兩檐之間處，懸掛著一寫有“×陵”字樣的漢字匾額。

明樓內正中立有一統石碑，因為碑身被朱砂涂面，所以此石碑被稱為“朱砂碑”，碑頂雕有蟠龍，碑的須彌座上涂抹著五顏六色的礦物色。碑身正面朝南，上面寫有“大清某某皇帝”滿蒙漢三種文字。

明樓地面以特制方形“金磚”墁地，天花板上則繪有“三皇治世”的金蓮水草圖案。明樓四周有通道與方城上的寶城連接，寶城建有垛口，明樓正北面，則是寶頂，寶頂下面就是埋葬有帝后的地宮。

人們很清楚的記得，在營建龍泉峪陵寢時，道光帝曾先后兩次諭承修大臣撤去方城、明樓。他又多次親臨龍泉峪閱視陵寢，并在建成后還親自參加了兩位皇后的安葬儀式。

既然慕陵未建明樓，樓內的朱砂碑也就不會存在。那么，既然沒有石碑，怎么能鐫刻某皇帝清漢之名？又怎么能在碑陰鐫刻陵名？道光帝的陵寢沒有方城明樓這件事情，他應該是最清楚的，可他為啥還留下如此令人迷惑不解的諭旨呢？

如果不是神魂顛倒，失去理智的話，那就只有一種解釋，即對于慕陵沒有方城、明樓這兩座建筑物這件事情來說，道光帝后悔了，但又不好意思明說，只得采取這種暗示的方法，由嗣皇帝在他死后為他補建方城、明樓。

是不是道光帝在臨死的時候，頭腦真的發昏，記不清楚自己陵寢有還是沒有明樓這件事情了。據分析，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道光帝在臨終前留下的這四道諭旨。

不但文字多達千言，并且個個還說得條理清楚，頭頭是道。這表明，他當時的頭腦是清醒的，神志是正常的。因此說，這道遺諭的用意就是暗示嗣皇帝為他的陵寢補建方城明樓，而且他的兒子也是這么認為的。

咸豐帝即位以后，對其皇父的這道遺諭開始也是迷惑不解，后來終于悟到了道光帝的用心。于是，他派大臣到東陵、西陵調查各陵規制，結合慕陵的具體情況。

擬定了改建寶城，添建方城、明樓的方案。準備據這些大臣們擬定的方案，為道光帝陵寢單獨修建方城、明樓，以備將道光帝臨死時候留下的心愿圓滿答復了結。

現在，國家圖書館里還珍藏著這些大臣們擬定的《現擬慕陵寶城一座等略節》規制，和以及由樣式雷的后人繪制的龍泉峪陵寢的方城明樓規制圖紙：

方城一座，見方四丈八尺，城身高一丈四尺四寸五分。月臺面寬五丈二尺，進深五尺、明高五尺。隧道口長八丈一尺七寸五分，面寬一丈八尺。馬尾礓面寬四丈八尺，進深一丈四尺。

重檐明樓面寬一丈九尺七寸，周圍廊深五尺，下檐柱高一丈四尺二寸;臺明高九寸，臺明至(方城)垛口五尺一寸。寶城進深十三丈八尺，面寬十一丈六尺，城身高一丈一尺四寸五分。

就目前看到的被擬定的龍泉峪陵寢方城明樓尺寸來說，與其他陵寢的方城、明樓相比較，規模體制明顯收小。即使是這樣，道光帝的龍泉峪陵寢的添建方城明樓的方案也并未付諸實施，根據當時的具體形勢分析，其原因可能有兩點：

第一點，鴉片戰爭后，清室內憂外患，財用匱乏，又值昌西陵鳩工，帑金甚重，道光帝奉安典禮亦需糜費百萬銀兩，再耗用巨資改建龍泉峪陵寢，自然財力很緊張，屬于經濟困難。

第二點，龍泉峪陵寢地宮內已經葬有道光帝的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及咸豐帝生母孝全成皇后靈柩，且奉安時間很長，一旦興工，必至驚動地下久睡的亡靈，屬于大不敬大不孝，實為不宜。

此外，龍泉峪陵寢規制已然屬于特殊案例，現在即使改建，也難同清代其他各帝陵規制，反以其方城、明樓規制遠遜先前諸帝后陵的方城、明樓而有失帝王的尊嚴，于是干脆不補建方城明樓，反而會比補建更有尊嚴，效果也會更好。

所以，道光帝的龍泉峪陵寢最終也沒有方城明樓這組建筑，咸豐帝只是最后把龍泉峪陵寢的正式名稱刻在了陵寢內石牌坊上，并且還將道光帝的一首詩，刻在了石牌坊的北面，以示該陵寢名稱的來歷。

三、咸豐帝對道光帝的第四道遺諭，處理起來還是很容易的，按照道光帝的意思，找了幾套穿過的衣服，供奉在皇宮內的四執事庫里面，并且自鳴鐘殿里面也不在收藏歷代的硯墨。

縱觀咸豐帝對道光四個遺諭的處理情況，第一道諭旨雖然這次沒有得到落實，但在咸豐朝則開始得到了徹底執行;第二道諭旨沒有落實;第三道諭旨得到了部分落實，另外的那部分則以變通、打折扣的形式。

也被執行了;第四道諭旨得到了徹底執行。這種被執行的結果，目前來看，還算是比較圓滿的完成了道光帝交代的任務，想來道光帝在九泉之下，也應該比較滿意了，要知道，這也花費了咸豐帝和大臣們很多的腦力勞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