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一些死抱“華夷之辨”的士大夫，在著作中處處表露憎恨清廷、思念明朝的思想感情。康熙時期的浙江“東海夫子”呂留良即是其中之一。

湖南永興人曾靜原是縣學生員，因考試劣等被革退，于是放棄舉業在本地教書，失意無聊之中常雜記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對呂留良寧可削發為僧也不赴清之薦舉的事跡深為敬仰，于是在其著《知幾錄》、《知新錄》中多有抒發憤懣的“悖逆”文字。

曾靜還將思想付諸行動。雍正五年(1728年)，曾靜派學生張熙到呂留良家鄉去訪書。此時呂留良已過世。張熙于途中聽到手握三省重兵的川陜總督岳鐘琪已上書指責雍正帝(實無此事)。這使希望“變天”的曾靜產生了將要“變天”的感覺。他決定以岳鐘琪為策反對象。

雍正六年，曾靜與張熙商擬策反信，派張熙前往投呈。九月二十六日傍晚，張熙在陜西西安的一條大街上，攔住正乘轎回署的岳鐘琪。岳鐘琪接過書函，見封面所寫收件人名號是“天吏元帥”，不由十分詫異，當即把投書人帶進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連忙拆讀書函。原來，“天吏元帥”是寫信人對岳鐘琪的敬稱，寫信人自稱“南海無主游民夏靚遣徒張倬上書”。信中對雍正帝極盡責罵之詞;又認岳鐘琪為岳飛后裔，以岳飛抗金的事跡激勵岳鐘琪，勸他掉轉槍頭指向金人的后裔滿洲人，為宋、明二朝復仇。

岳鐘琪是雍正帝破例重用的漢大臣，早就遭到部分滿洲貴族的忌恨和猜疑;但雍正帝仍對他格外信任，當然會令他感恩圖報。然而，“張倬”心存警戒，無論是套供還是動用大刑，均不肯實說。次日，岳鐘琪單獨見“張倬”，假意與之盟誓，表示愿意聘請“夏靚”同謀舉事。“張倬”信以為真，于是將實情通通說了出來。

案情弄清之后，雍正帝在震驚之余，一面作朱批贊揚岳鐘琪，一面傳諭捉拿呂留良親族、門生和曾靜、諸“同謀”及各家親屬。雍正六年十一月，雍正帝又派刑部侍郎杭奕祿到長沙審問曾靜等人。經過一番攻心戰，曾靜當場痛哭流涕，俯首認罪;后來又照清廷的安排寫了悔罪頌圣的《歸仁錄》，頌揚雍正帝得位之正和勤政愛民的圣德。

雍正七年，所有在押人犯被解到京師等待最后處理。成竹在胸的雍正帝得意地向寵臣田文鏡、鄂爾泰說：“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傾耳以聽可也。”雍正帝的處理方式真可謂奇特：

曾、張案件中牽涉到大量“反面材料”，其中最觸目驚心的是曾靜列舉雍正帝謀父、逼母、游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侫的“十大罪狀”。按理說，這類材料應該嚴格保密，可雍正帝卻有意公開。他下令編輯兩年中關于此案的《上諭》，附以曾靜口供及其《歸仁錄》，合成《大義覺迷錄》一書，讓大量“反面材料”公開成書。

雍正帝命免罪釋放曾靜、張熙，同時宣布將來繼位的子孫也不得誅殺他們。理由是：岳鐘琪已與張熙盟過誓，岳是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曾靜遣徒投書，使朝廷得以順藤摸瓜，查出謗言的制造者。這樣說來，曾靜當“有功”。

《大義覺迷錄》刊印后，雍正帝下令頒發全國所有學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曾靜到江寧、蘇州、杭州等地，張熙到陜西各地去宣傳這部奇書，為雍正帝作宣傳。

然而，雍正帝駕崩僅兩個月，雍正十三年十月，已經繼位尚未改元的乾隆帝即違背父訓，公開翻案，于十二月下旨把曾靜、張熙二人凌遲處死。當初雍正帝的寬容，是為了顯示自己光明正大，問心無愧。而乾隆帝這樣做，說明他極不贊成雍正帝對此案的處理。本來，禁毀謗書才是封建統治者的一貫立場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