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愷是怎么死的？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后，國民黨內各派系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其中，黨內“左右派”之爭尤烈，右派對廖仲愷的不滿與日俱增。最終，仇恨左派的“陰謀家們”，在舉行了多次秘密會議之后，于1925年8月20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將廖仲愷刺殺。“廖案”不僅是一場悲劇，更是國民黨歷史上一樁懸而未決的疑案。

廖仲愷的危機

“廖案”發生前夕，廣州正處于多事之秋。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統一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廖仲愷不僅身處時代的風口浪尖，更深陷派系紛爭的漩渦之中。他因何被刺殺？社會輿論普遍猜測：

一是“反共產”勢力所為。在國民黨內，廖仲愷“容共”態度鮮明，他甚至公開批評那些反對“容共”的老黨員名為老革命，實為反革命。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內反對共產黨人的呼聲愈來愈大，一時甚囂塵上。因此，輿論普遍認為“廖案”是“反共產”勢力暗中制造的。

二是反對汪派掌權者所為。孫中山逝世后，圍繞著國民黨最高權力的第一輪角逐，是在胡漢民、汪精衛兩人之間展開的。1925年7月，經過驅逐滇桂軍閥劉(震寰)、楊(希閔)以及一番臺上、臺下的較量后，廣州國民政府宣告成立，由汪出任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成為國民黨內的一號人物。當時廖仲愷采取“擁汪”立場，在以汪代胡的過程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然而，驅逐滇桂軍閥和改組政府牽涉廣泛，并對大局產生了震撼性影響。汪派排胡出局易，而排除胡的政治影響難。因此，汪不免身陷危局，包括廖在內，都成為滇桂軍閥及擁胡派勢力之眾矢之的。

三是敵視、破壞工農運動的勢力所為。1925年6月爆發的省港大罷工，是中共廣東區委發動、并得到廣州國民政府支持的反帝愛國運動。廖仲愷實際參與了對省港罷工的策劃和指導，他不但以黨政高官的身份對罷工給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幫助，甚至公開出任省港罷工委員會的顧問。而后，省港罷工遭到港英等多種勢力的反對與抵制，身為罷工之“堅強后盾”，廖無異于將自己置于罷工的反對者、破壞者的刀刃之上。

可見當時的廖仲愷，確已卷入漩渦中心，處于高危地帶。柳亞子1935年6月所撰廖仲愷紀念碑的“碑文”，稱廖“以一身而系革命前途之安危”，真是恰如其分。上述任何一種理由，都可能使廖招致殺身之禍。唯是之故，“廖案”從一開始就被社會輿論認為是一宗在廣州政局十分動蕩的時段發生的、與政海波瀾的起伏密切相關的政治謀殺案，是有道理的。

胡漢民兄弟的嫌疑

“廖案”發生后，身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的胡漢民，一開始就被認為是涉嫌人物。有反廖言論的胡毅生很快被鎖定為重要追查目標，這條線索隨即追到胡漢民的頭上。胡漢民于是更被牽進案中，被懷疑是刺廖的主謀。汪精衛妻陳璧君回憶說：“全市嘩然，謂殺廖君者，必為胡漢民。”在“廖案”的涉嫌者中，胡氏兄弟首當其沖。

那么，胡氏兄弟與“廖案”的關系，到底怎么樣呢？

胡毅生之涉嫌“廖案”，是因為他有反廖言論。作為自我辯解，胡毅生自陳公開罵廖不等于陰謀刺廖。胡毅生潛逃后曾致書汪精衛，辯稱其反廖言論是在公開場合說的，“然一面公然罵廖，一面秘密殺廖，同人雖愚，寧至于此！”

但到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6年1月)時，胡毅生似乎淡出了辦案者的視線。陳公博在那次大會上曾應代表要求，以“廖案”特別法庭檢察委員的身份，作“關于廖案檢察經過”的報告，陳對胡毅生的定性，僅僅是“無聊政客”四個字。他當時公布了一份“廖案人犯”的名單，無論是在“主要的”還是“間接關系”的部分，都剔除了胡毅生之名。

稍后，“廖案”檢察委員會《關于廖案之公判請求書》和陳公博在特別法庭上的“論告”詞，也都沒有提到胡毅生。眾所周知，國民黨“二大”是查辦“廖案”呼聲最高的時候，胡毅生在這時以及稍后特別法庭的審訊中，悄然消失于辦案者的視線之外，應當不是偶然的。

這里需要說到，在“廖案”發生將近一個月(9月15日)后，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央常會上，公開為胡漢民辯解，說胡對此案“毫不知情”，“何能代為負責”？為胡將來復出作了保留。到國民黨“二大”時，不過幾個月時間，因西山會議派的出現，胡的政治地位便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從一位因涉嫌“廖案”而被放逐海外者，變成了汪、蔣的“統戰對象”。在缺席的情況下，胡在國民黨“二大”上高票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并增進中央常委。這是因為汪、蔣需要爭取胡漢民共同對付西山會議派的緣故。這一點，應當就是胡毅生之所以被“廖案”特別法庭的檢察官、審判官“忽略”的原因所在。從此，不僅胡漢民在國民黨內的“領袖”地位沒有改變，而且事過境遷，胡毅生還當上了國民政府委員、“國大”代表和“總統府”顧問。看起來，胡氏兄弟涉嫌“廖案”的那筆歷史舊賬，在國民黨人那里，已經忘得差不多了。

雖然胡氏兄弟因為上述的政治形勢而脫身，但歷史的謎團不會就此煙消云散。1926年2月，鮑羅廷在北京向蘇聯使團談及“廖案”時說到：當有人問胡漢民“是否該干掉廖仲愷”時，“他的回答是沉默不語”。陳公博1939年所撰《苦笑錄》一書，提到“廖案”發生前，一名叫李天德的鐵血團成員問胡漢民：“外間有人說先生要殺廖仲愷，是不是？”當時“胡先生不答”。身為“廖案”檢察官的陳公博，雖然在法庭上“忽略”了胡氏兄弟，但事過之后，他所提供的這段材料，卻與鮑羅廷當年對蘇聯使團所述，何其相似乃爾﹗鮑、陳均據而認為胡漢民是刺廖的“默許”者。陳公博還明白地說：“自然不是胡先生當面指使兇手，但團體里醞釀暗殺廖先生，而胡先生不加制止，這是事實。”

故胡氏兄弟與“廖案”的關系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說到“廖案”，人們總還會想到他們兄弟倆。他們的“歷史問題”，還在那里擱著。

蘇聯顧問介入“廖案”緝兇

自革命實踐幾度嚴重受挫之后，孫中山深切地認識到“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必要。他贊成“容共”，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國革命的經驗，振興國民黨的意圖。1923年5月，共產國際派遣鮑羅廷到中國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不久即被孫聘為國民黨組織訓練員，參與起草國民黨黨綱、黨章及組織法等工作。1925年7月，鮑羅廷更是憑借高等顧問的身份，正式進入廣州國民政府的決策核心。

面對“廖案”這一突如其來的重大變故，鮑羅廷作出兩個判斷：其一，他認為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后的國內外狀況和蘇聯剛成立不久的情況極為相似，因此，可以將蘇聯的經驗最大限度地在中國發揮作用;其二，“現在孫文不在了，廖仲愷逝世，胡漢民無實權，汪精衛不得力，蔣介石因為沒有經驗經不起考驗，于是鮑羅廷下了決心，要使廣州的革命事業受他直接而公開的指導”。(三石善吉《廖案與鮑羅廷的戰略》)基于此，鮑羅廷決定分兩個階段將國民政府內部的右派、反革命分子一網打盡。從某種意義上說，“廖案”恰好給予鮑氏一個絕好的機會。

其策略的第一階段是將蘇聯的經驗最大限度地在中國發揮作用，亦即提議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主持緝兇事宜，并“授以政治、軍事及警察一切全權應付時局”(《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記錄》1925年8月20日)。然而，所謂的特別委員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呢？簡而言之，便是蘇聯H·K·(CheKa，中譯名為“契卡”)的中國版。“契卡”的正式名稱是“全俄肅清反革命、投機及怠工行為人民委員會議會的特別委員會”，后改稱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鮑羅廷希望將特別委員會打造成“革命之劍”，以此來捍衛新生的廣州國民政府。

其策略的第二個階段便是提議在“廖案”的真相尚未查明的情況下，立即按名單逮捕反對“容共”政策的右派政客。對此，鄒魯回憶說：“特別委員會看了這名單，就問鮑羅廷說，毫無證據，怎么拿辦。他竟說，政治上只問政見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幸蔣先生和許崇智竭力反對，我和胡(漢民)、鄧(澤如)、謝(持)諸先生，才能夠免膏虎口。”但最后，特別委員會還是判定胡漢民雖不負法律上的責任，卻負有政治上的責任，責令其赴蘇聯“考察”，實為政治流放。

綜上所述，在鮑羅廷的積極干預下，“廖案”不僅成為其反擊右派的口實，更奠定了此后汪精衛主黨、蔣介石領軍的權力架構。

廖仲愷是中國國民黨的左派領袖，他和孫中山的相繼去世，使得國民黨告別了相對穩定的“孫中山時代”，走進了充滿變數的一段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