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買旗人的房子可以分期付款，而且付款的期限和條件都很寬松，如果是買漢人的房子，就享受不到這種優(yōu)惠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點：

第一，旗人當初置業(yè)的時候就已經習慣了分期付款；

第二，民國建立后，旗人丟了靠山，成了弱勢群體；

第三，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黨北伐那十多年里，大多數(shù)旗人都在拋售房產。

咱們先說第一點。

理論上講，旗人在清朝是不用勞動的，他們是征服者，同時也是統(tǒng)治者，清廷從全國百姓身上榨取血汗，為旗人分房子、分田地，為旗人發(fā)餉銀、發(fā)糧食。旗人高高在上、混吃等死，什么工作都不用做，只需要時不時地操練一下，以便隨時鎮(zhèn)壓漢人起義即可。

但清朝的財政并不寬裕，至少從乾隆年間開始，旗房就不再是完全意義上的免費發(fā)放了，而是先把房子分下去，再從旗人的餉銀里分期扣除房款。比方說，北京某旗人成家立戶，需要住房，清廷在正陽門外分給他一套房子，作價白銀一百兩，此后十年內，內務府每年都會從其餉銀中扣除十兩。

太平天國起義時，南京旗營被燒，后來起義被鎮(zhèn)壓下去，返回南京的旗人沒有房住，清廷給他們撥付地皮，讓他們自己蓋房。旗人沒錢，清廷遂發(fā)放無息貸款，待房屋建成，再從各人餉銀中扣還貸款，分六年還清。

所以對旗人來講，為了房子分期付款(實際上是分期扣工資)是再尋常不過的事，他們當初分房和蓋房的時候可以分期，別人從他們手中買房的時候當然也可以分期。

再說第二點。

清朝沒滅亡那會兒，旗人的勢力大了去了，且不說入關之時的大屠殺，就是在所謂的定鼎以后，也經常發(fā)生滿臣欺壓漢臣、旗兵欺壓漢兵、旗人老百姓欺壓漢人老百姓之類的故事。到了清朝末年，北京的漢人房東出租空房，其租房廣告上還不忘寫上四個字：“貴旗免問。”只要你是旗人，哪怕是把祖產都賣光了的破落戶旗人，也休想租我的房子，為啥？怕你欺負我！魯迅青年時去南京上學，騎著馬經過旗人聚居區(qū)，旗人小孩拿石頭扔他，因為在旗人小孩的心目中，漢人只是為旗人服務的奴隸，根本不配騎馬。

可是清朝一完蛋，旗人就歇菜了。以南京為例，據(jù)1913年江蘇省都督府發(fā)布的公告：“當義師光復之際，正土匪猖獗之時，藉端報復者有之，乘機奪掠者有之，該旗民如豚如犬，任人蹂躪，迨夫嚴申禁令，始克保全余生。”平日里受盡欺壓的漢人起來報復旗人，土匪和小偷也來趁火打劫，旗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如果不是民國政府趕緊制止，恐怕全國各地都會發(fā)生大規(guī)模流血事件。

當旗人遭到報復之時，魯迅去南京教育部就職，再次從旗人聚居區(qū)經過，故地重游，這回卻再也沒有旗人小孩朝他扔石頭了，倒是有一兩個旗人老太太在沒有門窗的破屋里蠕蠕而動，看見有人來，“驚懼如小鼠，連說沒有什么，沒有什么”。

上回說到，1912年10月，一個名叫羅務本的南京市民購買旗人多壽的房子，到1915年才付清余款，且各項雜稅全由賣家多壽掏腰包。多壽為何接受這個有點苛刻的條件呢？就因為他成了弱勢群體的一分子，不敢不接受。

最后一點，就是辛亥之后旗房的“恐慌性拋售”。

民國初年社會秩序一度有些混亂，全國發(fā)生過幾起報復旗人的事件，但規(guī)模都很小。用魯迅的話說：“漢人大大的發(fā)揮了復仇手段了嗎？并不然。”仍以南京為例，旗人代表曾向臨時政府訴苦：“辛亥變更前后，凡我旗民七千余，慘死過半。”經臨時政府核查，南京旗人原有不到七千人，事后剩余兩千人，其中四千多人逃到上海，死亡者僅九百人，而這九百人當中又有三百多人死于自殺(在江寧旗營點燃炸藥集體自殺)，實際死于報復和搶劫的，只有五百多人。

五百多人也是一個血淋淋的數(shù)字，這個數(shù)字給全國各大城市的旗人都敲響了警鐘，使他們惶恐不安，其中一部分有能力逃亡的旗人選擇了遷徙，遷往香港、上海、天津和其他一些有租界保護的城市。

人走了，房子自然要賣掉，所以民國前期各地旗房都在拋售，以至于成交價格壓得極低。像民國四年(1915年)，北京鑲白旗滿洲明昆父子出售阜成門內王府倉胡同的四合院，十一間瓦房，只要一百五十塊大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