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律令》是呂后當政期間確立的一部完整法律條文，它的出現為漢朝初年經濟的復興提供了堅實的保障，更是為之后漢武帝橫掃匈奴奠定了基礎。

據李學勤等專家對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分析，那里的“二年”應為“呂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而就在這部距今2188年的漢代“律令”中，我們可以找到若干漢代女子充當戶主、女子可以繼承夫爵、子爵和財產等法律條文。因而，在沒有新的考古發現之前，我們可以把《二年律令》視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涉及保護女性權益的成文法。

首先，在《二年律令》中有女子可以充當戶主的法律依據。如《二年律令·戶律》規定：“民大父母、父母、子、孫、同產、欲相分予奴婢、馬牛羊、它財物者，皆許之，輒為定籍。孫為戶，與大父母居，養之不善，令孫且外居……孫死，其母而代為戶。令毋敢逐夫父母及入贅，及道外取其子財。”從這一法律條文看，漢代明確規定了男戶主死后，其“大父母、父母”可繼承和分享他的“奴婢、馬牛羊、它財物”;在作為戶主的兒子死亡后，其母亦可“代為戶主”。這一規定從法律上確立了女性(祖母、母親)在男戶主死亡之后的正當權益。

其次，在《二年律令》的《置后律》中，“女子”的繼承權問題和立戶條件也有著詳細的法律依據。如：“□□□□為縣官有為也，以其故死若傷二旬中死，皆為死事者，令子男襲其爵，毋爵者，其后為公士。毋子男以女，毋女以父，毋父以母，毋母以男同產，毋男同產以女同產，毋女同產以妻。諸死事當置后，毋父母、妻子、同產者，以大父，毋大父以大母與同居數者。”從這一法律條文看，漢代已明確規定因公受傷致死的男性，可以“令子男襲其爵”并繼立為戶主，在沒有子男、父親、祖父、男同產的情況下，女兒、母親、女同產、妻子和祖母可以依次享有繼承爵位、充當戶主的權力。

再次，關于尚未出嫁的女戶主，在出嫁后如何恢復對原有財產的控制和恢復其戶主身份，《二年律令》中的《置后律》也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如：“女子為父母后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棄妻，及夫死，妻得復取以為戶。棄妻，畀之其財。”以這條簡文看，漢代已明確規定，凡因父母死亡而繼承戶主的女性在出嫁時，其田宅可以納入丈夫的田宅范圍，但如果兩者的宅舍不是比鄰，則妻子的宅院不能納入丈夫的家中;如果該女子被遺棄，那么，她便可以在丈夫死亡之后，重新索回自己的田宅、財產，并且重新獲得戶主地位。

最后，關于丈夫死亡、由寡婦繼立成為戶主后，如何享有田宅和爵位的問題，《二年律令·置后律》也有明確規定。如：“寡為戶后，予田宅，比子為后者爵。”再結合“女子比其夫爵”的簡文就可認定，在漢初，如果寡婦繼立為戶主和繼承人，國家按律授予田宅，并且可以比照以子男繼承亡父戶主和爵位的相關權益。

結合1999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長沙走馬樓吳簡所反映的相關材料看，以女子為戶主的現象在孫吳初期的長沙郡臨湘侯國中亦存在。所以，從歷史的延續性規律來看，西漢初年到三國孫吳初年的400多年里，出現漢初保護“女子”繼承權及家庭控制權方面的嚴密法規與孫吳時期“女戶”的存在，都不是歷史的偶然，它充分說明“女戶”現象實際上是漢魏時期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在經歷幾十年戰亂之后，漢初社會不僅存在著大量的以女子為戶主的“女戶”現象的可能性，而且也正是這些可能性的存在，為漢代國家制定相關法律條文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基礎。所以，漢初國家之所以在嚴禁“為人妻者不得為戶”的律令條件下，能夠制定出詳細的法律法規來嚴格保護寡婦、女兒、母親、女同產和祖母在財產繼承權和家庭控制權方面的權益，并不是偶然的歷史現象，而是順應漢代社會時代要求所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