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查良鏞的到來，喬冠華當然表示歡迎，但也坦白相告：“外交部的確需要人才，不過，一個受過國民黨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難會被吸納。”說到這里，喬冠華頓了一下，又道：“當然，也不完全沒有希望，但惟一的渠道就是要先到中國人民大學受訓，在適當的時候入黨，這樣才能正式進入外交部工作。”

查良鏞小時候的理想是：當一名外交官。抗戰后期，他如愿考進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查良鏞看不慣一些國民黨職業學生在大學里橫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俠仗義”，打抱不平。

誰知，他的“俠舉”惹了禍，校方勒令他退學。“查少俠”只好離開校園，浪跡江湖……本來，在祖父查文清的經歷中，查良鏞便已朦朧感受到“外國人欺負中國人”的屈辱。而現在，就在眼前，日本人正橫行于中國的半壁河山！

這一切，使得這個成長中的少年在學業之外會更多地去想：將來自己能為改變這一切做些什么？換句話說，這時查良鏞想的是：什么職業在維護一個國家的尊嚴上做得更直接呢？以一個少年特有的天真和浪漫，查良鏞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要做外交官。

他相信，沒有比外交官這份職業能更好地實現他的報國之愿了！此外，選擇“外交官之路”，其實與查家作為名門望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畢竟，外交官這一高貴身份，可與查家的名分相配相稱。

查良鏞以及家人當然不會不考慮到這一點。抗戰后期，查良鏞如愿考入了當時設于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這個學校是國民黨用以培訓政治干部的地方。這里畢業的學生多被派往各地當縣長;而查良鏞所讀的外交系，畢業后大都被派往國外，進而成為使節。查良鏞正是沖著這一點報考的。

進了大學校門，查良鏞一如往常，全心撲在學業上。他像小學、中學一樣，繼續保持著班上的第一名。一年級讀完，教育長程天放在“總理紀念周”的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上學年全校總成績最高的是外交系一年級學生查良鏞。”重慶當時是國民黨政府的首都。當時正值國共兩黨為一致對外抗日而進行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除了國民黨的要員外，中共的要員周恩來等人也聚集重慶。

共產黨當時在重慶辦一份報紙《新華日報》，影響很大。喜歡讀書看報的查良鏞偶爾也有機會看到這份報紙。因為他讀的是外交系，所以對國際形勢、對當時正在進行的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非常關心。

報紙上有關這方面的報道和評論，查良鏞都不會錯過。其中，他最為喜歡《新華日報》上每兩周一次的“國際述評”專欄。這個專欄由當時著名的政論家喬冠華撰寫，用的是“于懷”筆名，內容是分析國際最新形勢，評述戰爭進程。

這些評述文章，立論精辟，文筆瀟灑自如，給查良鏞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他后來創辦《明報》，親自撰寫國際評論時，還時常想起喬冠華的那些精彩絕倫、熱情洋溢的評述文章。

被聯合高中開除后，查良鏞很想乖乖地當個好學生，埋頭書本，不理別的事，多讀點書。但查良鏞所想顯然與當時的特定情境難以合拍。有句話形容說：“偌大個中國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試想，大半個中國正戰火紛飛，怎么可以奢望“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那般的寧靜呢？可查良鏞偏偏有這樣的奢望。正值戰時，又是這樣一個性質特殊、使命特殊的學校，校方自然對學生頗多管束。盡管查良鏞對校政一樣不滿，卻沒有興趣參與學生對抗校方的政治活動。

至于學生中派系斗爭，查良鏞更是不聞不問，避之千里。或許，少年之老成終歸有限;亦或許查良鏞終于悟出“讀書歸讀書”僅僅是一廂情愿;總之，查良鏞沒能讓自己的“不聞不問”堅持到底，并且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事情說來簡單。當時學校中有不少國民黨的職業學生，橫行校園。一日，這些職業學生又與其他學生沖突，在人群中打了還不夠，又將幾名學生領袖揪到學校操場的舞臺上打，說他們是“異黨分子”(即共產黨)。

這時，冷眼旁觀的查良鏞再也看不過眼了，便將此事向學校投訴，責問校方何以容忍那些職業學生的劣行，甚至進而與領導黨務的訓育長激烈爭辯，態度自然“惡劣”。不聞不問倒也無事，一問一辯便出了大禍。

校方給查良鏞投訴的回復是：勒令退學。沒有理由，也不需理由。一夜之間，查良鏞的“外交官之路”戛然中斷。與在聯合高中被開除，轉個學校再讀有著很大不同的是，被中央政治學校勒令退學的查良鏞，現在卻必須就地找個工作來做。

好在他有個叫蔣復璁的表兄是中央圖書館館長(他是蔣百里的侄兒，后來到臺北后當臺灣故宮博物館館長)，憑這層關系，查良鏞得以在館里的閱覽組掛了個職銜，拿點薪俸。

這實際成了查良鏞步入社會的第一份職業。閱覽組的工作是辦理取書還書登記，兼以維持現場秩序。工作時間是下午2點至夜晚10點。

對查良鏞來說，這份工作十分輕松。而最讓他滿意的，是可以借工作之便大量讀書。這期間，查良鏞細讀了英文原著的司各特小說《撤克遜劫后英雄傳》，以及大仲馬的《隱俠記》、《基督山恩仇記》等。老話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查良鏞在校園里沒法尋到一方安靜的書桌，給人趕出校門，卻得了一塊安靜讀書的大好天地。

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段時間的閱讀，對日后查良鏞的武俠小說創作著實有著不小的影響。1945年，抗戰勝利。查良鏞隨家人一起回到家鄉。當時，查良鏞21歲，正是闖天下的年齡。

所以，在家里歇過幾日，查良鏞便告別家人，匆匆上路。他先來到杭州。很快，他在當地的《東南日報》找到工作，做外勤記者。《東南日報》當時的社長是汪遠涵。汪是一位好好先生，對查良鏞很器重。至今，查良鏞與汪遠涵還時常有書信往來。查良鏞自中學時代便四處投稿，《東南日報》即是其中之一。

1948年查良鏞被調派至香港《大公報》

他之入杭州《東南日報》，是由上海《東南日報》副刊主編陳向平推薦的。這是查良鏞與報業的第一次接觸，從此，便跟報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據查良鏞后來憶述說，匆匆告別家鄉后直接找了報社做，是因為“本身對新聞報業有著濃厚興趣”。事實上，在《東南日報》的工作，只是查良鏞給自己安排的一次實習，同時也為他后來進入《大公報》做了熱身。

查良鏞的目標是去上海發展，杭州只是過渡。果然，做了不到一年時間，查良鏞辭了《東南日報》的工作，轉去上海。這時，他的堂兄查良鑑是上海市法院院長，并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做兼職教授。通過堂兄的關系及自己在中央政治學校的學歷，查良鏞進入上海東吳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

這一決定表明查良鏞仍對“外交”這一職業充滿憧憬，希望能有機會讓他曾中斷的“外交官之路”再次鋪展。然而，政局的混亂已使查良鏞的希望變得渺茫，甚至學業也難保障。

到1946年，解放軍迫近長江北岸，上海大多數學校匆匆轉移，一般學生不經考試就算畢業了。

48年底，查良鏞被派往香港《大公報》工作。“身無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鏞從此就得靠自己的雙手打天下，而他與《大公報》幾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開始。

1946年秋，上海《大公報》在全國范圍內公開招聘三名國際電訊編輯。正是這次招聘，開始了查良鏞與《大公報》之間20年的恩怨情仇。

《大公報》是一張歷史悠久的報紙。該報于1902年6月創刊于天津，創辦人是英斂之，其辦報宗旨是“開風氣、啟民智”。1925年停辦，到1926年9月1日復刊，由天津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任社長，胡政之任經理，張季鸞任總編輯，報紙標榜“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在創刊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大公報》只是一份純商業報紙，只靠發行和廣告收入來維持。風格獨特，頗受中產階級和企業知識界人士歡迎。“九一八”事件后，《大公報》積極鼓吹抗日。1936年，《大公報》上海版正式出版發行。但抗戰全面爆發后，天津和上海的《大公報》都停止出版，轉而在漢口、香港、桂林、重慶另起爐灶。

抗戰勝利后，上海、天津的《大公報》相繼復刊。上海《大公報》這次招聘，正是在它復刊之后不久。當時，在國內眾多的報紙中，《大公報》銷量雖非最大，然而是地位最高、最有影響力的。

所以，查良鏞從報紙上看到《大公報》上海版招聘編輯的廣告，就決定前去應聘。

由于《大公報》的聲望很高，所以應聘者多達3000人，當時要經過筆試和面試，而查良鏞最終還是以其出眾的才華被錄用。當時，查良鏞尚在東吳法學院修習，所以，最初他在《大公報》是兼職。

1947年后，形勢每況愈下，全面內戰爆發。年底，胡政之專門組織了較年輕的班子，親自帶隊到香港恢復出版《大公報》，以求異地發展。

《大公報》香港版于1948年3月15日復刊后，查良鏞被調派香港。自此，名門之后的查良鏞便以一個“異鄉”人的身分，遠赴香江，開拓他未知的人生旅程。

1948年，查良鏞24歲。依照民間的說法，這一年正是查良鏞的第二個“本命年”。所謂“本命年”，來自十二生肖。每人都有一個屬相，或牛、或馬、或羊……總之，隨著12年一個輪回，一個人的12歲、24歲、36歲等等如此類推，都屬“本命”之年。有關“本命年”，民間講究頗多。

諸如認為“本命年”最多兇險，需系以紅腰帶或穿紅背心避邪之類;但也有這樣的說法，即：一個人一生中至為關鍵的幾步如轉折、發跡等等，又往往發生在“本命年”里。

有好事者更搜集相當數目的例證以支持這一說法。把這一說法信手引來用到查良鏞身上，或許有牽強附會之嫌，但卻不失為一個有趣的角度。不管怎樣，正是在查良鏞的第二個“本命年”--1948年，查良鏞奉《大公報》調派去了香港。

后來的事實證明，這是查良鏞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個轉折點。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大公報》的這次調派，查良鏞后來在香港的傳奇便也無從談起。沒人知道那個“本命年”里查良鏞是否系了紅腰帶，甚至，連當年查良鏞決定來香港時，到底是怎樣的心境，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謎。

1948年的中國，國共兩黨的較量已日趨明朗。較之局面混亂的上海，遠在南端的香港自然不失為一塊可以靜觀其變的局外之地。由此來看，以查良鏞當時鮮明的“不問政治”的行世原則，選擇避開混亂，似乎可以成為他樂于赴港的理由。

此外，對一個只有24歲的青年來說，這樣一個去陌生之地白手開拓的機會，顯然是有足夠吸引力的。于是，查良鏞欣然按受了調派香港的任務。

人已成年，全憑自己作主，給家人通報此行僅僅是例行公事。在查良鏞來說，雖是遠赴香港工作，心境上卻也與平時出外度假沒有太大差別。這天，行裝簡單的查良鏞登上了上海飛往香港的飛機。

不知是走得太匆忙還是別的什么原因，飛機起飛后查良鏞才突然發現自己身上竟一分港幣也沒有！查良鏞暗想：這不是笑話嗎？飛機倒是坐得起，可下了飛機卻連坐巴士的錢都沒有！邊想邊急出了一身冷汗。

也巧，查良鏞的鄰座剛好是他的同行--香港《國民日報》的社長潘公弼。潘公弼見查良鏞神情異樣，忙問究竟。查良鏞如實相告。“哈哈！這還不好辦？！”說著，潘社長掏出錢包，又道：“借你10塊。”查良鏞連聲道謝。

正憑了向潘社長借來的10元港幣，查良鏞才搭船過海、再坐出租車來到了報社。這段經歷查良鏞至今難忘。

1993年，他在一首詩中以“南來白手少年行”的詩句感嘆當年。這已是查良鏞“身無分文走香江”45年后。常說：白手打天下。比照查良鏞今日之輝煌，實在想像不出初到香港時，他竟是身無分文！

這不是活脫脫的“白手打天下”嗎？想來小說家們精心設置的情節也不過如此罷了。

和在上海《大公報》時一樣，查良鏞在《大公報》香港版繼續做國際電訊翻譯并編國際新聞版。查良鏞初來乍到，僅是報館一小職員而已，倒也并不在意香港是何情形。相反，大陸那邊的巨變是真正令他關注的。

僅僅在他南來香港一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這一變化也直接波及他所供職的《大公報》。《大公報》見大勢已定，便轉而向新政府靠攏，于1948年11月10日發表《和平無望》的社評。

自此，在香港的《大公報》也轉而成為“左派”報紙。時局的演變，并不影響查良鏞繼續做他的電訊翻譯，但在內心，他知道自己并不安于這樣平淡。他在等待機會。

查良鏞孤身北上 卻沒能當上新中國外交官

垂頭喪氣返香港了圓自己的外交官之夢，查良鏞毅然拋妻離職，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門”。他興沖沖地找到喬冠華。誰知結果是垂頭喪氣地南回香港。盡管查良鏞給一紙“勒令退學”斷了外交系畢業后再做外交官的可能，可他仍心存夢想，再入東吳法學院進修國際法;盡管進了報館做的是他有興趣做的工作……但這一切都未能剪斷他的“外交官情結”;找機會做個外交官仍是他心中最大的抱負。

就在查良鏞做電訊翻譯和編國際新聞版的同時，他也念念不忘地經常在報上發表有關外交及國際法方面的文章。

1949年11月9日，也就是新中國正式成立一個多月后，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體員工4000余人宣布起義，脫離國民黨政府，接受中共政權領導。

11月，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衡陽鐵路局發表聲明，稱“前粵漢、湘桂黔及浙贛各區鐵路局所轄鐵路存港器材、物資、汽車、款項均為人民國家所有，嚴禁冒領及私自承購”。而臺灣國民黨方面也曾派員到港，打算處理上述那些資產。

國共雙方因此發生爭辯。就在國共雙方就此問題爭持不下的時候，查良鏞根據他以前學過的國際法知識，寫了一篇長文《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于11月15日和18日分兩天在《大公報》發表，闡明中央人民政府擁有鐵路部門在香港的資產。

這是查良鏞在《大公報》上發表的第一篇國際法論文。自此，他寫的這方面文章就時常出現在《大公報》上。由于查良鏞在這方面十分用心，因而文章寫得頗有見地。

盡管未在香港獲得什么反響，卻不期然在日本東京得了一個知音。這知音名叫梅汝璈，乃中國國際法的權威人士。梅汝璈曾任東京戰犯法庭中國首席大法官，與英國、法國、蘇聯等盟國的法官在東京審訊二次大戰的日本戰犯，并參與判處戰犯東條英機死刑的審訊，所以頗有聲望。

梅汝璈是在東京讀到查良鏞的文章的，發現很有見地，便格外留意起來，并記住了查良鏞的名字。

一次，路過香港，特地約了查良鏞見面傾談。

當看到前來的查良鏞竟是一年輕后生，此后又讀了查良鏞的幾篇用英文寫的國際法論文，梅汝璈更加歡喜，暗自慶幸自己發現了一個可堪造就的人才。梅汝璈是國民黨員，但鑒于他的聲望，大陸解放后，中國外交部仍邀請他為顧問。

梅汝璈在盛情之下離開東京，趕到北京。還在路上，梅汝璈就想到：剛成立的外交部急需人才，而他印象深刻的查良鏞再合適不過。

一到北京，梅汝璈便急急給查良鏞發了電報，說自己身邊沒有好助手，希望查良鏞能到北京協助他工作。收到電報，查良鏞十分高興。這不正是自己苦苦追求、殷殷期盼的嗎？終于可以一圓“外交官之夢”了！天賜良機，怎可錯過？！查良鏞即刻作出決定：北上！

在查良鏞北上一事中，有一段插曲。查良鏞這時已經結婚成家。由于查良鏞的私人生活十分隱秘，絕少向外人提及，只能分析推斷：在查良鏞的三次婚姻中，這是第一次。極可能查良鏞是在內地結了婚，再帶太太南下。

據說查良鏞的這個第一位太太來自養尊處優的家庭，因而十分在意生活水準。當查良鏞攜太太從內地南來香港時，最初作為報館的小職員，每月薪金200多元，雖說維持基本生活不成問題，但卻讓養尊處優慣了的太太頗有怨言。

到后來，查良鏞的月收入加上稿費達到800多元，太太才稍感滿意。可恰在這時，查良鏞決定北上，這一決定，遭到了太太的強烈反對。

但查良鏞已不肯回頭。和當時所有懷有一腔報國熱情的年輕人一樣，查良鏞覺得家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為國家做點事。他沒有理睬太太的反對，堅持把太太安頓回了娘家。以致夫妻關系從此惡化，并導致后來以離婚告終。

從這段插曲中，可見查良鏞北上的決心之大、之切！查良鏞風風火火滿懷希望地北上了！

這是在1950年。后來有人形容說，那時，查良鏞上穿方格恤衫，下著牛仔褲，一身小資產階級打扮，獨自興高采烈地去了紅色北京。

到了北京，查良鏞見過梅汝璈后，便去外交部找到當時任周恩來秘書的喬冠華。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喬冠華曾作為中共地下黨員在香港秘密工作過一段時間。1946年，他又受中共組織委托，再次到香港來，創辦了新華社香港分社，任第一任社長，直到1949年底才返回北京。

其間，他時常在《華商報》等報刊發表國際問題評述文章，查良鏞很佩服他的文才。到了后來，《大公報》“左傾”后，喬冠華幾乎每周都與《大公報》有關人員開座談會，交談國際、國內形勢，磋商編務。

每次座談會，查良鏞與喬冠華都能碰面。相熟之后，兩人頗感意氣相投。除喬冠華外，當時外交部還有位部長助理楊剛女士，她曾是《大公報》駐美特派員，既認識查良鏞，也很欣賞他的才干。

對查良鏞的到來，喬冠華當然表示歡迎，但也坦白相告：“外交部的確需要人才，不過，一個受過國民黨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難會被吸納。”說到這里，喬冠華頓了一下，又道：“當然，也不完全沒有希望，但惟一的渠道就是要先到中國人民大學受訓，在適當的時候入黨，這樣才能正式進入外交部工作。”

看著查良鏞不解的表情，喬冠華又提議說，如果不愿去人民大學，可以改為到人民外交學會工作。他解釋說，人民外交學會屬外交部的外圍機構，專門負責與外國的聯絡。如果經過一段時間工作，黨會視其表現而決定是否吸收入黨，然后才決定能否進外交部。喬冠華一番話，猶如一盆冷水劈頭澆下，令查良鏞感到失望。

但查良鏞仍抱有一線希望。他想：受訓就受訓吧，只要能到外交部工作就行。于是，喬冠華很快為他安排好入讀人民大學的手續。因為這是干部培訓學校，所以每個入學的人都要先寫自傳。這時，查良鏞突然覺得自己北上的決定是大錯特錯了！

查良鏞后來說：“我愈想愈不對勁，對進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樂觀。自己的思想行為都是香港式的。對共產黨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黨。而且，一個黨外人士肯定不會受到重視，恐怕很難有機會作出貢獻……”至于去外交學會的建議，查良鏞也不愿采納。

查良鏞像當時決定北上一樣，迅速而堅定地做出選擇：回香港！

許多年后，查良鏞嘆道：“事后回想，深覺當時天真，外交部的工作人員，豈可容納非共黨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