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受漢族文化影響的日益加深，佛教信仰也開始在契丹貴族階層中間流行。遼廷已不再把佛教看作是漢人的事情，而是自覺地效法唐代帝王的奉佛故事，利用佛教為其政治服務。這一點，在諸多規模宏大的遼代佛教建筑遺構中均有體現，我省的義縣奉國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原文化，越來越多地濡染著契丹人。

遼代佛教逐步興盛

奉國寺位于我省錦州市義縣城內之東北隅，自山門以內，沿中軸線自南至北依次有牌樓、無量殿、大雄殿等主要建筑，除遼代遺構大雄殿外，其余皆為清代重建。奉國寺大雄殿曾被梁思成先生譽為“千年國寶、無尚國寶、罕有的寶物”，雖后代多有修葺改建，但學界仍公認其大木結構乃為遼開泰九年（1020年）奉國寺初創之時的遼代原構。

大雄殿殿身面闊九間，進深五間，單檐廡殿，斗拱比例雄大，屋檐高峻，氣勢非凡。殿無論是規模與形制，抑或鋪作以及用材等，均已達到現今所知古代遺構的最大極限。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物研究所資深古建筑專家杜仙洲先生發表 《義縣奉國寺大雄殿調查報告》稱，“奉國寺大雄殿木構建筑，千年仍平直挺健，是我國建筑史一項極為光輝的成就。 ”

遼自圣宗朝以后，其佛教進入全盛期，史稱圣宗對“道釋二教，皆洞其旨，尤留心釋典”。而奉國寺大雄殿之始建年代恰在圣宗時期，其時佛教之盛，在諸多規模宏大的遼代佛教建筑遺構中均有所體現，義縣奉國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魏道儒說，契丹人本沒有佛教信仰，隨著對外征服戰爭的擴大，契丹人接觸到漢族和女真族的佛教。為了使被擄掠的漢民能夠在遷徙地穩定生活，契丹統治者開始容許佛教的存在和發展。

阿保機即位的第三年夏天，詔命左仆射韓知古在龍化州大廣寺建碑，以紀功德。神冊三年，又下詔建立佛寺。

當“燕云十六州”這些佛教興盛的地區被納入遼的版圖之后，又有了真正意義上的遼代佛教。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佛教信仰開始滲透到契丹人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與契丹人的原有宗教信仰相互融合。

世宗、穆宗和景宗（947年—982年）這三朝，遼代佛教逐步發展起來，而圣宗、興宗和道宗（982年—1101年）這三朝，則是遼代佛教的百年興盛時期。

“遼以釋廢”有何根據

魏道儒認為，就遼歷代帝王對佛教的態度而言，基本上走了一條從信佛到佞佛的發展路線。特別是道宗耶律洪基（1055年—1101年）對佛教的尊崇、沉醉和癡迷尤為突出。根據《遼史·道宗本紀》中的資料，咸雍四年（1068年）二月，他頒行自己撰寫的 《華嚴經贊》；咸雍八年（1072年）七月，頒行自己書寫的華嚴五頌。此外，他還著有《華嚴經隨品贊》等。太康元年，他命皇太子寫佛書。

遼代寺院大多有相當規模的地產，其主要來源是社會的捐獻，特別是遼帝室、貴族的大量施舍。例如，圣宗次女秦越長公主舍南京（今北京）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時施舍田地百頃，民戶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又施舍錢13萬貫。蘭陵郡夫人蕭氏施中京（內蒙古大名城）靜安寺土地3000頃，谷1萬石，錢2000貫，民戶50家，牛50頭，馬40匹。還有些寺院，并沒有直接獲得朝廷或富豪的土地捐賜，而是通過社會捐獻的錢財購買土地，置辦莊園。

遼代寺院一般都比較富裕，僧尼生活優裕。特別是一些大寺院，可以說是富可敵國。在道宗末年，政府財政困難，出現了寺院向國家捐獻的現象。遼代佛教僧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他們所享有的某些特權，只有以后元代的喇嘛教僧人可以相比。所以，民間愿意出家為僧尼的人很多。

道宗時濫度僧尼的情形臻于極致，僧侶人口數量達到了高峰。學界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遼代總人口約近千萬，道宗時的僧侶人口約占總人口數的3.6%。與遼同時代的北宋，其僧侶人口的最高峰是真宗天禧五年，僧侶人口占總人口數也不過0.92%。當時，這已經遭到朝中有識之士的強烈批評，認為當時僧侶數量之眾，已經到了國家財政所無法承受的地步。

出使遼國的蘇轍，對這一點看得更清楚：“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此言道出了在佛教的長期濡染浸潤下，契丹人由強健變為文弱，遼王朝由雄盛轉為衰微，國勢由此一蹶不振。以致最后竟不敵以2500人起兵的女真，走向覆亡。

對于遼代佛教的消極影響，金末元初，在士大夫階層中流行著“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說法。 1247年，忽必烈召見金朝遺老張德輝，曾就此說法征詢他的意見，張德輝著力闡述了他對“金以儒亡”的不同看法，而對“遼以釋廢”一語未予置評。

內憂的遼抗不住外患

歷史上，完顏阿骨打起兵滅遼是遼滅亡的直接原因，但遼以那樣一種“打不過人家”的方式覆滅，與其內部的“不安”也有很大關系。

耶律阿保機通過契丹族的世選制成為契丹迭剌部首領，從而登上契丹政治舞臺創立了遼。世選制是契丹固有的傳統，與“立嫡以長，不以賢”的世襲標準不同，是采用一定范圍的“擇選”方式來選出領袖，并有任期限制。所以，當他將皇位繼承權限定在其直系后代，改變了這一“世選制”傳統后，便遭到了同樣具有世選權利的親兄弟的挑戰。其后，他任命長子耶律倍為皇太子，但遭到以皇后為首的各大草原部落阻撓，耶律倍最終未能以太子身份登上皇位。

此后，遼的幾位皇帝——耶律德光、遼世宗、遼穆宗、遼景宗也都是以世選方式登上皇位。直到遼景宗在外戚和漢族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冊封太子，封建世襲制度才真正在遼確立，但世選派的影響仍然很大，遼興宗、遼道宗、遼天祚帝三朝內部的激烈權力斗爭都與此有關。從歷史角度看，世選制和世襲制兩派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并由此導致遼內部的激烈權力斗爭，這也是遼滅亡的原因之一。

此外，遼的邊疆政策也留下后患。遼初統一東北的渤海國后，主要方略轉為南侵中原，因此對東北地區采取了“遷人棄地”的做法。在遼初，這是正確舉措，但在中后期，這里的軍事力量就顯得薄弱，《契丹國志》載：“景宗乾亨元年，自東丹國南遷，契丹經營河朔，不復顧。 ”

隨著遼國疆域的不斷擴大，契丹人口數量卻沒有相應地快速增加，可是遼的統治者沒有注意到其中的利害關系，反而在其統治的廣袤區域內，分地建城，派兵駐防，如此一來，遼的經濟壓力增大。到遼中期，這一問題已經日漸顯露，成為擺在遼統治者面前的一大難題。

大安九年（1093年）冬，蒙古族部落首領磨古斯率軍進犯，遼軍與之展開血戰。雖取勝，但也付出巨大代價。同時，由于遼將更多力量投入西北防務，東北轉而采用羈縻 （jīmí籠絡懷柔控制之意）統治策略，更多依靠女真部族首領維系對女真各部的控制，這就為其后女真起兵滅遼埋下了伏筆。

雖然遼名義上仍保持對東北的管轄，但實際上，遼統治者很少干預這里的事務，各小部族紛紛自立，特別是女真部族發展很快，逐漸形成了幾個大的女真部落集團。最終，遼天祚年間，東北女真變亂，遼國隨之土崩瓦解。

族群失散了，文字失傳了，文明失落了，這一切似乎發生在一夜之間。于是，我們忍不住想問：那個曾經強盛的王朝，真的存在過嗎？當我們尋訪在遼沈大地，我們忽的有一種感覺：他們留給我們的或許不僅僅是一份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