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寶珊，原名許惟豫，學名文弼，乳名顯萬，1903年7月31日生于湖北省漢川縣楊集鄉許家村一個沒落宦官家庭。父親許菊軟，清末進士，民國初年，任國民黨湖北省議員，后辭職回鄉任教。徐寶珊有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長期受嚴父的教育和影響，他奮發向上，刻苦好學，受到父母喜愛和鄉鄰的器重。徐寶珊18歲那年，族里興力私學堂，鄉鄰都力舉他當教師，徐寶珊就在灣里從業任教。

徐寶珊擔任教師后，在教學中極力反對八股文，主張學習新文化，他因人施教，向學生灌輸一些愛國、變革社會的思想。村里每逢婚喪嫁娶之事，都喜歡請他去幫忙，他利用這些機會宣傳新文化、新思想。有一次，灣里許天祥訂婚請他寫“八字”，他邊寫邊講一些婚姻不能自主和婦女裹腳的事，用謀事在人的道理駁斥儒家的天命觀。許天祥的妹妹許元英，受徐寶珊的影響，同封建禮教作斗爭，掙脫了裹腳的折磨和痛苦。徐寶珊因親近鄉鄰，灣里老少都非常尊敬和愛戴他。

徐寶珊踏上社會，耳聞目睹喪權辱國之恥，暗暗立志要為改變中國這個黑暗的世道出力。1923年春，他到武漢求學深造，考入董必武創辦的武漢中學。

武漢中學當時是宣傳革命的陣地，陳潭秋、惲代英、李漢俊、劉子通、黃負生等都在這所中學講課，宣傳革命思想，培育革命人才。徐寶珊親聆他們的引導下，開始閱讀進步書刊，如《新青年》、《向導》、《湘江評論》、《學燈》、《覺悟》等，逐步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1925年，他積極投入武漢各界人民罷工、罷市、罷課、游行活動，反對英、日帝國主義，反對直系軍閥吳佩孚和湖北督軍蕭耀南的反動統治。

1926年春，徐寶珊同一些熱血青年一道，回鄉從事革命宣傳活動。當時，災荒連年，兵匪橫行，捐稅繁多，農民苦不堪言。漢川、擔山、瑞鶴洲等地已興起了農民運動，成立了農民協會。仙女區是徐寶珊的家鄉，他回鄉后，結識了黨派往仙女區指導農民運動的省特派員向日升。在向日升的幫助和指導下，他擔任了仙女區農民協會秘書。他走村串戶，發動農民打土豪、分財產。他宣傳共產黨的革命主張，用生動的比喻講述農民必須組織起來的道理。在他的宣傳發動下，新廟鄉很快成立了農民協會。但他父母不理解他的行動，見他日夜不歸，就罵他“野人”、“拋家不顧”，不讓他出去。他不顧父母的阻攔，仍然參加農民協會組織的懲治土豪劣紳的斗爭。一天下午，許家村召開骨干分子會議，會上徐寶珊揭露大地主許大雙的反對農會，咒罵農會會員的罪行，激動了許家村農民的氣憤，紛紛要求除掉這個地頭蛇。組織起來的1000多農民，在徐寶珊的率領下，舉著紅旗，扛著鋤頭，背著沖擔，團團圍住許大雙的住宅大院，不停地振臂高呼：“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許大雙！”一部分農民砸開院門，沖進屋里捉住許大雙，將他五花大綁押到許家祠堂前。徐寶珊站在一張方桌上講話，揭發大地主許大雙剝削壓榨農民的罪惡，宣布分掉許大雙家的財產，頓時全場沸騰起來，口號聲震天動地。大家將許大雙戴上高帽，牽著游鄉，并點火燒掉了許大雙的莊園。農民從這次懲治土豪劣紳的斗爭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增加了斗爭勇氣，農民運動迅速形成高潮。徐寶珊經過農民運動的鍛煉和考驗，由向日升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初，徐寶珊投筆從戎，同魏昌奎等24人一道，被縣農民協會選送到武昌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四集團軍教導大隊受訓。7月，他隨受訓人員開往江西，參加了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起義軍作戰略轉移時，徐寶珊被編到警衛大隊，隨隊南下到達汕頭，后因患疾病離隊。當他返回武漢尋找黨組織時，湖北省黨組織被破壞，他只得逗留武漢，伺機尋找同志接上關系。當年隆冬的一天早上，他在街上被四處尋找他的父親拉住，一同到漢川、云夢、應城三縣交界的長江埠王家橋親戚家中，幫助管賬。他父親把他隱藏在這偏遠的地方，感到心里踏實。可是，徐寶珊傾心革命，不畏白色恐怖，仍利用給三庵寺和街上商戶寫對聯的機會，四出活動。后來他與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金秉衡、李向文等取得了聯系，便經常裝扮成商人、貨郎、磨剪刀人，繼續開展革命活動。1928年7月，原漢川縣委書記程棣華、羅四維等人來到川、云、應三縣的邊界，以汪才清等人在道人橋南開辦的“同泰福秀油棧”為中心點進行活動。在恢復橋北、橋南、長江埠、楊家垸、蔥擔溝五個黨支部的基礎上，徐寶珊積極協助他們建立了川云應臨時縣委，并擔任縣委委員。旋即，縣委與省委取得聯系，程棣華遵照省委指示，組建漢川中心縣委。徐寶珊繼續留下工作，擔任漢川中心縣委執委、川云應縣委書記。

1929年初，徐寶珊調省任巡視員。因共青團省委書記萬家佛叛變，孝感縣黨組織和京漢鐵路沿線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徐寶珊被派到孝感縣領導革命工作。他來到孝感小河后，與孝感縣委負責人劉紀堂、衛祖圣等取得聯系，在小河東岳廟迅速組建了孝感中心縣委，他任中心縣委書記。2月，他領導一支十幾人的游擊隊在會亭河、觀音巖一帶活動。經過秘密策劃，他們把小河民團團總葉開文抓住，收繳了20條槍，擴大了游擊隊，鼓舞了群眾。3月，平漢路西季家店農民開展抗租、抗丁、抗稅、抗捐、抗債斗爭，他派冷鶴皋帶赤衛隊殺死大地主周精明，打垮季家店清鄉團，取得了“五抗”斗爭的勝利。為鞏固蔡家畈、小河一帶根據地，4月12日在毛家垴成立了十二區蘇維埃，接著孝感縣革命委員會成立，推動了鄂東北地區革命運動的發展。

當他在孝感開展革命活動的時候，川、云、應縣委被敵破壞，他父親聞訊趕到長江埠，但他早已離開了。他父親四處尋找，好不容易在黃陂打聽到他的下落。見面時，他父親再三勸他一起回家，徐寶珊好言安慰父親，給了幾十塊光洋的路費，最后說：“您不要再找我，不改變這個世道，我決不回家！”

1929年4月，他以孝感中心縣委書記的身份同劉紀堂一起參加了“五委”聯席會議。會議決定建立鄂東北特委，他為特委執委。為發展孝感游擊戰爭，他從特委帶回30多人的武裝到小河，在王家店、小河溪至二郎店、王洋店一帶創建革命根據地。

徐寶珊剛來到鄂東北時，正是鄂豫邊區人民在特委領導下走上工農武裝割據道路的時期。隨著鄂豫邊區工農武裝割據地區的日益鞏固和擴大，特委不僅要領導擊退敵人的“圍剿”和“會剿”，而且要排除革命內部存在的不良傾向和干擾。徐寶珊適時向特委提出要建立布爾什維克化的黨的建議，并協助特委在反對恐怖，建立鐵的紀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委接受了他的正確意見后，徐寶珊夜以繼日地編寫黨員的教材，起草《黨員須知》，舉辦黨務干部學校輪訓黨的干部，進行黨的紀律教育。他用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與精神武裝干部戰士，提高他們對黨的認識，加強他們的組織紀律觀念，糾正了不良傾向和“懲辦主義”行為，建立了鐵的紀律。黨對鄂豫邊工農武裝割據的領導進一步得到加強。

在鄂東北的艱苦斗爭中，徐寶珊經常抱病工作，親自深入基層巡視工作，參加區、鄉、村各種會議，實行面對面的領導，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1931年4月，張國燾來到鄂豫皖蘇區，推行“左”的土地分配政策，重新分配一切土地。土地怎么重新根本法呢？徐寶珊決定到毛畈村調查。這時，他舊病復發，咳嗽十分厲害，連路都不能行走，但他堅持下去調查。通過調查，他認為除滿足翻身農民的土地要求，保護中農利益外，還要留一定數量的紅軍公田，由全村集體耕種，收獲的作物全部留給紅軍使用，這樣，既保障了紅軍用糧，又把“擁紅”和“支紅”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了。后來，鄂豫皖蘇區土地委員會在鄂豫皖蘇區推廣了留紅軍公田的試點經驗。

第四次反“圍剿”失敗以后，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蘇區西征，鄂豫皖根據地的形勢空前嚴重。在鄂豫皖省委領導下，擔任省委常委、鄂東北道委書記的徐寶珊毫不退縮，積極支持正確主張，重新組織擴紅委員會，協助留在蘇區的鄂豫皖省委重組紅二十五軍，堅持蘇區斗爭。他親自到麻城乘馬崗整頓赤衛軍組織，動員1000多人加入了紅軍。紅軍得到充實壯大，一度被敵人摧毀的鄂東蘇區又復蘇起來。

1933年初，省委沒有因勢利導，趁大好形勢去奪取更大的勝利，卻盲目執行王明第三次“左”傾路線，實行軍事冒險主義和錯誤的肅反政策。他們脫離鄂豫皖蘇區斗爭實際，無視敵強我弱的斗爭形勢，作出了“攻打中心城鎮，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錯誤決定，認為鄂豫皖蘇區到了“大反攻時期”，一定要奪回新集、七里坪、黃安縣、宣化店、商城、金家寨等中心城鎮。他們集中紅軍主力圍攻七里坪，使剛集結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過半。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錯誤地提出“加緊肅反”，使許多優秀干部和戰士無辜被殺害，革命面臨嚴重危機。此時，徐寶珊已到省委分管組織工作。他吸取過去執行錯誤路線的沉痛教訓，表現了革命的堅定性，特別是在內部肅反中，在保護干部方面做了有益工作。一次，省委召開重要軍事干部會議，徐海東在會上向省委書記提出了批評意見，當場被趕出會場。有人乘機火上加油，說徐海東“目空一切”。大家為徐海東捏了一把冷汗，擔心他會被打成“反革命”。會后，省委書記同徐寶珊一起回顧過去的工作，徐寶珊主動介紹徐海東的情況，省委書記聽了徐寶珊的介紹后說：“寶珊，只要我不死，再不準有人說海東有問題。”于是，徐海東得救了。在皖西肅反中，蔡家榮等六人被打成“反革命”，交到部隊看管。后來，部隊奉令向北轉移，日夜兼程，路過光山斛山寨時，與敵遭遇。這幾個“反革命”被關在一間屋子里，部隊投入了戰斗。經過竟日激戰，紅軍以三個團擊潰敵十個團，甩脫敵人，繼續前進。這時，徐寶珊的勤務員李金德見部隊離開了，無人看管的“反革命”還關著，便打開門把他們放了。蔡家榮等人被放后，背起沒有槍栓的槍支，急忙追趕部隊。趕上部隊時，又有人要把“反革命”蔡家榮等人繼續關起來。徐寶珊知道后說：“哪有這樣的反革命！”由此蔡家榮等人也得救了。

在“左”傾路線的危害和蔣介石調集53個團的兵力發動第五次“圍剿”的緊要關頭。徐寶珊接替了鄂豫皖省委書記職務，擔起領導鄂豫皖蘇區革命斗爭的重任。當時，革命根據地遭到敵人嚴重摧殘，中心區變成了“無人區”，到處是斷墻殘壁，田地荒蕪，一片凄涼，紅軍處于無后方作戰的局面。徐寶珊擔任省委書記后，注重斗爭策略，領導省委認真總結前段的經驗教訓，轉變對敵斗爭的策略方針。這時，紅二十五軍沒有成立軍委，直接由省委領導，省委令紅軍主力迅速由內線分兵堅持轉移到外線游擊，襲擊敵人后方，把蘇區的敵人向外調動，尋找機會打擊敵人，在邊沿地區恢復和開辟根據地。紅二十五軍轉到外線后，很快擺脫被動局面，先后在羅山縣朱堂店至鐵鋪一帶和英山縣陶家河一帶開辟和恢復了一塊穩固的游擊根據地。內線方面，徐寶珊在鄂東北和豫南地區，積極支持鄭位三提出的關于建立便衣隊和發展秘密革命群眾組織，開展游擊戰爭的主張。他們舉辦便衣訓練班，發展組織便衣隊，深入到敵人側面活動，破壞敵人交通，捕捉還鄉的罪大惡極的地主和反動分子。這種斗爭方式，能積蓄力量、保護群眾，有力地牽制和消滅敵人。這時，徐寶珊連續召開省委擴大會議，發揚民主，逐步糾正一些過“左”的錯誤政策，重新采取“加強對民團和白色士兵工作”、“有區別對待偽保甲長”、“正確對待插白旗的群眾”、“正確對待嘩變士兵”、“對富農的糧食只征不收”等措施。由于省委正確方針政策的貫徹，武裝力量逐步發展，便衣游擊大隊由兩個發展到七個，還有一些小隊和游擊小組。后來，又將這些經驗傳到皖西地區，整個蘇區到處組織起秘密的鄉蘇維埃，建立秘密情報站。經過一年的浴血奮斗，充實壯大了紅軍力量，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圍剿”計劃，基本擺脫了被動挨打局面，蘇區又開始出現新的轉機。

1934年11月4日徐寶珊接到陳錦秀送來的“中央來人”的信后，率領紅二十五軍從皖西葛滕山出發西行，通過敵人四道封鎖線，在花山寨見到中央派來的程子華。徐寶珊立即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決定遵照中央關于“紅軍主力要作戰略轉移，去建立新根據地”的指示，率領紅二十五軍北上遠征。16日，他拖著病體率領紅二十五軍高舉“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旗幟，進行戰略轉移。

11月底的一天，紅二十五軍到達方城縣獨樹鎮附近、準備通過許南公路進入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區。國民黨東北軍一師和騎兵團搶先到達，封鎖公路，把紅軍四面包圍起來。這時天寒地凍，風雨交加，戰士們衣著單薄，凍得連槍栓都拉不開。有個貪生怕死的參謀主任，騎著一頭黑騾子喊叫著：“我們被包圍了，過不去了，各自逃命吧！”頓時，部隊出現了混亂。在這萬分危急的緊要關頭，患著病的徐寶珊和軍政委吳煥先一起來到火線，站在公路上大聲疾呼：“站住，不能后退！這是生死存亡的關頭，共產黨員帶頭沖上去頂住敵人！”吳煥先舉起大刀，帶領部隊向敵人沖去，徐寶珊在醫務人員錢信忠的一再要求下，才被抬下火線。敵人被打退后，他隨部隊突出重圍，勝利進入伏牛山區。

長征路上，徐寶珊的病因工作繁忙不能得到認真治療而加重，但他仍然堅持工作。黨中央派程子華來鄂豫皖后，徐海東要程子華當軍長，自己當副軍長。這件事不為人們所理解，議論紛紛。徐寶珊躺在擔架上，不時跟徐海東和一些干部談話，說徐海東高風亮節，不當軍長當副軍長，決不是犯了什么錯誤。由于他抓緊做思想政治工作，消除了隔閡，增進了部隊的團結。一路上，徐寶珊雖然病重，還強打精神盡職盡責主持省委工作，和大家一起開會，在馬燈前研究敵情、作戰部署和行動路線。程子華、吳煥先、徐海東身負指揮作戰的重任，徐寶珊總是時刻關心他們。一次，徐海東在瘦家河戰斗中負傷，昏迷不醒，徐寶珊守在床邊照料四天四夜，而對自己的病卻置之顧。他一路上處處嚴于律己，以身作則，全軍上下緊密團結，打破了敵人的層層封鎖和包圍，年底勝利進入陜西洛南，完成戰略轉移任務。

1935年1月中旬，蔣介石下令以11個團的兵力，向鄂豫陜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剿”。面對強大的敵人，有的人缺乏創建鄂豫陜革命根據地的信心，主張入川。徐寶珊和吳煥先等省委同志，不畏強敵，堅持開辟鄂豫陜根據地的斗爭，領導軍民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先后創建了豫陜特委和鄂陜特委，初步建成了鄂豫陜革命根據地。4月中旬，徐寶珊在蘭田葛牌鎮主持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正式成立鄂豫陜省委，徐寶珊繼續當選為省委書記。

徐寶珊非常重視紅軍內部的建設，提出要加強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加強黨團建設，發揮黨團員的模范作用。他要求軍隊抽空抓緊訓練，提高軍事技術戰術。5月初，部隊開展整訓，徐寶珊參加了整訓的領導工作，并作了積極準備反對敵人第二次“圍剿”的政治動員報告。過度的操勞，使徐寶珊病勢日益加重。5月9日傍晚，他躺在病榻上，剛聽完吳煥先關于部隊整訓情況的匯報，病情突然惡化。他兩眼含著熱淚，叮囑吳煥先說：“一定要做好部隊工作……注意政策……注意軍民關系……”未等他要講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停止了呼吸。鄂豫陜軍民聽到他逝世的噩耗，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連夜把遺體入殮，安葬在龍駒寨鎮北部山坡上。

徐寶珊雖已去世，但他的功績和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偉大共產主義事業的精神，將與世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