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同，1912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縣。因家境貧寒，父親病逝，童年充滿了辛酸和苦澀。母親拉扯著孔慶同五姊妹，拼死拼活支撐著這個風雨飄搖的家。母親雖是農家婦女，卻生性要強，明白事理，頗有主見。眼看孩子們一天天長大，為生活所迫，老大老二都和學堂無緣，這在她的心里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傷口。幾個孩子都不上學怎么能行？他們的路還長啊！母親常常為此唉聲嘆氣，焦慮不安。為了改變世代受窮當牛做馬的悲慘命運，母親決意砸鍋賣鐵也要讓老三識幾個字。于是，孔慶同被送進一家私塾念書。他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刻苦用心，從不貪玩偷懶，功課做得又快又好，剛剛學過的《百家姓》，就能夠倒背如流，深得先生喜愛。誰知老天不遂人愿，一本《千字文》還沒學完，家里卻窮得幾乎揭不開鍋了，他不得不輟學。他能夠體諒母親的難處，強忍失學之痛，不僅沒有一句怨言，反而安慰母親：“娘，別難過，在家里我也照樣可以讀書，還能幫娘干活，娘太累了。”母親輕輕撫摸著兒子的頭，哽咽著說：“咱家老三長大了，懂事了，真是娘的好兒子。娘不難過，只是讓娃兒們受委屈了，娘對不起你們，也對不起你爹呀！”孔慶同再也忍不住，“哇”的一聲哭倒在母親懷里。他沒有讓母親失望，白天下地幫兩個哥哥干活，晚上在如豆的油燈下讀書寫字。經過努力，日見長進。有一次，他借來了一本《水滸傳》，讀得有滋有味，那些替天行道、打富濟貧而又本領高強的梁山好漢形象深深地打動了他，令他敬慕不已，愛莫如深。后來他又找來了一本《三國演義》，接連讀了好多個晚上，深為書中那些驚驗復雜、比智斗勇的戰爭情節所吸引，尤其是手搖羽扇談笑破敵，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的諸葛武侯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讓他為之傾倒。對于兩部古典名著中繁多的生僻字，他從不輕易放過，總是一筆一劃地記下來找人請教。通過對這兩本書的精讀細啃，孔慶同大大提高了閱讀能力，同時，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對他以后的人生之旅產生了重要影響。

1927年，土地革命的紅色風暴席卷豫南，在中共地方組織的領導下，他的家鄉建立了農民協會和農民赤衛隊，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熱鬧景象。一直苦于報國無門，救民無方的孔慶同深受革命的影響和熏陶，眼前展現出一條通向光明之路。第二年初，他便在母親的陪送下報名參加了農民赤衛隊。不久，這支隊伍參加了中共鄂豫邊區的商城起義，后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

時光在硝煙中流逝，孔慶同也在戰斗中成長。起初，他是一個出色的司號員，一把擦得锃亮、系著紅布的軍號從不離身，那清脆嘹亮的沖鋒號聲，一次次令戰友們熱血沸騰，精神振奮，使敵人心驚膽寒，張惶失措。

在長征路上，孫慶同已是一位英勇善戰的紅軍營長，指揮部隊沖殺在槍林彈雨之中。到達陜北后，他又跨進了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校門，他童年時代已經破滅的求學之夢得以重圓。他如饑似渴地投入學習，文化知識、理論水平都得到了充實和提高。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9月，孔慶同受中共北方局派遣，脫下心愛的軍裝，告別了革命圣地延安，和紅軍政委李潤民一起到天津從事地下活動，11月又奉命赴冀東做軍事工作。初到冀東，孔慶同頭戴禮帽，身著長衫，腳穿黑布鞋，酷似商人模樣，舉止適度，神情自若。通過中共地下組織，很快與中共冀熱邊特委取得了聯系。孔慶同轉達了中共北方局的指示，說明自己和李潤民此行的使命是幫助培訓游擊武裝和軍事骨干，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特委為此召開了專門會議，研究確定了工作方案，并進行了部署和分工。會后，孔慶同風塵仆仆地跑遍了各個聯絡點，向大家深入淺出地介紹分析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宣講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斗爭策略以及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堅持抗日游擊戰爭的重大意義，還生動地講述了紅軍長征時的一些小故事，宣傳教育發動群眾。他經常化裝成小商販，背著褡褳，拿著攏梳、竹篦，不時吆喝叫賣，奔走于各個聯絡點之間，積極開展爭取社會上層人物、地方民團武裝，擴大抗日自衛會，舉辦抗日游擊干部訓練班等項工作。

1937年12月，中共冀熱邊特委召開冀東10縣抗日代表會議，決定組建抗日武裝，開展抗日游擊戰爭。31日，在遷(安)遵(化)交界的茅山諸樂寺宣布成立冀東抗日聯軍第一支隊，任命王平陸為支隊司令員，孔慶同為支隊長，劉永豐為副支隊長，史貞為支隊政委，李潤民為副政委，周治國為支隊特派員。該支隊主要由王平陸、孔慶同調集的中共黨員、抗日自衛會骨干組成。

次日下午，王平陸、孔慶同帶領支隊將兩個闖進諸樂寺的民團團丁人槍并獲，而后又星夜奔襲，包圍了20里外的民團團局，不費一槍一彈，30余名團丁全部被繳械。接著，又將進攻目標定為清河沿日偽軍據點。

清河沿據點位于長城外清(龍)遷(西)交界處，是日偽設在交通要道上的關卡，從1934年起，他們就在這里布下了兩顆“釘子”，一是海關稅局，駐日偽人員各一名;二是喜峰口偽滿警察局所屬的“清河沿國境警防所”，駐有4名日軍8名偽滿警察。據點里的日偽軍敲詐勒索，殺人掠物，無惡不作，危害一方，口內外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恨之入骨。因此鏟除它，既能為民除害，打擊日偽勢力的囂張氣焰，激發長城沿線人民的抗日熱情，打出抗日聯軍的聲威，又可擴充軍事裝備，加強抗日力量，開創冀熱邊抗日游擊戰爭的新局面。孔慶同深知此戰關系重大，決心竭盡全力打好這一仗，戰前，他多次要求帶隊擔任主攻任務。

1938年1月8日夜，時值隆冬數九，寒風刺骨，而孔慶同和戰士們的心里卻揣著一團火。他們借著夜色的掩護，摸出了嶺口，午夜時分抵達清河沿。在進行了簡短有力的戰斗動員后，支隊向警防所發起了攻擊。雙方猛烈交火，彈雨紛飛，火舌翻卷。激戰中支隊司令員王平陸身負重傷后陣亡，支隊因臨戰經驗不足而未能取勝，損失較重。

支隊受挫后，內部意見分歧，思想斗爭激烈。有人開始動搖，對堅持斗爭失去信心，認為冀東還不具備進行抗日游擊戰爭的條件，主張將隊伍就地解散，埋藏武器，等待時機，以后再說。針對這種錯誤意見，孔慶同毫不含糊地給予了批駁。他情緒激動，慷慨陳詞：“國難當頭，民不聊生，我們豈能坐視？一點挫折就能把我們嚇倒嗎？紅軍長征時困難大不大？不是照樣被踩在腳下嗎？身為中華子孫、熱血男兒、革命戰士，救國救民是我們的職責所在，放棄斗爭跟臨陣逃跑又有什么兩樣？我們一定要堅定信心、戰勝困難，堅持到底，不打敗日本鬼子決不罷休！”支隊長的話鏗鏘有力，博得了陣陣掌聲。從此，抗聯支隊在支隊長孔慶同的領導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努力克服重重困難，重整旗鼓，秣馬厲兵，又精神抖擻地投入了新的戰斗。

1938年2月的一天夜晚，明月高懸，孔慶同帶領支隊攻打興隆藥王廟日偽軍據點。當沖到離據點十幾米的一片開闊地時，遭到對方火力封鎖前進不得。孔慶同臨險不懼，一邊命令戰士匍匐前進，接近寺廟放火焚燒，一邊不停地向據點喊話：“你們已經被包圍了，趕快投降吧，抗日聯軍優待俘虜！”由于他指揮得當，藥王廟據點終被攻克，駐守之軍亦被全殲。當對方的大批援軍趕來時，孔慶同帶領戰士邊打邊撤，曲線迂回，安全轉移。此次戰斗，雖無顯赫戰果，但給了支隊很好的鍛煉機會，增強了膽識，鼓舞了士氣，取得了經驗。不久，根據斗爭需要，支隊化整為零，分散為游擊小組活動，捉特務打漢奸，搗毀日本浪人的賭局、“白面”館，奇襲三三兩兩單獨行動的日偽軍，攪得日偽不得安寧。他們還著手收集槍支彈藥，為冀東大暴動作準備。

冀東暴動前夕，也就是1938年的春夏期間，孔慶同根據上級指示，改做地下工作。他又“重操舊業”，干起了賣梳販篦的“營生”。他趕集上店，走村串戶，操著外地口音連聲吆喝：“賣刮子！賣刮子！誰要刮子？！”以此作掩護，利用一切機會，在腰帶山周圍秘密活動，向群眾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他為人樸實憨厚，和藹可親，又知書達理，很快和鄉親們打成一片，成為大家的知心朋友。碰上陰雨天氣，老鄉就把他留在自己家里待如親人，他給人們談《三國》，講《水滸》，和他們話桑梓，拉家常，進而講到日軍窮兇極惡，團結抗戰勢在必行，講到只有跟著共產黨趕走日本侵略者，砸爛舊世界，窮苦百姓才能翻身做主人等等。在孔慶同等人的深入宣傳和有力鼓動下，很多人參加了后來的抗日武裝暴動，僅豐潤縣龐莊就有70多人。大嶺溝村的七八個民團人員還攜帶槍支投入暴動隊伍。

與此同時，孔慶同還經常與當地民團武裝周旋，做爭取他們槍口對外、一致抗日的工作。在潘家峪等村，他參與主辦了抗日游擊干部訓練班，傳授軍事知識技能，為暴動培養軍事骨干。他日夜奔忙，食無定時，住無定所，一心撲在工作上。

1938年7月7日清晨，中共冀東抗聯副司令員兼第二路軍司令員李運昌下達命令：巖口暴動開始！會場上歡聲雷動，掌聲經久不息，腰帶山上下紅旗相望，迎風飄舞。上午，東西高莊、蘇莊、呂各莊、比古岫等村的暴動隊員在孔慶同、張志超、蘇林彥等人組織帶領下，舉起大旗頂著烈日向巖口涌去。豐潤、迂西兩縣400多名武裝起來的暴動隊員很快在巖口集合，打出了冀東抗日聯軍第四總隊的大旗。總隊下轄3個大隊，孔慶同被任命為第四總隊總隊長，閆錫九為副總隊長，丁振軍為政治部主任。

總隊宣告成立后，人們歡欣鼓舞，集市上一片沸騰。大家高喊：“總隊長！總隊長！我們參加了！我們參加了！”此時的孔慶同一改昔日小販的打扮，戴著軍帽，穿著軍裝，扎著皮帶，打著綁腿，挎著盒子槍，目光炯炯，腰身挺拔，步伐穩健，透出英姿勃發的軍人氣質。他縱身跳上一處高臺，一邊頻頻向人群招手致意，一邊高聲講話：“同志們！鄉親們！我們暴動了！從今天起，我們這支隊伍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擔負起抗日救國的重任！日本鬼子霸占我們的國土，燒了我們的房子，殺了我們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妻子兒女，我們能答應嗎？”

“不答應！”

“對！我們堅決不答應！我們一定要找他們算帳，向他們討還血債！”

他的話剛落音，人群中便爆發出一陣陣震天撼地的口號聲：

“打倒日本強盜！”

“把日本鬼子趕回老家去！”

“保衛國土，保衛家鄉！”

“誓死不當亡國奴！”

吼聲如雷，排山倒海。

抗聯第四總隊一成立，即在孔慶同等率領下一舉占領重鎮鐵廠，震驚了日偽當局。7月8日，遵化偽軍保安隊出動130多人撲向鐵廠。孔慶同聞訊后立即帶隊搶先到鐵廠北邊的玉皇廟迎敵，經過約兩個小時的激戰，將偽軍全部打垮，俘獲80余人，繳槍80余支，戰馬35匹。致使遵化的日偽軍緊閉城門，不敢貿然出動。

7月9日，孔慶同等又率部出擊，兵不血刃拿下了興城鎮。通過強大的政治攻勢，偽滿警察所長王生存帶手下40余人反正。隨后，抗聯四總隊再接再厲，平息了豐潤王官營一帶的民團叛亂，進一步擴大了抗日影響，推動了群眾入伍抗戰的高潮。僅王官營就有500多人參加抗聯，還有不少人自帶槍支投入抗日隊伍。很多社會上層人物自動獻槍捐款支持抗日，一些偽警察和民團也紛紛投誠。四總隊在短短幾天里就由400多人發展到4000多人，改編為冀東抗日聯軍第一梯隊，轄4個總隊，孔慶同任梯隊長。

1938年秋季的一天，奉抗日聯軍司令部之命，孔慶同帶領部隊東渡灤河，與節振國的特務大隊會合，駐扎在長城白楊峪口里的一個山溝里。次日早晨，孔慶同接到偵察員報告：偽滿軍隊一個營300多人正向我駐地進發。他當即與節振國商議決定：兵分兩路，迅速占據兩側山梁埋伏，同時命令一個大隊把守溝口，張網以待。半個小時后，只見偽滿軍的大隊人馬魚貫而入，鉆進“網”里。孔慶同一聲令下，機槍步槍從兩邊山上一齊開火，如湯澆蟻穴、火燎蜂房，打得偽滿軍手忙腳亂，首尾不能相顧，一窩蜂地擁向溝口，恰好被守在那里的抗聯戰士截個正著，強勁的火力又把他們壓了回來。少許，偽軍定下神來，仗著輕重機槍的掩護，試圖向抗聯陣地反撲。見此情形，孔慶同一把抓過司號員的軍號，使勁吹起了沖鋒號。戰士們聞聲而起，“沖啊——殺呀—”，風卷殘云般向山下發起猛攻。孔慶同一邊指揮戰斗，一邊端起“大蓋槍”，和戰士們一起沖殺過去。這是他多年形成的習慣，每逢激戰，總要親自吹沖鋒號，使大蓋槍，既是指揮員，又是戰斗員。

這一仗打得漂亮，戰果喜人，裝滿戰利品的騾馬馱子、拉炮的牲口車連同俘虜足足排了一里地長。

1938年10月，抗聯在西撤中受挫。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孔慶同并沒有灰心氣餒，他帶領100多人重返冀東，堅持在腰帶山一帶打游擊。

11月25日，中共中央、毛澤東來電指示，一定要堅持冀東的抗日游擊戰爭，明確指出：這塊地區有許多有利條件，是可以堅持游擊戰爭，創造游擊根據地的。但也有許多困難，要經過長期艱苦的斗爭才能達到。來自最高統帥部的聲音，溫暖了孔慶同的心房，也照亮了前進的道路，堅定了必勝的信心。根據指示精神，他在腰帶山周圍村莊召集舊部，擴充隊伍。并通過各種方式廣泛結識各界人士，聯絡當地青壯年群眾，動員大家出錢出力，參軍參戰，壯大抗日力量。1939年6月，在中共冀熱邊特委領導下，組建了冀東抗日聯軍第二十三總隊，孔慶同任總隊長，楊大漢任政委，后又改編為三個團，孔慶同任三十團副團長，蘇林彥任團長。

在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孔慶同總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顧全大局，犧牲小家利益，從不計較個人得失。1938年冬，他與豐潤縣何家峪的農村姑娘張樹芝結為夫妻。婚后不久，便匆匆歸隊投入抗日斗爭。1939年秋，孔慶同隨部隊和中共地方干部奉命去京西宛平整訓，駐京西宛平。張樹芝因即將臨產便隨之前往，以便早晚有個照應，去后不久，生一男孩。3個月后，孔慶同又被調到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黨校學習，妻兒留在了部隊。到1940年上半年，抗戰形勢日益嚴峻。孔慶同擔心妻子帶著不滿周歲的孩子會給部隊添麻煩增加負擔，影響部隊的工作，就寫信對妻子說：“請不要再拖累部隊，望攜子回鄉，自謀生路”。妻子接信后，明白丈夫的心事，再三謝絕了部隊的挽留，按照丈夫的意見，懷抱嬰兒，輾轉奔波，歷盡艱辛回娘家居住。

1940年仲夏，學習結業，孔慶同離開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黨校，分配到中共冀中八分區第三游擊總隊任總隊長，后改任中共冀中第八軍分區副司令員，司令員常德善犧牲后，他代理司令員職務。1942年9月底，中共冀中第八軍分區黨委在白洋淀開會，傳達貫徹彭德懷關于“以武裝斗爭為主，堅持平原游擊戰爭”的指示。孔慶同等在會上分析了八分區面臨的形勢，指出了斗爭的復雜性殘酷性;研究確定斗爭方式，就是分散為小股活動，依托地道打擊日偽軍的警備隊、特務隊、“清鄉隊”，并大力開展政治攻勢，化裝混進敵偽巢穴處決罪大惡極的漢奸;還要適時消滅小股活動猖獗的日偽軍，挫其銳氣，戰后分散隱蔽保存力量。

為迅速將會議精神貫徹落實到基層組織，10月20日，孔慶同親自帶領一個手槍班趕到河間縣左莊，與中共河間縣縣大隊政委楊捷交談直至深夜，并對河間縣的抗日斗爭的開展作了指示，提出了要求。

第二天拂曉，四周忽然槍聲大作，人喊馬叫，部隊駐地被數倍于己的日偽軍包圍。風云突變，形勢危急！孔慶同沉著鎮定，當機立斷：“殺出一條血路，沖破敵人包圍！”在他的組織指揮和帶領下，戰士們奮不顧身，拼命向西突圍。戰斗進行得異常艱苦激烈，突圍終因眾寡懸殊而失利。當沖殺到桐柏村南邊時，孔慶同身上多處中彈，倒在血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