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茍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于敗亡之數乎？”這是一封聞名于史的勸降信，堪稱“史上最牛”。

1895年2月，中日海軍在劉公島決戰、北洋艦隊陷入絕境的最后時刻，日本海軍統帥伊東佑亨提筆給中國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寫了上述勸降信。此信牛就牛在“見識”二字。伊東佑亨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繳槍不殺”，但此信的價值，不在招降，而在揭示了“國之強弱根本”。在海軍司令對海軍司令的勸降信中，勝方不談海上戰技與戰績，而大談政治。字里行間，透露出日本軍人對“國家強弱根本”認識非常到位———中國甲午戰爭之敗，不是戰艦之敗，而是體制之敗。中國海軍敗亡的命運是注定的。因為“國家存立之本”，不在“堅船利炮”之技，而在于“去舊更張”之政。

這封勸降信，也為中國海軍的完敗、日本海軍的完勝，做了非軍事非技術、而是政治上的總結。同時也等于告訴對手：為什么日本是中國的天敵。因為在“新政”的較量上，日本遠勝中國一籌。明治維新后的日本軍營，出現了一大批精英軍官，外能謀敵、內能謀國。他們與中國清朝軍官的本質區別，首先不在指揮作戰能力，而是在于“政治水平”。諸如陸軍統帥山縣有朋，在中日甲午戰爭的陸地戰中，每攻下東北重鎮，總授意起草安民告示，宣揚日本“之所懲伐在滿清朝廷，不在貴國人民也”，號召中國人“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逐滿清氏于境外，然后革稗政”。在這些日本將領看來，世間“才器”，裝著最重要的東西，不是技，而是政——小才曰技，大才曰政。

近代日本對中國的自信，就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舊政”之國必弱，“新政”之國必強。“舊政”中國必然不敵“新政”日本。不要說十九世紀“弱中國”，就是中世紀一度征服歐亞大陸的“大蒙古國”，后來不是又被復興的漢族人趕出中原、漸次還原為草原游牧部落嗎？透徹的道理就擺在那：蒙古人不缺戰馬、寶馬良駒一應俱全，然而蒙古帝國不懂政治，乃至終有一潰、打下疆域還是吐了回去。19世紀中葉，同在落后國家行列掙扎的中國和日本，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中國甚至比日本還略早些起跑——洋務運動明治維新早八年。但是，由于對“才”的理解不同，一個抓技術，另一個抓政治，結果霄壤之別。在向西方學習時，日本提出“和魂洋才”口號，日本的所言“洋才”，從字面看，與中國“師夷長技”差不多。二者的區別不在字面表達上，而在內容與手段的把握。

后人在評價晚清“師夷”這段歷史時，亦看到了內容的局限。譬如《海國圖志》作者魏源的眼力就有限制級，他就“技”論“技”，在論述“技”的內容時，魏源說：“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悟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可見，兵器和兵法是魏源重點關注的“夷之長技”，此時他雖然比一般國人眼界寬，但卻寬得有限。當你只停留在軍事硬件，不知它背后的政治軟件，你就不能真正克敵制勝；當你不知道“技”的來源，你就無法得到“技”的真傳。“師夷長技以治夷”之“技”本身就決定了“師夷”局限。對于“夷技”的來源，大清君臣大都一知半解，他們在“師夷”的內容上坐井觀天，把“夷之長”局限在“先進武器”與“先進技術”上。顯然，他們眼里只有“小才”，沒有“大才”的概念。

而鄰國日本卻一步跳出井外。把“洋才”外延無限擴大，日本不僅在“師夷”上，牢牢把握一個“師”字（不是“買”），而且在“夷之長”上也眼界遠大，從科技擴大到政治。在“師夷”上，日本真正抓住了“夷之長”的精髓。他們知道，醋打哪酸，鹽打哪咸，提升科技之本，在于改變國內政治制度環境。所以他們雖然不是在東亞第一個提出“師夷長技以治夷”，但卻真正把這句口號變成現實。他們不僅師到夷之精髓，而且還再創造應用，從而后來居上，成為夷中之強。晚清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沒有達到強國目的，是因為“抓小放大”；日本的改革之所以立竿見影，是因為他們“抓大放小”。廣義的“才”，少不了“政體”這個超大容器。正因為日本人把“政體”看成一個國家的最大之才，所以，明治維新其實質是一場政治革命，理所當然地達到了富國強民的目標。而晚清的那場洋務運動，充其量只是一場有限的技術模仿，所以盡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但還是繼續弱下去，他們至死也不愿承認：弱國弱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