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驁在《孫立人研究》一書的前言中提到，在遠征軍作戰的過程中，有一個“孫立人活埋日本戰俘”的傳說。網上有對這段傳說的描述：“1942年10月24日，新編第38師第112團開始攻擊前進，29日即占領新平洋。當被俘的日軍被帶到師長孫立人將軍的面前時，孫立人厭惡地皺皺眉頭，不假思索地命令參謀：‘這些狗雜種！你去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這樣辦。’命令被迅速執行。日軍第18師團曾在中國戰場上犯下累累罪行，這些俘虜手上沾滿中國人的鮮血，當然在劫難逃。

“結果，緬甸會戰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軍官，統統被孫將軍以活埋的方式殺掉。唯一生還的倭寇，是一個叫山田進一的下士。因為經過審訊，孫將軍得知他是臺灣人。

“活埋1200名倭寇的事件是二次大戰中比較大的殺降事件，此事被美國報紙披露，震驚了世界，美國方面大為惱火，認為這將使日軍此后更加頑強的抵抗。然而，其結果卻是倭寇一旦聞得新一軍的威名，皆望風逃竄。1945年春，新一軍兵不血刃占領仰光，緬甸全境光復！孫立人將軍名震全球，成為二戰中與張自忠將軍齊名，享有世界聲譽的中國將領。”

這段描述雖然聽來驚人，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卻是漏洞百出，比如新一軍并未收復仰光。這座緬甸的首都屬于下緬甸，按照作戰序列屬于英軍的作戰區域。而現存的影像資料也記錄了大量遠征軍在緬甸俘虜的日軍戰俘，顯然并沒有被活埋。此外，在當地俘虜的日軍也沒有1200名之多。這些都說明這段描述的不靠譜……

大規模殺俘在遠征軍作戰中看來屬于謠傳，毫無歷史根據。但是，新38師、新22師官兵很多都曾經打過淞滬抗戰，對日軍恨之入骨，也很清楚日軍在中國的暴行，因此個別曾經到過中國的日軍老兵被活埋，卻也不是沒有可能。我熟識的一位記者提到，當他向遠征軍老兵談起“孫立人活埋日本戰俘”的傳說時，對方先是大搖其頭，表示從未聽說孫立人下過這樣的命令。不過，活埋日軍戰俘的事情嘛……“李鴻干過！”

語出驚人，但可能因事涉嚴重，這位老兵此后不肯再多說，我那位記者朋友雖然百般追問，也不曾得到確切的回答。因為沒有找到權威文獻證明此事，所以，這只能作為一種傳言了。

這雖然查無實據，卻很像李鴻的風格。

和廖耀湘一樣，李鴻也是一個“湖南騾子”，同時，他也是國民黨抗日將領中讀警校出身的將軍之一。他1904年出生于湖南岳陽，據說 其先祖乃唐代名將李泌。1925年畢業于中央警官學校，卻沒有去當警察，而是繼續進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工兵科學習，后成為孫立人最得意的部將之一。推測他在 中央軍校教導團期間結識了孫立人，從此李鴻的軍事生涯深深地打上了孫的烙印，被視為孫的鐵桿嫡系。用“榮也因孫立人，辱也因孫立人”形容頗為貼切。

1932年，隨孫立人參加過“一二八”抗戰后，李鴻得到孫的推薦，調任稅警總團第4團第二營擔任連長，后到江西參加過對紅軍作戰，也參加過“西安事變”時對東北軍的作戰準備。

1937年淞滬抗戰打響，李鴻隨稅警總團參加戰斗。激戰中，孫立人被敵軍炮彈擊傷，負傷13處，是李鴻命令一個機槍連長將孫背回搶救的。

入緬作戰時，李鴻擔任新38師第114團團長，隨孫立人轉戰緬北，率軍退入印度。退入印度后第114團最先進駐，整理修建改造英軍在蘭姆伽留下的營區，后 來有人將李鴻譽為“蘭姆伽訓練營的開拓者和奠基者”。大反攻開始后，他率部攻入緬甸，先后參加了新平洋、胡康、密支那等戰斗。在攻占密支那后，中國遠征軍 駐印軍擴編，李鴻接替孫立人擔任了新38師師長。

不過，抗戰結束之后，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將軍后來的命運坎坷，卻也是遠征軍將領們的一個典型。

新一軍自緬甸回國后，蔣介石任命李鴻為新編第7軍軍長，后該部隊在長春彈盡援絕，在友鄰部隊先后起義的情況下，向解放軍投誠。李鴻在此役中沒有參與長春起義而被俘虜。成為俘虜后，李鴻選擇了仍然追隨國民黨的道路，解放軍方面也未加特別責難，而是將其釋放。當時有人認為蔣介石在戰敗后作風日益辛辣，勸他不要來臺灣，更不要繼續投效蔣介石，以免受害。但他堅決要追隨孫立人，聽說孫在臺灣，便冒險輾轉來到臺灣。

一開始情況似乎還好，蔣介石在他抵達臺灣時，曾在官邸召見，當面對他頗多嘉許，并一度允諾要派他擔任即將成立的成功軍軍長，或陸軍官校校長，重新進入軍界。不料事隔不到一年，李鴻就被逮捕并被施以酷刑逼供。

和李鴻同時被捕的，還有陳鳴人等八位新38師遠征緬甸作戰有功的高級軍官。特務抓了他們后，經過漫長的四年時間，不殺、不放、不審、也不判，直到1955年，“孫立人兵變”事件后才把這批人移送軍法機關進行偵查;接著又拖了18年，到1968年才偵查終結，以叛亂罪嫌提起公訴。他們的罪名是在長春貪生怕死，放棄部隊，而且臺灣的軍事檢察官還指控他們在被釋放后，與投共將領秘密聯絡，并接受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的指示來臺，“爭取國軍高級將領孫立人及掌握兵力，以備策應匪軍犯臺”。最終李鴻被判處無期徒刑，后來減刑為有期徒刑25年。

后來有人推測，所謂懷疑他們是“共諜”倒是次要的，剪除孫立人的羽翼，避免其擁兵自重，對蔣經國的“繼位”形成威脅，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盡管他們在戰場上曾為國民黨政權做過很多貢獻，但卻在內部斗爭中稀里糊涂地成了叛逆的嫌疑。李鴻自始至終都不知道審判結果，直到1975年蔣介石去世，他獲得釋放，臺灣當局才發給他判決書，他才了解自己被判刑的罪名是“陰謀顛覆，策反孫立人將軍”。李鴻的夫人馬貞一也同案被捕，坐牢達七年之久。李鴻夫婦在獄中生有一子，名為李獄生。

李鴻出獄后貧病交迫，一代抗日名將在1988年病逝。李鴻死后似乎才忽然引發社會重視，各界致贈的挽聯甚多，其中，孫立人的挽聯最受矚目，他的挽聯這樣寫道：“六十年親似兄弟，喜訓善戰。本望長才大展，精練雄師。奈豎子預定陰謀，削我股肱，構陷詔獄”;“常勝軍縱橫南北，能守能攻。那期上將平庸，犧牲勁旅。愿總統未遭蒙蔽，還君清白，洗盡沉冤。”

所謂“豎子預定陰謀”，背后指的是誰，昭然若揭。不過，“愿總統未遭蒙蔽”，就等同于明代大臣們給木訥天子的奏章中“愿君為堯舜”的無聊話了。

在緬甸戰場上，活埋日本兵的或許只是一個傳說。真正值得記憶的是遠征軍的英勇奮戰。李鴻的作戰風格兇悍快捷，只是由于長期在孫立人麾下，其作戰能力被孫立人的光芒所遮掩。這次八莫戰役，是他得以大展拳腳的一個極好空間。

攻占八莫之后，那里的兩條路被分別命名為“孫立人路”和“李鴻路”。這兩個名字，和“史迪威公路”并為抗戰史話中西南戰場不朽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