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守在陜甘蘇區西面和南面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第十七路軍。這兩支部隊與別的國民黨軍有所不同。九一八事變后，根據蔣介石不許抵抗的命令，張學良率領東北軍從東三省退到關內。他同日本人有國仇家恨，有較強的抗日愿望，因而對“剿共”并不積極。楊虎城更是早就同共產黨有聯系，有抗日救國的強烈要求，對“剿共”也不積極。中央一到陜北，十分重視對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工作，在1935年1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任書記。這時，日本人策劃所謂“五省自治運動”，加緊對華北的侵略活動，民族危機愈加嚴重了。愛國救亡運動空前高漲。“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悲壯歌聲，就是在這一年唱出來的。

由于東北軍的駐地和陜甘蘇區靠得比較近，紅軍同他們打過幾仗，抓到一些俘虜。會師前，徐海東率領十五軍團在甘泉附近的勞山和榆林橋同東北軍第六十七軍打過兩仗，俘虜了好幾千人，其中在榆林橋戰斗中俘獲的東北軍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后來在溝通我們同張學良的聯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那時我們對東北軍的俘虜采取集中訓練的辦法，給他們講東北淪陷后的情況，演文娛節目，唱《流浪三部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等歌曲；同時，生活上優待他們，派人同他們談心。我們政治部的秘書長周桓是東北人，家在鞍山附近，因為參加學生運動，在當地站不住了，就跑到中央蘇區，一直在政治部工作。周桓同那些東北軍是老鄉，共同語言更多，我們就派他做東北軍的工作。經過訓練，這些東北軍俘虜的覺悟提高得很快，不少人參加了共產黨。我們又把他們派回去，這樣就擴大了我們黨在東北軍中的政治影響。

高福源是張學良的親信，因為脖子上有個疤痕，外號叫高疤脖子，打仗也很勇猛，十五軍團同他那個團作戰時傷亡較大，所以，徐海東對他很惱火。高被俘后，徐海東打了他兩個耳光，以后一直關在那里，因為忙于作戰，來不及處理。中央到瓦窯堡以后，就把高福源提出來審問，做他的工作。他提出要回去。當時，彭德懷同志和我帶領部隊駐在甘泉附近，毛主席給彭德懷打電話，說有那么一個人，我把他送到你們那里，你們好好地優待他，住到一定的時候，他愿意回去，就讓他回去。接著，把高福源送到我們那兒。高福源一到我們駐地，彭德懷把他請進自己的窯洞，住在一起。高福源沒想到彭德懷這么大一個司令，會跟他住在一起。彭總還交代我們政治部做他的工作。我同他談過多次話，周桓更是天天陪著他。

那時，紅軍包圍甘泉已經不少日子了。但那是一個在半山上的小城，很不好打。里面駐有東北軍一個團，由一個叫張文清的師參謀長在那里指揮。我們希望他們能主動撤出，就讓高福源爬到城墻邊墳堆后去喊話。他連話筒也沒有，就說我是高福源，要那個哨兵把師參謀長叫出來。這位師參謀長認識高福源。高福源就說，紅軍希望同我們聯合，打回老家去。那個參謀長說：你說這些我不相信，你背后都有槍頂著哩，你要談，明天進城來談好不好？高福源回來向彭德懷報告。他說我可以去，只要你們同意。我們說：他萬一把你扣起來怎么辦？高福源說：他不會，我還要回來給你彭總司令報告談的結果，請你相信。第二天，高福源真的去了，大出張文清的意外、但他仍然疑心很重，又提出要高福源帶一個紅軍干部來談判。我們就派周桓同高福源一起去；同時，殺了豬，準備了糧食、煙酒等物品，上面寫著“打回老家去”等標語一起帶去。因為甘泉被圍困了不少日子，什么都買不到，食品供應已中斷好久了。在談判中，張文清表示要回洛川去向張學良報告。那時，城里有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的電臺。他知道了這件事，就要高福源到洛川去見他。并且讓紅軍派一個人來。周桓就陪高福源一起去見王以哲，商定紅軍與他建立電臺聯系。后來，又派李克農去見張學良。過了不久，我們忽然收到王以哲的來電說，張學良希望近期在延安會見周恩來。這樣，黨中央同張學良的聯系就正式建立起來了。這時候，在甘泉被我們包圍的東北軍準備撤走，走的時候我們組織群眾進行了歡送。

對西北軍楊虎城的工作也很見成效。楊虎城是陜西地方實力派的首領。他的部隊中早就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曾擔任過他的秘書長的南漢辰也是共產黨員。那時，我們派了北方局情報部部長王世英和中央特派員汪鋒同他商談合作抗日事宜，取得了一致意見。但是，其中也發生過一些曲折。紅十五軍團同楊虎城的部隊打過一仗，抓到不少俘虜。把俘虜集中起來后，問他們誰是共產黨員，并要共產黨員站出來。結果，站出來不少人。十五軍團負責人根本不相信他們會是共產黨員，認為是冒充的，把他們全殺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長張漢民。對這件事，楊虎城很有意見。西安事變發生后，周恩來在西安代表中央當面向楊說明情況，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楊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陜北后，汪鋒和陜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為這件事向中央告過狀。但是，人已經死了，沒有別的辦法，只能追認他們為烈士。在直羅鎮戰斗中，東北軍一零九師師長牛元峰也是在被俘后殺掉的。當時，有的同志只知道勇敢作戰，對中央關于統一戰線的政策，思想上轉不過彎來，也不了解爭取東北軍的重要意義，抓住了敵軍的大官，就自作主張地殺掉了。也有的同志因親屬、戰友、鄉親被國民黨殘酷地殺害，便把仇恨集中到了俘虜身上。在王明“左”的錯誤統治時，做兵運工作只能做下層工作，不能做上層工作；只做士兵的工作，不做軍官的工作。后來，釘子碰得多了才有所轉變。黨中央把統戰工作做到張學良、楊虎城頭上去，過去誰敢呀？殺俘虜的雖然是少數部隊、少數人的行為，但影響很不好，不符合黨的政策，中央做了許多工作，才逐步解決了這個問題。以后，優待俘虜、瓦解敵軍成為我軍政治工作的一項重要原則。

中央在和張學良、楊虎城開展統戰工作的同時，同蔣介石秘密談判的渠道也開始打通。九一八事變后，盡管蔣介石仍對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讓，但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卻漫無止境，蔣介石看到：“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就不得不“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他派人同共產國際和中共進行接觸和試探。負責這一工作的主要人物是他的親信陳立夫。陳一面派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鄧文儀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同王明、康生等人都認識，這些人當時都在莫斯科。后來，駐國際代表團就派潘漢年回國向中共中央匯報。另一面，陳立夫又派鐵道部政務次長曾養市設法尋找中共的關系。曾通過在天津參加過覺悟社的湛小岑找到中共北方局的關系。雙方初步會商后，地下黨派黨員張子華、董健吾到陜北瓦窯堡向黨中央匯報雙方會商情況及國民黨當局希望同中共談判的要求。

那時，毛主席正率部東征在山西。留在瓦窯堡的博古、林伯渠聽取張子華、董健吾匯報后，就趕到前線同毛主席一起研究這個問題。我記得毛主席聽了他們的介紹后說：方針是繼續積極聯絡。同時，決定周恩來同志準備出去同國民黨談判。8月，潘漢年回國后也輾轉來到陜北向黨中央匯報。這時，中央已從瓦窯堡轉到保安。不久，西安事變發生，中央就正式派周恩來為代表同國民黨進行公開談判，合作抗日。

西安事變發生時，紅軍集結在甘肅的洪德與寧夏的鹽池間，準備再次打擊胡宗南部。我正在十五軍團，接到總部的電報說蔣介石被抓起來了，并要我馬上回去。消息傳開后，軍營內外一片歡騰，普遍情緒是要求殺掉蔣介石。當時各方面的情況還不很清楚，政治局討論后，認為張、楊的行動是逼蔣抗日，有革命意義。

緊接著，根據張學良來電的要求，中央決定派周恩來同志到西安去，協助張、楊共商大計，處理事變后面臨的種種復雜問題，并且建立了電臺聯系。當時中央集中考慮的是3個問題：一是如何向張、楊解釋蘇聯《真理報》社論的問題。因為蘇方對事變的真相不明，生怕中國會發生內戰，所以《真理報》指責張。楊是受日本操縱，搞政治陰謀。我們只能如實地對張、楊說：蘇聯不了解中國的情況，他們發的社論，不代表我們的意見。第二是如何處理蔣介石的問題，究竟是殺還是放。開始有不少人主張殺，張國案表現得最激烈，其他一些同志也有主張殺的。但是，經過研究，這時潘漢年又從上海發來電報，說南京的親日派很囂張。中央決定要和平解決。第三是，調整紅軍的兵力部署，以便同東北軍、十七路軍在西北結成“三位一體”。紅軍除留一部在北線繼續監視胡宗南部外，主力南下經慶陽、西峰鎮，集中到咸陽，東北軍和西北軍集中在臨像渭南間，三者互相呼應，擺開陣勢，以備迎擊從東面向西安進攻的國民黨中央軍。

當時西安的情況十分復雜。張、楊雖在捉蔣及聯共抗日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是，這兩個人的性格和情況也有所不同。張學良豪爽，有俠義氣概。在當地，東北軍是主力，他的意見往往對事情起決定作用。楊虎城與共產黨的關系一直很好，他很尊重周恩來，但他力量比較小，同東北軍之間還存在一些隔閡，生怕被張學良吃掉。下面“左”的、右的，主戰、主和各種意見也很分歧。張學良放蔣時隨蔣去南京后被扣，西安群龍無首，更是亂得很。那時，紅軍總部在云陽，周恩來同志經常在西安、云陽間來往，有些事情需要紅軍協助的，就把任務交給我們辦。比如，被東北軍開除的知識分子中有的是地下黨員，我們就收留下來，加以訓練，有的訓練后再回去。我們還做楊虎城軍隊的工作，主要對象是趙壽山，他的部隊當時也駐在三原，我們同他的關系很好。

東北軍里有兩個受到張學良重用的年輕人。一個叫應德田，是張學良的政治秘書，后來任政治處處長2一個叫孫銘九，就是在西安事變中抓到蔣介石的那個營長，后來任衛隊團團長。他們是東北軍中少壯派的代表人物。張學良在南京被蔣介石扣留后，東北軍中少壯派同元老派之間的矛盾激化，少壯派不顧大局把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打死，引起東北軍高級將領極大不滿。兩個人在東北軍中呆不住了，跑到云陽紅軍總部來。他們見了面就罵紅軍，說你們出賣了張學良。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先以禮相待，耐心地說明抗日聯蔣的重要性；向他們解釋張學良陪蔣介石去南京以前沒有同我們商量過。彭德懷和任弼時同志對他們做了很多工作。他們住了一個多月，就到北平去了。全國解放后，他們兩人到北京來，見到我們，表示很慚愧。這兩個人現在都已去世。

從陜甘支隊到陜北，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發展統一戰線，終于打開了原來的孤立局面，建立起一塊比較大的根據地，共產黨的政治威望和影響大大提高了。美國記者斯諾正是在這個時候來到陜甘蘇區的，他的《西行漫記》第一次向世界介紹了中國工農紅軍，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如果紅軍當時按照張國燾的主張全部南下而不是北上，抗戰爆發時，紅軍還在四川和西康的邊界地區，即使沒有被國民黨軍隊消滅或者餓死，也不可能直接走上抗日前線，迅速壯大實力，開辟廣大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產生巨大影響，在抗戰中起中流砸柱的作用。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的遠見卓識。以他為代表的黨中央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