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恐怕是8年抗戰期間，詬病蔣介石“屁股決定腦袋、選擇性執法”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歷史公案。

既然是公案，就很難有非黑即白的標準答案。筆者只能盡可能多地援引細節，盡可能多地靠近這個“為什么”，談一點個人的淺見。

先介紹一下余程萬和常德保衛戰。

余程萬畢業于黃埔軍校一期及中山大學政治系，1931年就任南京警衛部隊少將教官，次年轉入陸軍大學研究院深造，學歷之煊赫，在國軍將軍中非常少見——當然不能跟何世禮、孫立人、賴名湯、廖耀湘這些喝洋墨水的學霸比。

但是，作為黃埔一期的老大哥，老余實在混得不咋地。

這主要還是和他在畢業之后選擇的道路有關，當年他選擇的是黨務工作——這不禁讓筆者想起雷軍的名言：任何一個單位，要想升得快，一定要干和核心競爭力緊密關聯的工作。

因此，直到1940年，老余才混成74軍57師師長。

在74軍，他的黃埔資歷比兩任軍長俞濟時、王耀武都要老，這就難免有點尷尬，但俞、王挺有眼力見兒，雖然明面上大家是上下級，但私下都稱余老學長。

當然，雖然老余混得不咋地，業務上卻不含糊，不僅驍勇善戰，還是防御戰的高手。

74軍成名的上高會戰，就是老余親率第57師死守上高城，使羅卓英的三路大軍，得以順利圍殲倭軍第34師團大部。老余也因此榮獲陸海空軍第一號武功狀。

再說常德會戰。

首先，老余的城防工事修得挺瓷實，除城郊的野戰工事與城墻的第二道防衛圈外，城內街巷角落均被充分利用，遍筑明碉暗堡，并打通民房，構成完整的防御體系，再配上第74軍傳統上出類拔萃的火力配置，形成強大縱深——彼時第57師配署第74軍炮兵團一個山炮營及戰防炮營第1連、高炮團一個排，擁有遠超一般國軍師級單位的炮兵火力(當然不能跟倭軍比)。

57師全師8000余人，城防兵力配置為：第169團守城北，第170團守城西，第171團守城東。城南則為沅江，形成背水而戰態勢。

老余是典型的廣東人，話不多，戰前動員只有8個字：“城存與存，城亡與亡！”

這也是戰區長官部給他的命令。

2009年，被中央統戰部選定為2010年臺灣影展的開幕影片《喋血孤城》在常德開機前，沈東導演組織親歷了戰火的耄耋長者開座談會，筆者親耳聽到一位老爹爹說，余師長是個好人，他多次與常德縣府協商，將城內居民完全遷出，“他人蠻和氣，話不蠻多，只說‘槍炮無眼，煩勞諸位父老鄉親了’”。

1943年11月22日，悲壯的常德保衛戰打響。

倭軍第11軍主力意圖以壓倒性優勢，3天內一舉掠取常德。

戰斗之慘烈，任何文字描寫都是慘白的。

掉下書袋，破破抗日神劇的無知和自慰：倭軍92式重機槍射速不高，槽點不少，但即便是這樣的二把刀，若被它的7.7mm槍彈擊中大腿，就算500米距離，大腿也不是斷，而是斬斷;倭軍師團級火炮密集轟擊時，很多我軍士兵不是炸死的，是臟器震裂而歿。

橫山勇(11軍司令官)一動手便全力猛撲，除了壓倒性的火力壓制，嫻熟的炮步坦協同，這孫子還干了兩件臭不要臉的事。

一是罔顧《日內瓦公約》，施放大量瓦斯毒氣。

二是見攻勢遲滯，竟然狗急跳墻，不顧可能造成己方部隊傷亡，召集第3航空師團主力，仿效美軍大舉空襲，在常德城中四處濫投燃燒彈，導致城中處處大火，大半房舍、陣地均被烈焰裹熾，慘不忍睹。

國軍在守城中展現非凡勇氣，最廣為傳誦的，為賈家巷陣地戰斗，該陣地駐有第171團第3連一個排，倭軍在空襲后傾一大隊沖鋒，竟不能逐退這個排，復集中炮火轟毀該陣地，余兵8名奮戰到底，排長殷惠仁在倭軍迫近時，引爆最后一枚手榴彈，壯烈殉國。

12月1日，第57師死據不撤的最后陣地寬不及三百公尺。

最后時刻已經來到，深恨友軍的余程萬向孫連仲(戰區代司令長官)發出最后一電：彈盡人亡，城已破，友軍觀望不前。職率副師長參謀長死守中央銀行。職余程萬謹叩。

12月3日深夜2時，余程萬師長召集部屬，告知自己決定突圍，并點名第169團柴意新團長死守陣地。

柴毫不推諉，起立報告：“師長為全師希望所寄，希望師長早日突圍，我在此死守，等師長率援軍來解圍。”

其實柴心里明白，他不可能活著見到援軍了！

余程萬于半夜率殘部百余人，冒死向德山突圍后，柴意新離開中央銀行大樓，集結第169團殘部，進入雙忠巷最后陣地。

凌晨，倭軍集中擲彈筒、槍榴彈、迫擊炮火力猛攻雙忠巷。

柴意新奮然高呼殺敵，率殘部以刀矛棍石向敵沖鋒，壯烈犧牲。雙忠巷陣地陷落，常德城宣告失守。

再說一個細節，增援的新11師意外收容突出的余程萬殘部后，余當即向上峰報告，顯然未獲諒解——王耀武竟然電令疲憊不堪的余程萬“協助友軍奪回常德”——那一刻，老余是否感到了后脖頸的涼意？

余萬般無奈，只好集結帶出來的殘部80余人，協同新11師進攻常德。

老天給余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彼時橫山勇已經撤軍，新11師毫發無傷，于12月7日列隊開進常德。

而在常德的斷垣殘梁中，奇跡似地陸續走出了300余名第57師官兵，望著青天白日旗再度招展于中央銀行大樓，不禁痛哭失聲。

“一只烏鴉站在一間被轟毀的貨倉的焦梁上，帶著嚴肅而滿意的心情，望著已經從地面上毀滅了的常德……城東門的青天白日旗又在一根新的竹竿上面勝利地飄揚……”1943年12月21日，常德保衛戰后第18天，《紐約時報》記錄了廢墟上的常德景象。

“此一役對中國而言，是證明其士兵之作戰能力;對其盟友而論，亦足證明中國雖處于極大困難之中，尤能渡過難關，擊退敵人。”同日，《芝加哥太陽報》亦撰文稱。

就是因為這些好心辦了“壞事”的外媒報道，以及死里逃生的300余袍澤，差一點把余程萬送上了斷頭臺……

再說說方先覺和衡陽保衛戰。

方先覺，出身書香，卻為人豪俠，本來已經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學，卻投筆從戎，進了黃埔三期。畢業前一個月，又因暴打克扣軍糧的軍需官，而被開除學籍。

就這么個被開除的學生，卻從軍隊底層做起，因為戰功卓著，而累獲升遷。

說幾個他和蔣介石有關的細節。

在薛岳三戰長沙時，已經是預10師師長的方先覺寫下遺書(彼時《長沙日報》以頭版大標題《方師長誓死守土，予立遺囑》為題，全文刊登)：

蘊華吾妻：此次我軍奉命固守長沙，任務重大，長沙的存亡，關系抗戰全局的成敗，我決心以身殉國，設若戰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顧。務令五子皆能大學畢業，好好做人，繼我遺志，則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

方先覺向薛岳保證堅守長沙(城南方向)，血戰中，預10師以29團減員過半，30團僅剩58人的慘痛代價完成了任務，為長沙大捷做出了卓越貢獻。

此后，方被蔣介石授予四等寶鼎勛章，擢升第10軍軍長，預10師亦獲頒榮譽旗。

方先覺和余程萬也有交集。

1943年11月，第10軍奉命馳援守常德的余程萬。

由于倭軍鬼畜兇悍，預10師師長孫明瑾壯烈犧牲。后來薛岳“越級”指揮第190師，致第10軍敗落。

一月后，方先覺在衡山為孫明瑾召開追悼大會，并在孫氏靈柩下葬時，親拉繩索，安放靈柩，拔槍盟誓：“殺盡倭寇，為死難軍民報仇！”

由于薛岳“越級”指揮第190師，直接破壞了方先覺制訂的作戰計劃，且使第3師和預10師慘重損失，此后，方多次與薛發生激烈爭吵。

薛見方竟然以下犯上，便以增援常德不利，將其撤職。

此事遭到10軍官兵一致抗議，前任軍長李玉堂為保方先覺，更是直接將10軍的實際作戰情況上報至軍委會。

經過軍委會調查，肯定了第10軍常德會戰中的貢獻，蔣介石還特送方先覺一匾，題詞“忠義表天地”。

再說一個細節。

倭軍對于“一號作戰”計劃的準備，周全到難以想象的地步。

先是改組了整個在中國戰場的航空師團，單是空軍作戰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儲量，彈藥的儲量多達兩年。

并特別派出從未在中國戰場上使用過的裝甲師團，參戰各軍的糧彈后勤支持，都有半年以上準備。

還調動日本國內的道路、橋梁工程人員與器材，投入戰線后方道路的維修。可以說所有的作戰需求，上至野戰醫療設備，下到士兵軍靴的修理，一應俱全。

我們小時候讀的課本，說日本侵略者“武裝到牙齒”，概莫如此。

“武裝到牙齒”的橫山勇挾橫掃長沙之威，于1944年6月22日進逼衡陽。

橫山勇的驕橫，是連上司畑俊六都不尿的，彼時“長沙虎”薛岳落敗而逃，千年長沙太陽旗飄揚，小小的衡陽，更不在話下！

可是，就在小小的衡陽，橫山勇遇到了他軍事生涯中最難纏的對手之一——方先覺。

補充一個細節。6月20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正值衡陽開戰前夕，蔣介石夜不能寐，凌晨1點起床為衡陽禱告。他知道，第10軍奉命馳援守常德慘敗后，所轄3個師僅17000多人，而攻城的倭軍主力，就達55000人。軍令部報告說：“如此懸殊的實力，只能守3天。”

戰斗打響，衡陽保衛戰的慘烈，相較常德，有過之無不及。

囿于篇幅，筆者對戰役從略——衡陽保衛戰是中國抗戰史上敵我雙方傷亡最多、中國軍隊正面交戰時間最長的城市攻防戰。

第10軍以孤立無援的病憊之師，抗擊近4倍于己的倭軍，血戰了整整47天，斃死斃傷倭軍近2萬。

這一仗的影響，震動日本朝野，直接促使東條英機內閣下臺。縱觀整個中國抗日史，這一仗持續之彌久、戰斗之慘烈、影響之深遠，中國戰場所有的城市攻防戰，無一仗可與堪比。

橫山勇的計劃是3天拿下衡陽;蔣介石給方先覺的命令是堅守10天(一說14天)，援軍必至。

然而，悲劇重演，援軍卻如常德保衛戰一樣，久久未到。

絕境之下，方先覺于喋血孤城47天、倭軍答應不傷及第10軍剩余官兵的條件后，繳械投降。

不久，在軍統特工的幫助下，方先覺成功逃往重慶。

回到網友的問題。

余程萬到重慶后，蔣介石以違抗軍令罪，欲殺之，將其送交軍法處審判。孫連仲、王耀武出面求情。余被判刑兩年，后出獄戴罪立功。

方先覺抵達重慶后，擢升為第36集團軍中將副總司令。

軍事委為了嘉獎方的英勇，還于1945年2月19日授予其青天白日勛章。

二者為何云泥之別？

筆者以為，余守常德時，正值蔣參加開羅會議時期，蔣對英美稱常德保衛戰堪比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命余死守到底。

蔣回國后，收到余發出最后一電，哀傷之余，立即讓陳布雷等撰寫余的簡歷， 一俟余成仁，即大肆宣傳。而幾天后卻傳來余逃回的消息，自然大怒。

而對于方，蔣在會戰之初命方堅守兩周，兩周后又一再給方發報，允諾援軍不日即到，讓方再堅守時日。到后來，蔣甚至對空軍司令周至柔發飆：長腿的進不去，長翅膀的(空投補給)難道也進不去嗎？——方早已超額完成了蔣的任務。

此外，方逃到重慶，大街小巷貼滿了歡迎方軍長的標語。各大報均對方褒獎有加，稱衡陽一戰堪比唐朝時的睢陽，方就是大英雄張巡。

一言蔽之，對余，蔣心里不虧欠——蔣命余死守，余也信誓旦旦，最后卻擅自突圍。

至于方，是蔣負方，在方面前，蔣心里頗有虧欠——自己約的炮含著淚也要打完啊。

2012年10月12日，因在“百家講壇”名聲大噪的紀連海，蒞臨衡陽開講“衡陽保衛戰”，筆者有幸現場瞻仰。

在講第10軍停火這個“關鍵環節”時，紀連海認為，方在幾乎彈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實際是詐降。因為就連倭軍司令部都記載了“方先覺被俘后，裝得很老實，最后乘機逃到了重慶”。

而筆者以為，紀先生仰慕英雄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為賦新詞強說愁，則過猶不及——死就是死，降就是降，硬把關二爺的“降漢不降曹”，說成是“機智”，只會徒留笑柄爾。

筆者還以為，投降有兩種，一種是只限于軍事上、戰術上的放棄和妥協;另一種則是對于民族、國家的無恥背叛。

后者如吳三桂、汪精衛，前者如關二爺、方先覺。

而方先覺的投降，沒有什么丟人的！

筆者想起了另一位英雄。1942年5月5日，美國駐菲律賓總司令溫萊特中將向白宮發出了最后一封電報：請告訴全國，我的部隊和我本人已經完成了所有人類能做的一切，我們捍衛了美國和她的軍隊的優秀傳統……我帶著深深的遺憾和對我的頑強軍隊的無限自豪去見倭軍指揮官了。再見了，總統先生！

第二天，他帶著7.5萬名美菲聯軍，向倭軍投降。

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2日，溫萊特登上了美國海軍密蘇里號的甲板，他站在麥克阿瑟的身后，參加了倭軍投降簽字儀式。

麥克阿瑟簽字用了5支自來水筆，他把第一支就送給了溫萊特，他對他說：瘦皮猴，如果你愿意，歡迎回來繼續統帥你的那支隊伍。

回到美國第一天，溫萊特被晉升為上將，授予國會榮譽勛章(美國最高軍事榮譽勛章)，并被任命為美國東部防區司令。

筆者以為，作為一個職業軍人，一槍打爆自己的頭，這特么太容易了！可為了萬千袍澤的生命，放棄一個軍人的榮譽，選擇向對手投降，這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氣？

在美國人眼里，溫萊特從來沒有失敗過，當時的美國主流媒體評價他：他在榮譽面前選擇了責任，他是當之無愧的國家英雄。

同樣，不管是余程萬將軍還是方先覺將軍，雖然歲月久遠，他們仍然是我們這個民族當之無愧的英雄;亦是物欲橫流、信仰缺失的當下，當之無愧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