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茂七，很多人提起這個名字會感到很陌生，但是在福建一帶，鄧茂七的名頭卻很大，他的歷史形象在官府和民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明末阮大鋮的戲曲《蕩賊錄》，即以鎮壓這場起義為素材，謳歌了明軍浴血奮戰鎮壓逆賊的“光榮事跡”。清朝歷史學家徐元文更把鄧茂七與劉通，李自成并稱為明朝“三大賊首”。

《罪惟錄》說這場起義“波及東南數省，荼毒生靈百萬，國之衰運，自此而始。”直接把明王朝走向衰敗的“罪過”安在鄧茂七頭上。但在福建當地，鄧茂七卻始終享有極高聲譽，閩戲里有不少以他為主人公的“英雄戲”，多是勇冠三軍，為民做主的“救星”形象。至于到了近代，對于這個人的評價就是“封建時代的農民起義”，至于這次起義的經過，背后的故事舊很少有人去追查。

明英宗在歷史上也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說他傳奇，是因為他是歷史上少有的當了兩次皇帝的人，也是明朝歷史上唯一一個有兩個年號的皇帝，而且還在土木堡之敗后當了蒙古人的俘虜，還能活著回來，明朝的第一次全民總動員“北京保衛戰”也是因他而起，而發生在距離明英宗土木之敗前一年的這次鄧茂七起義，著實讓明朝政府頭疼了一把，這次爆發于福建沙縣的起義歷時兩年，起義軍占領了二十多座縣城，史載“控制八閩，三省震動”，明朝屢戰屢敗，在面臨北方土木堡之敗的情況下，還陷入了南北兩線作戰的尷尬，所以明朝朝廷提起來這次起義就恨的咬牙切齒，其評價自然好不到哪去。

鄧茂七就是明英宗正統年間人氏，江西人，世代都是農民，可是隨著明朝土地兼并狀況的日益嚴重，鄧茂七家的地也被人勾結官府霸占了，鄧茂七一怒之下殺死了地主，逃亡福建，以替人耕種為生，成了不折不扣的“黑戶佃農。”

明朝的土地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成為明朝覆亡的一大原因，明朝的土地政策從朱元璋時代就沒能徹底解決，朱元璋的理想是建立一個男耕女織，和諧美滿的理想化農業社會，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朱元璋設立嚴刑峻法，規定農民不得無故離鄉，離鄉二百里即需要有當地官府的“路引”。但是百年之后的正統年間，土地兼并之風越演越烈，隨著賦稅的加重和貧富分化，富有的地主開始大規模兼并自耕農的土地，當然這其中也包含著勾結官府之類的齷齪事，失地的農民不得不大規模逃離家鄉討生活，向當時地少的福建等地大規模遷徙，形成所謂的“流民”，鄧茂七從本質上來說，也是流民大軍中的一員。

這些流民沒有合法的身份和戶籍，只能靠給當地的大戶做佃農為生，而當地的豪門大戶似乎也很樂意招募這些無合法身份的流民，因為他們可以收取更高的地租和其他攤派，沉重的負擔使很多的佃戶生活貧困，一些豪門大戶甚至私設公堂，對佃戶進行拷打和審訊，更為嚴重的是，隨著明朝政治的腐敗和明英宗所信任的太監王振的上臺，福建一帶買官賣官成了公開的秘密，幾乎所有的官職都明碼標價，在天高皇帝遠的福建，“買官”的竟占三分之二。這些人“投資”的人為“盈利”，到任后當然大肆搜刮地方，巧立名目加派苛捐雜稅，不但大量的負擔轉嫁到像鄧茂七這樣的“黑戶”身上，連當地“合法戶口”的城鄉百姓也同樣受害頗深。

而鄧茂七起義的另外一個原因，不得不提到鄉集，鄉集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鄉村集市，而是更類似于黑市的鄉村市場。明初實行嚴厲的商貿專營(又是朱元璋的事)，對商品實現專賣，但“流民”們賦役沉重，為生計所迫，時常偷運物品，與當地商戶交易，而商戶們也樂意與這些黑戶流民交易物品降低成本，畢竟大明的國企效率太低了。在資本主義萌芽初興和海外貿易便利的福建，這些設在州縣“三不管”地帶的鄉集，維持著福建商業的正常運行，由于鄉集的不合法，這些政府明令禁止的“黑市”就由“集頭(即黑幫勢力)”把持，參與交易的商家和流民都繳納費用作為“保護費”，各個集頭之間經常發生火并，成為一個危害社會安定的危險導火索。

鄧茂七因為有一身武藝，所以很快的就做了江西籍流民的頭領，并且在一次火并中殺死了集頭并取而代之，他處事坦蕩，設立了明確的鄉集交易規則和應該繳納的保護費的數目，減輕了流民和商戶的負擔，深得當地人的信任，因此很快就控制了全福建的鄉集運作，這個福建農家的孩子，終于成為威震八閩的江湖大佬，甚至連商戶遇到官府勒索也請他出面調停。但好景不長，鄧茂七和官府的沖突終于爆發了。

鄧茂七因為聯合當地的商戶抗稅，得罪了花八千兩銀子買官的福建布政使林新，林新一怒之下下令將福建的鄉集全部取締，并開始“打黑”，鄧茂七無奈只好逃往福建沙縣，其手下被官府打擊，傷亡慘重，殘余的也是流落四方。

鄧茂七到達沙縣后，受到當地大戶的邀請訓練民團，這些民團多是由當地大戶招募流民組成的，主要是防海盜和其他盜賊，鄧茂七就在發展民團中壯大自己的勢力，終于再一次由于替流民說話，要求大戶減免賦稅和其他攤派而與當地大戶翻臉。

在一次鄧茂七下令流民們拒向“大戶”繳納“冬牲”(過冬用品)后，當地大戶聯名將鄧茂七告到了官府，罪名是“謀反”，此舉一下捅了馬蜂窩，鄧茂七的民團訓練有素，竟把前來捉拿他的“官軍”打的落花流水。長久壓抑的“民怨”徹底爆發，當地流民紛紛拿起武器，協助鄧茂七追繳官軍，僅用一日即攻占縣衙，沙縣縣令，同是“買官”來的吳濤逃跑不及，被逮后當場斬首。

鄧茂七起義的消息傳至京城后，明王朝舉朝震動，但把持朝政的太監王振卻認為此人不足慮，力主由福建當地自行征剿，但“賊”越剿越大，很多當地流民和礦工也紛紛拿起武器響應，起義軍紀律嚴明，鄧茂七也開始在其屬地設置官署，與朝廷分庭抗禮，此時福建已經淪陷大半，朝廷無奈，只好改“剿”為“撫”。而鄧茂七內部對繼續作戰也有不同的聲音，因為以福建一地的力量是不可能推翻朝廷的，所以鄧茂七提出只要朝廷答應減免福建的賦稅并給予“流民”合法的身份，并加封自己，自己可以投降。可惜的是先前戰敗的明朝將領見鄧茂七不打了，以為人家沒實力了，企圖立功，就率兵突襲鄧茂七，鄧茂七吃了個大敗仗，從此就斷了招安的念頭。

到了正統十三年，朝廷痛下決心，派出明朝最精銳的京營以及山東，山西，浙江，江西各地精兵共四萬七千人南下剿賊，這是明朝最精銳的部隊，有在東南沿海與倭寇作戰的浙江“備倭軍”，也有在北方與蒙古人作戰的宣大騎兵，甚至連當時最先進的秘密武器——大明神機營也用上了，經過一番折騰，鄧茂七陷入了宣大騎兵和神機營的合圍，力戰犧牲，部下也幾乎全部戰死。

明朝在福建采用各種手段消滅鄧茂七余黨的同時，也開始進行一系列改革，明王朝根據徐有貞的建議，把流落福建的數十萬流民重新登記在冊，給予合法的身份，鄧茂七之亂期間沒收并發放農民耕種的土地，也一概承認其“土地產權”，此后，福建人口劇增，墾田數大增，成為國家財政收入里的“納稅大戶”，這個中原士大夫眼中的“荒蠻之地”，開始了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

鄧茂七戰敗后半年，土木堡之戰爆發，兵部尚書于謙想調正在福建作戰的浙江軍隊精銳回京，可惜由于福建戰事牽制，只調回一少部分。

景泰元年，明朝使臣出使瓦剌，瓦剌嘲諷“土木堡之役，大明軍何以不堪一擊。”楊善答道：“六師勁旅全被征調南征(即征討鄧茂七)，所以一戰即潰”。可見鄧茂七對明王朝的牽制作用不小，明朝在“內有流賊，外有胡虜”的情況下兩線作戰，取得了勝利，可惜將近二百年后，相同的情況再次上演，這次，明朝再也支撐不住了，轟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