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將司馬錯在戰國史上是個重要人物。他三次率軍伐蜀，完成了秦對巴蜀的軍事征服。更重要的是，他是秦國“浮江伐楚”戰略的提出者和組織實施者，曾三次指揮大規模的“浮江伐楚”戰役，把平靜沉寂的三峽地區變成了喧囂的戰場達40年之久。

秦孝公時（前361－前338年）已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但公元前316年才由司馬錯把它發展為“浮江伐楚”戰略。《華陽國志》載司馬錯的論證：“（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短短幾句，勾畫出用蜀財、巴卒、川峽之水，避實擊虛，出奇滅楚的前景，打消了秦惠王在伐韓還是伐蜀上的猶豫，“卒起兵伐蜀”（《史記·張儀列傳》）。而伐蜀是司馬錯“浮江伐楚”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一次“浮江伐楚”戰役緊接在第一次伐蜀后展開。《史記·秦本紀》載：“司馬錯伐蜀滅之。”《華陽國志》載：“司馬錯自巴涪水（今烏江）取楚商於之地（今湘西鄂西一帶）為黔中郡。”

第二次“浮江伐楚”戰役的準備更充分，規模更大。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命司馬錯第二次伐蜀（《秦本紀》）；司馬錯平叛后在巴蜀集結人財物力3年，在公元前308年“率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華陽國志》）。

第三次伐蜀后沒有隨之發動“浮江伐楚”戰役。這是因為秦重新把主戰場移往黃河，打擊魏國。司馬錯也轉移到黃河戰場作戰。直到公元前280年秦全力擊楚，同時開辟漢水和峽江兩條戰線，“浮江伐楚”戰略與“渡漢伐楚”一起啟動，才“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攏之”（《秦本紀》）。

此后司馬錯不見于史。3年后即公元前277年進行第四次“浮江伐楚”的是秦國的蜀守張若。是在“渡漢伐楚”的秦國主將白起指揮下進行的，只是秦“渡漢伐楚”戰役的一個側翼而已，與司馬錯設計的出奇制勝的“浮江伐楚”戰略已相去甚遠。

由此可知，司馬錯雄心勃勃的“浮江伐楚”戰略最終還是未能達到目的。隨后，他本人也在政治舞臺上永遠地消失了。

司馬錯“浮江伐楚”戰略的失敗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浮江伐楚”是避實擊虛、出奇制勝的戰略，然而從公元前316年到公元前277年前后達40年，三次“浮江伐楚”均未突破楚國鎮鎖峽江的巫郡，秦軍始終在原地踏步，空耗了大量人財物力，給巴蜀以沉重的負擔，卻未達到出奇兵制勝的預期目的。第二，第四次“浮江伐楚”戰役，巫郡終為秦所有，但這是秦軍“渡漢伐楚”取得決勝后，在白起指揮下從長江上下夾攻所致。因而這是“渡漢伐楚”的勝利，而非“浮江伐楚”的結果，最終證明了“浮江伐楚”戰略是失敗的。

“浮口伐楚”戰略失敗的原因，在于司馬錯低估了巴山峽川的險阻。他可能研究過巴蜀史地與政治經濟社會形勢，故而是秦的巴蜀軍事專家。但他卻沒有充分估計到，巴山峽川不但不是戰車和騎兵的馳騁之地，而且也無百舸爭流的水域。縱有戰卒十萬，戰船萬艘，他那一戰制勝、畢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在當時的三峽畢竟不太現實。

此外，秦國統治集團內的明爭暗斗，特別是對秦國重大決策舉足重輕的張儀，更給他添了麻煩。張儀是主張伐韓臨周挾天子以令天下的，結果卻輸給了司馬錯的“浮江伐楚”戰略，心中一定不服。故司馬錯第一次“浮江伐楚”失利后，張儀即引秦國走“渡漢伐楚”的路。公元前313年，他到楚國騙楚懷王與齊國斷交，次年又激怒楚懷王倉促發兵，與早有準備的秦軍在漢水支流丹江上游激戰，結果楚軍8萬被斬首，楚漢中郡也為秦所有。但漢水是楚國正面，當時楚實力尚強，面對楚傾國動員，秦不愿作兩敗俱傷的決斗，愿分漢中之半與楚停戰言和。張儀為平息自己惹的禍，以“浮江伐楚”戰略為籌碼，先提議以秦商於之地交換楚黔中地，暗示秦已在峽江開辟戰場；然后再到楚，把司馬錯的“浮江伐楚”戰略和盤托給楚懷王。楚國此時的戰線由泗水、淮水拉到了漢水，已嫌過長，不敢與秦在漢水和峽江二面作戰，張儀達到了議和目的。但司馬錯精心策劃的“浮江伐楚”戰略已大白天下，就虛不虛、出奇不奇了。楚必定加強峽川防御和對黔中的爭奪，這就更增加了司馬錯的困難。

此后不久，張儀受蜀相陳壯叛秦的牽連被秦驅逐，秦武王伐韓臨周與“浮江伐楚”并舉，司馬錯二次伐蜀后又二次“浮江伐楚”，但由于前述原因，第二次“浮江伐楚”又無功而返。公元前304年，新登基的秦昭王與楚懷王盟約，把上庸（今湖北竹山一帶）歸還楚國，秦軍主戰場移回了惠王決定伐蜀前的黃河流域。

“浮江伐楚”戰略最終失敗了，但它的實施卻給了三峽地區的歷史以重大影響。默默無聞的“蠻荒之地”三峽地區成為秦楚爭戰主戰場達40年，向世人撩開了它的面紗，此后仍是秦楚繼續爭戰之地。《史記·楚世家》載：公元前276年，楚頃襄王“收東地兵，得十余萬，復西取秦攏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史記·六國年表》：“秦所攏我江旁反秦”，“楚人反我江南”。三峽地區作為戰國七國爭雄的戰場之一，被司馬遷載入了《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