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 年8 月19 日，渾濁的東海洋面上，一艘從鎮海開往普陀山的客船武寧輪正在鼓棹前進。這天正好是佛教中元節(鬼節)，普陀山上要舉辦盂蘭盆法會。來自全國各大寺廟的僧人們云集普陀，武寧輪幾乎成了和尚的專輪。旅途寂寥，又是難得的同道大聚會，僧人們在船上相互傾談交游，十分熱鬧。但當中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輕僧人，似乎與眾人格格不入。他那剃得趣青的頭皮上，并沒有中國和尚獨有的戒疤，而且舉止相當古怪。不少人和他去搭腔，發現他似乎對教義不感興趣，或對交游不感興趣。但和尚們執著，不斷地去“騷擾”他，終于把他惹毛了，痛斥一番。周圍的僧人們大吃一驚：原來，他說的是一口日本話！

此時，包括浙江在內的沿海一帶正在大抓日本奸細，幾乎人人都已經曉得日本兵艦將大清國的租來運兵的英國商船高升號擊沉，死了上千名士兵。出家人再與世無爭，畢竟也還有國家概念，眾人便將這位說日本話的年輕僧人控制住了。船將到普陀，清軍水師的元凱兵輪前來例行檢查，元凱號的大副、把總貝名潤登上了武寧號。這位說日本話的和尚，用并不流利的官話，自稱是廣西人，然后又說是貴州人。貝名潤見他言語支離，而且沒有隨身行李，就進行了搜身，查得墨盒紙筆、普陀山僧人名單、懷表及洋銀22 元，形跡十分可疑，遂將其逮捕，帶到兵輪上看管了起來。大清的和尚們一點都沒搞錯，這位正是日本間諜藤島武彥，假冒和尚要到普陀上與另一位日本間諜高見武夫接頭。那位高見武夫在普陀山的法雨寺以參禪為名已經潛伏半年多了。

一起和尚間諜案掀開了帷幕。

藤島武彥出生于日本鹿兒島人一個藩士家庭，順應當時日本潮流，考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雖體現出了“膽氣絕倫”的一面，但因數學、英語成績很差，學業堪憂，后經前輩指點，決意到中國大陸發展。錦棠聯日抗俄，甚至希望能進入劉的幕僚長期潛伏。湘軍名將劉錦棠(1844—1894)，早年隨同叔父劉松山鎮壓太平軍和捻軍，軍功卓著。1870 年，劉松山在鎮壓回部叛亂中陣亡，經左宗棠推薦，遺部由年僅26 歲的劉錦棠接手。1875 年，左宗棠西征新疆，劉錦棠擔任統領，總理行營營務，運籌帷幄，被叛匪驚為“飛將軍”。1878 年左宗棠奉詔還京時，劉錦棠署理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直到新疆建省，于1884 年被朝廷簡派為第一任新疆巡撫，其地位不僅是封疆大吏，更是對俄外交的關鍵人物。

作為在華最大的諜報機構，漢口樂善堂對此次西北行動極為重視，堂長荒尾精專派“學養有素、識見卓越”的“平戶三杰”之一浦敬一主持。樂善堂行動計劃十分周密：藤島武彥攜搭檔大屋半一郎先行，隨身帶價值1000 余元的書籍和雜貨，到蘭州先安頓下來開設店鋪，以回收的貨款作為浦敬一進入新疆的費用。哪知剛出漢口不遠，藤島就遭到了水匪打劫。令水匪驚奇的是，這位自稱來自福建的年輕書商，看到劫匪卻不慌亂，從容對答。他對劫匪的頭目趙某道：“觀公狀貌，當系一方豪杰，何以不掠富豪，而劫余小商人耶？余殊為可惜。”根據日本的傳記材料介紹，藤島是位眉目秀麗的美青年，姿容宛如美女。面對這位“小帥哥”，趙老大倒也爽快，講了一通官逼民反、無奈落草之類的套話，兩人談得十分投機，趙老大便將其釋放。而這位少年書商居然給了他一份大禮：一支嶄新的手槍。喜出望外的趙老大表示，將傳令沿江數千徒眾，對該書商不得為難，并妥加保護。

但藤島在和水匪趙某分手之后，趙某卻被官府抓獲，羈押在襄陽大牢中。藤島得知消息，星夜兼程前往救援，但到達襄陽后，趙某已被梟首。藤島便乘官府疏忽，將趙某的首級盜回。看守們一路追趕藤島到漢水邊，藤島無奈，便將趙某的首級綁在腰間，縱身躍水，游泳逃逸，終因體力不支，而在登岸后人事不省。他醒過來后，便在岸邊將趙某的首級掩埋，再通知趙的手下前去挖掘。藤島此舉令趙某的手下感激涕零，民國時期撰寫《日本侵華之間諜史》一書的鐘鶴鳴，因此感慨道：“浪人懷柔趙某部下也如此，其用心不可謂不深矣。”在樂善堂作為偵察重點的六類中國人中：君子、豪杰、豪族、長者、俠客、富者，趙某正符合其中的“豪杰”的類別，是日本間諜的重要“統戰對象”。

因此，盡管可能耽誤西北偵察大事，藤島武彥還是不惜時日前往營救趙某。藤島中途遇寇和營救寇首，畢竟耽誤了時間，浦敬一等在蘭州苦候30 天，不見蹤跡，盤纏用盡，只好放棄此次新疆之行。次年，不甘失利的樂善堂，再度派出浦敬一和藤島武彥兩人化裝成華商西行，先由水路沿漢水北上，再棄水登陸，翻越終南山，到達西安。兩人從1889 年3 月末離開漢口，5 月初方到達西安。在西安盤亙一個月，將所攜帶的書籍、雜貨售出以作為盤纏，又輾轉三個月后方于9 月份到達蘭州。但盤纏用盡，只好分手。藤島武彥分得18 兩白銀，返回漢口;浦敬一則帶著剩余的50 多兩，獨自入疆，并從此失蹤，成為日本間諜史的一大懸案。

弱冠之年的藤島武彥，至此已兩次膺任西北考察重任，可見樂善堂對這一位最年輕間諜的器重和栽培。除了與水匪的遭遇外，在日本史料中，藤島還有另外兩次奇遇。一次是在河南，他看到當地壯漢恃強凌弱，便出手相救，奪過棍棒將那家伙教訓了一通，鄉民們十分感激，稱呼其為“少年豪杰”。還有一次在江西廬山，他在山中迷路，見到有三人正在升火煮粥，便過去烤火，并要了粥喝。此三人其實是山賊，見一個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從山里出來，還以為是妖怪現身呢。藤島吃完后便睡。山賊們發現了他帶的大筆盤纏，便起了歹意，想盜走。哪知藤島忽然睜開眼睛，大吼一聲，并拔出了短刀，嚇得三名山賊反落荒而逃。三人下山后，就報告官府說山上有細作，官府派人前來抓捕，與藤島發生激烈搏斗。藤島的短刀誤傷了自己的右前額，血流如注，終于被捕。在獄中，藤島堅稱自己是琉球人，居住在福建，出來旅行而已，但還是被判處了斬刑。在處決之前，山賊中有一人在行劫時被抓，坐實了他們是“誣告”，藤島終被釋放。這是滕島間諜生涯中最為兇險的一次遭遇。

西北之行失敗后，1890 年，荒尾精、宗方小太郎等主要間諜在上海籌辦另一家諜報機構日清貿易研究所。因辦所經費困難，藤島武彥遂返回大阪，從家鄉鹿兒島籌集了資本，興辦起了紙草制造所，以所得利潤貼補日清貿易研究所。當時，日本諜報多靠私人贊助的浪人組織完成，官方的財政支持并不很多，全靠民間的“愛國熱情”維持。

1894 年中日開戰后，藤島武彥乘德國客輪再渡上海。此時，日清貿易研究所由日本參謀總部所派的諜報軍官、“中國通”根津一主持。根津一派出大批間諜前往遼東，策應日軍登陸。8 月中旬，藤島武彥亦被派往東北，為日本第一軍先遣隊擔任向導。但藤島在返回日本時已剪去發辮，很難再偽裝成中國人。躊躇之下，根津一決定干脆讓藤島偽裝成和尚，先到普陀山會合另一潛伏于法雨寺的間諜高見武夫。高見武夫是日本岡山縣人，日本黑龍會所編的傳記資料里說他“平生寡言沉默，手不釋卷”。他曾在閑谷黌就讀，和福原林平是同學兼好友。1890年在東京的哲學館(東洋大學前身)學習宗教哲學，隨后在鐮倉圓覺寺學習禪學。

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圓覺寺見到了荒尾精。兩人交談之下，相見恨晚，高見自己的記載說，兩人在夜晚且飲且談，常至深夜。潛藏在高見武夫內心深處的“東亞經綸”雄心被激發出來，他便接受了荒尾精邀請，與福原林平一起前來中國。出發前，兩人前去岡山縣的另一名剎國清寺，拜見住持海晏法師。這位日本高僧不僅佛學修養高，似乎也很愛國，他給他們出具了前往普陀山寺廟的介紹信后，發現了他們行李中的日本刀，就說：“你們的刀太鈍了，為了給你們壯行，我送你們一把寶刀，陸上可斬犀牛，水中可屠蛟龍。”不殺生的和尚，卻向間諜贈送殺生利器，這也算是日本佛界的奇怪現象。高見被殺后，日本有人吊之曰：“自重元人三尺劍，電光影里斬春風”，說的就是這把可屠蛟龍的寶刀。

1893 年11 月兩人到達上海。半年之后，高見受命前往普陀法雨寺，名為坐禪，實際上是潛伏待機。藤島削發后，搭乘8 月16 日的渡輪，從上海前往普陀山。19 日，在鎮海換乘武寧輪(又稱江天商輪)。未想到，卻因船上和尚太多，而露出了馬腳被捕。藤島被捕后，只承認自己是日本大阪鐵商，到普陀山是為了找到高見約其一同回國。問他：“既稱鐵商，何以故扮僧人？”答道：“現因中倭開仗，來往不便，故由上海削發來鎮(鎮海)”。正好此時法雨寺的方丈化聞亦在鎮海，他證實寺內確有個日本僧人高見，是今年正月里才來的。官府遂派船將高見押到鎮海，將他混雜在眾僧人中，令藤島辨認。

高見與藤島從未謀面，混于眾僧之中，藤島哪里能辯。按寧紹臺道吳引孫在報告中的說法，藤島“相視良久，茫然莫識” 。因此，吳引孫認為：“藤島改扮僧裝，行蹤甚為詭秘;供詞亦極閃爍，難保非圖混入內地窺探軍情。尤恐有華人作奸，亟應徹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隨即令候補通判梅振宗、鄞縣知縣楊文斌會同審訊，隨后吳引孫也親自審問，但藤島供詞依舊。

吳引孫無奈，對藤島用上了大刑。藤島熬刑不過，“ 于無可分辨之時，始據供稱系上海日本大越領事遣其來甬。并稱前往普陀，因恐路上有人盤問，故先落發”。再問他是否刺探軍情，以及同伙等，則咬牙忍受酷刑，絕不招供。藤島在供詞中說：“有一個姓福的東洋人，住在上海跑馬場開雜貨店，與高見是好朋友;他因有病回國了。六月二十七日。小的由大阪動身，…… 七月初四日到上海;會見那前在漢口領事處寫字的速水一孔，是小的朋友。十一日，帶領小的去見駐上海日本領事大越大人。那大越當與小的盤費英洋二十元，囑令小的到普陀山邀高見和尚同到上海，可與小的一同回國。并沒別言交代，也沒應許賞官賞財的事。十二日，大越就同速水一孔回國了。小的又受姓福的朋友所托，代向高見說他有病在家的話。因想日本人到中國來不便，故于十七日剃落頭發，不為識破日本人了。況且小的會講中國話;普陀地方東洋人又不到的，所以小的扮做和尚;趁搭輪船要到普陀去的。小的是有家私兼開店業，漢口、上海認得小的的人俱多……今蒙研訊。小的實受領事所托， 去到普陀接高見，并沒做奸細，探聽炮臺洋面消息事。求寬恩是了。”

吳引孫密令定海廳同知趙惟崳前往普陀山再次勘察，并未發現除高見之外的其它日本間諜蹤跡。再三提審藤島和高見兩人，口供如前，沒有實質進展。便將藤島送押到鄞縣大牢，高見則交給城內的天寧寺，由普陀山下院僧人看管，并要求僧人們將可能前來探望的任何日本人一同拿獲。同時，通過浙江巡撫廖壽豐向總理衙門提交了報告。藤島一案，因查無實據，只好暫時擱置下來。就在藤島被捕的前兩天，上海也破獲了日本間諜案，在中國政府要求下，兩名日本間諜楠內有次郎和福原林平在法租界內被中國差弁抓獲，但法國人堅持將他們送往美國駐上海總領事看管。中日開戰后，雙方均邀請美國代為照管在對方國家內的財物和人員。9 月下旬，上海諜案的兩名間諜供認不諱，坐實了藤島與高見的間諜身份。藤島也即招認，其得到日本總領事大越的密令，并領取了密碼，計劃會合高見后，一道測繪中國地形，窺探軍情。

案情查清后，根據大清律，“境外奸細入境內探聽軍情者，不分首從皆斬”。10 月27 日，根據電旨，浙江巡撫飭將藤島、高見兩犯押赴杭州清波門外執行斬首。藤島時年25 歲，高見27 歲。高見被處刑這日，獄卒假稱要釋放他，等檻車來到清波門外刑場，知道自己已無可免，便向監刑官索要了筆墨，寫下了絕命詩：

此歲此時吾事止，男兒不復說行藏。

蓋天蓋地無端恨，付與斷頭機上雪。

而中國的官方文件中，則記載了藤島在供詞中的結語：“我說間諜也是敵國忠臣，這有何妨。”兩年后，1896 年6 月，在甲午戰爭中大獲全勝的日本，派員前往杭州，起出了兩人的尸骸帶回日本。1938 年，鐘鶴鳴在其《日本侵華之間諜史》一書中，感慨道：“我人對彼輩(指日本間諜)之用心，固宜深惡痛絕，但若輩之不懼艱險，為祖國作侵略先鋒的行動，以與國人早期之僅事口頭呼號，不曾在實際上用功夫以救祖國危亡者相較，國人思之，能無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