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發家之謎：咸豐十年(1860)前后，太平軍在長江下游屢戰屢勝，當地一些大地主陸續被攆到上海孤島上。由于上海灘早已是開放的通商口岸，也許是有賴于此間的洋人，以及洋人在這個孤島上所設立的一處處獨立的租界，太平軍一時尚未涉足，但盤踞在蘇州的忠王李秀成已率大軍兵臨城下，形勢萬分危急。

蝸居在孤島上的一些士紳為了免遭最后滅亡的命運，一邊迅速成立“中外會防局”，以期依賴洋人的武力來保衛上海;一邊又選出士紳代表、前清名臣錢寶琛(浙江巡撫)的兒子錢鼎銘，帶著募集來的20萬兩白銀，雇用了幾艘外國輪船，率人前往安慶，向曾國藩求援。

錢鼎銘到達安慶，對著曾國藩聲淚俱下，說上海士紳們渴盼曾帥，猶如久旱之地盼甘霖。錢鼎銘哀求曾帥早早派兵，以解上海之圍。繼而，錢鼎銘又掏出一封信。信是蘇州名人、李鴻章的同年進士馮桂芬寫的。馮桂芬在信中稱，上海是江南的膏腴之地，商業發達。在那里，每月可籌到銀餉60萬兩以上——對正缺少銀子的湘軍來說，這可算是最大的誘惑了。當然，這一誘惑對“長毛”也同樣存在，誰不想咬走一塊肥肉？

另外，錢鼎銘還通過其父錢寶琛與曾國藩、李鴻章之父李文安是同年進士的關系，走后門套近乎，勸說二人及早東援。

面對這種形勢，曾國藩感到頗為棘手。上海確實是軍事、經濟重鎮。按理說，應全力支援，但上海距安慶千里迢迢，兵派少了，無濟于事;派多了，湘軍也沒那么大實力。更為麻煩的是，萬一大本營安慶出現險情，即便是往回調兵，談何容易！再說，當時駐扎在安慶的湘軍并非實力雄厚，派兵去上海，無異于拆東墻補西墻，對于整個戰局是沒有一點好處的。況且，太平軍總部已設立在鄰近的南京，南京與上海孰重孰輕，曾國藩比誰都清楚。正在曾國藩感到左右為難之際，朝廷催促曾國藩發兵上海的指令到了，這就由不得曾國藩再猶豫了。他知道，這已不僅僅是上海士紳們的邀請和求援，而是來自朝廷的命令了。派誰去合適？曾國藩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胞弟曾國荃。

曾國荃(1824—1890)是曾國藩的九弟，人稱曾九，乃湘軍的主要將領之一。1856年，他在湖南老家招募鄉勇3000人赴江西吉安，援助哥哥曾國藩鎮壓太平軍。該鄉勇組織稱“吉字營”，成為曾氏湘軍的嫡系。在以后幾年的征戰中，曾國荃戰功赫赫：在1857年底，曾國荃在江西吉安擊退前來增援的太平軍勁旅石達開部;1858年，攻陷吉安，升任知府;1859年，占領景德鎮，火燒全城，升為道員;1860年，圍攻安慶，屢屢擊敗太平軍。當年9月，曾國荃用當地最為先進的武器—地雷—轟塌安慶北門城墻，攻陷安慶;1862年春，曾國荃率領“吉字營”等嫡系湘軍圍攻南京。1862年10月，與忠王李秀成太平軍在南京激戰40余日，迫使李秀成退兵;1864年7月，采取挖地道的形式，再次使用地雷，轟陷南京城墻，縱火燒殺搶掠，大火七日七夜不熄。據說，曾國荃在這場大戰中，搶得大量金銀財寶。為了不致暴露，曾國荃遵從大哥曾國藩的勸告，稱病回籍放假。自此之后，曾國荃察探風聲，屢病屢出。

朝廷指令曾國藩派兵東援時，曾國荃正積極備戰，準備沿江而下進攻南京。如果拔掉太平軍的這一老巢，當然是頭等軍功，因此，曾國荃對東征上海并無興趣。

其次，曾國藩想到的就是他手下的宿將、也是他的同鄉陳士杰。

陳士杰(1825-1893)29歲時通過拔貢，被選職為戶部七品官。咸豐元年(1851)丁父之憂，回到老家，旋即投入老家鎮壓農民起義的斗爭，成為鎮壓團丁的首領。咸豐三年，加入曾國藩湘軍。以后，一直率領鄉勇平定家鄉的各種農民暴動。陳士杰平素以辦事穩健、有謀而得到曾國藩的信任。

當曾國藩將東援上海的任務下達給陳士杰時，陳士杰立即在家鄉招募到上萬人的子弟兵并積極訓練，但就是不發兵。慈禧太后幾次下懿旨，可這位陳大將軍依舊巋然不動。曾國藩實在忍不住了，就派人將這位陳大將軍叫到安慶來，問他到底咋回事。

陳士杰低著頭，跪在地上，半天不吭聲。曾國藩急了，叫陳士杰說明原因。陳士杰一抬頭，早已老淚縱橫。他說：“援滬之兵早已訓就，只是微職上有90歲的老母，萬一微職戰場上丟了性命，老母是萬萬承受不了這種打擊的，因此……”

曾國藩聞言，已知道陳士杰心中的“小九九”。到底是為了孝敬母親，還是貪生怕死，曾國藩已沒有時間來調查核實，要是老佛爺的懿旨再到，恐怕已不是催兵上路的問題，而是催他“曾剃頭”上西天的大事了。于是，他趕緊命令距離上海很近、正駐扎在鎮江的清軍總兵馮子材火速援滬。可軍令發下去后，如石沉大海，也一直得不到馮子材的回音。究其原因，無法知道。曾國藩差不多真的要失望了。這時，李鴻章出現在他面前。

曾國藩提議，要李鴻章東援上海！孰料李鴻章還真的樂意去。李鴻章自從在老家安徽打了幾次勝仗后，雖然升到了四品官，但進入曾國藩幕府后，這一官秩便成了虛銜，根本沒有行使這個四品官、獨立帶兵打仗的機會，而且，曾國藩的湘軍大營中人才濟濟，他很難等到獨當一面的機遇。李鴻章知道，要想往上爬，爬到帝國的最高層，沒有恩師的舉薦那是萬萬不成的，但說實在的，李鴻章認為曾國藩的辦事風格一向猶疑有余而果斷不足，每遇重大事件需要作出決定時，他總是向李鴻章請教。在曾國藩手下，他一直是個被使用的角色，而不是被重用的人才。

李鴻章一直盼望著能有自己作主、建功立業的機會。當恩師曾國藩要將東援上海的大任交給他時，他覺得英雄正逢其時！李鴻章心癢難耐，他激動不已，因為，他馬上就能率領湘軍浩蕩東去了！

可恩師又發話了：“少荃，你這一去，我雖然可以高枕無憂，但自此之后，我失去了一個得力的助手啊！”李鴻章謙虛地說：“曾師營中人才濟濟，勝于我者，多矣！”曾國藩說：“不過，現在南京還沒拿下，湘軍人手不濟，你這一去，我是沒有兵送給你啊。讓你做帥，兵就由你自己去解決了。”鬧了半天，原來是個“光桿司令”！

不僅對李鴻章，對于任何人來說，這都是一個大難題！時間這么緊迫，從哪兒弄來部隊？還要千里迢迢東援上海灘？李鴻章急了。但是，李鴻章緊蹙的眉頭很快就展開了！湘軍固然是現成的，但軍中老氣橫秋的、吸大煙的、開小差的不乏其人。再說，這些人是跟著“曾剃頭”來的，除了“曾剃頭”，他們還愿聽他李鴻章的命令嗎？李鴻章想：不如自己募集。李鴻章領命之后，急匆匆趕回老家—歷史，給了他發展淮軍的機遇！

為了盡快募集一支軍隊，回到合肥的李鴻章從三個方面搜羅鄉勇。

一是利用他父親李文安的關系，尋找那些世交的弟兄們。當年，他曾和他的父親共同在肥東、肥西辦團練，曾經連續打過一些勝仗，共同謀事的弟兄曾得到過一些好處，從而在這里建立過一定的人緣關系。李鴻章首先派他的弟弟李鶴章去肥東，收招當年被打散的人員，他自己則去肥西，找到當地有名的團練頭子張樹聲。

江淮之間數年來一直遭受著太平軍和捻軍的掠擾。地方團練在清兵“匪兵”的爭斗中，非但沒有被消滅，反而越挫越勇。各鄉各圩采取了一種獨特的方式—設寨自保。同時，各圩各寨之間又相互呼應，相互求安。張樹聲自幼就跟著辦團練的父親張蔭谷耳濡目染，真正是“從娃娃抓起”抓出來的一方山大王。而張蔭谷又和李文安是在辦團練中結識的“好弟兄”。有了這層關系，李鴻章與張樹聲便成了“世交”。

李鴻章對江淮子弟的稟性是很熟悉的，只要感情深，什么都好說。他們不一定顧忌到多少國家政策、民族召喚，他們認的是弟兄感情，帶有比較濃厚的江湖義氣。張樹聲在家鄉早就聽說過李文安的二公子在湘軍大營中當差，而且混得不錯，本來就想聯系，此番李鴻章找上門來招兵買馬，張樹聲認為這正是投靠他的好機會。于是，張樹聲立即將其屬下愛將劉銘傳、周盛傳、周盛波兄弟叫來，通報新的情況。

劉銘傳本來是個私鹽販子，在地方上以殺了欺負其同宗女眷的地痞而揚名;周氏兄弟也沒什么文化，幾乎都是些“草莽大亨”。張樹聲、劉銘傳及周氏兄弟曾模仿“桃園三結義”結盟為弟兄，如今一聽召喚，齊來聽計。當得知李二先生回來了，要將他們編入淮軍，成為大清政府的編制，并從此糧餉不愁時，個個都樂意，發誓要殺盡“長毛”，替父報仇。他們一直在尋找報仇的機會。聽說在湘軍大營中頗有“市場”的李二先生來招兵請將，潘鼎新立即響應，把手下的一批三河團練全部拉到李鴻章的大旗之下。

接下來，李鴻章就去尋找當年與他父親同在一起辦團練、結果也是被太平軍殺害的忠良吳廷香的兒子。聽說吳廷香的兒子名叫吳長慶，是一條響當當的漢子。提起有殺父之仇的“長毛”，吳長慶的牙齒都恨得咯嘣直響。他手下也聚集著一批鄉勇。吳長慶曾對這群兄弟們發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世交李鴻章與他一拍即合。

再就是李鴻章去找他的學生劉秉璋。劉秉璋(1826-1905)是廬江縣人。咸豐十年(1860)中進士，在翰林院任編修。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他的家鄉受到太平軍的洗劫。劉秉璋覺得這是家鄉的奇恥大辱，于是棄文從戎，回到家鄉辦團練，以對付他切齒痛恨的太平軍。

劉秉璋在未中進士前，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曾對劉秉璋的父親說：“你的伢子以后就跟我家老二學吧。”李文安說這話時，李鴻章已經考中進士了，因此，后來就有人說李鴻章是劉秉璋的老師。因為有了這層關系，劉秉璋很快就將自己的鄉勇拉到老師李鴻章的麾下，并表示為替父老鄉親報仇，愿意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在李鴻章網羅的這些鄉勇首領中，劉秉璋與李鴻章處的關系最近，兩家結成了姻親，前后有七門婚事。

劉秉璋后來成了李鴻章的心腹大將。1885年，劉秉璋任浙江巡撫時，指揮了中法戰爭中的“鎮海之役”，擊斃法國軍隊統帥米祿，擊沉法國軍艦一艘，重創三艘，取得了近代史上近海保衛戰的唯一一次勝利。

除了招兵募將，李鴻章還特別留意在家鄉物色幕僚。后來跟他一輩子的安徽東至人周馥，就是這時候發現的。周馥(1837-1921)家窮，但一筆字寫得規矩雋永。李鴻章一直認為字如其人，能寫得如此好字，為人處世當不致沒有章法。可以說，周馥伴著淮軍的誕生而出現在李鴻章的幕府之中，直到李鴻章生命終結的最后，這位大管家還守在他身邊。同時，后來成為李鴻章兒女親家的蒯德模、蒯德標都是在這個時候加入李鴻章幕府的重要謀臣。

不到兩個月，李鴻章兄弟在肥東、肥西召集的鄉勇兵力超過了2萬人。從外表看，說這些人是鄉親聚會倒是挺合適的;可要說他們是軍隊，那就有點滑稽了：他們不會隊列，甚至不會排隊，高矮長短，參差不齊;衣著也五顏六色，破爛不整，談不上統一。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大伙兒頭上都扎著一條毛巾，但毛巾的顏色也不一樣。可李鴻章知道，這幫弟兄不中看，但打起仗來說不定挺中用。他對這些弟兄們的性情了如指掌：講究面子，講究感情，只要有交情，個個愿意把頭提在手里跟你干！有了這個規模的人數，李鴻章就帶著這伙后來被稱為淮軍、并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的隊伍來到安慶。

曾國藩十分欽佩這位安徽佬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就能變戲法似的招到這么多兵，但他們的陣容確實使曾國藩不敢恭維。這些淮軍不說打仗情況難以預料，就是平時見到首領，連個軍禮都不知道怎么敬;說起話來，全是“弄媽弄媽”的一口不文明的土腔調，但朝廷不斷地催促上路東援，上海那邊已等不及了。

曾國藩也顧不得那么多了，只是把這些“淮勇”根據其營官的姓名暫時分成五個營，潘鼎新帶領的淮軍為“鼎字營”，劉銘傳部稱“銘字營”，吳長慶部稱“慶字營”，張遇春部稱“春字營”，張樹聲部稱“樹字營”。這五個營的營官都是李鴻章的老鄉，且都與太平軍有不共戴天之仇。

正當李鴻章在組建江淮鄉勇時，朝廷傳來信息，一方面催促曾國藩盡快發兵東援，另一方面清廷已在上海“借夷助剿”，即向洋人借師，用以鎮壓太平軍。洋人當時集中了400人，3門炮，組建了“洋槍隊”。洋槍隊組建后的第一仗，便將近2000人的太平軍打得潰不成軍，殺了1000多人，活捉了300多。在后來的屢次戰斗中，洋槍隊多次獲勝，因此被人稱為常勝軍。當然，常勝軍偶爾也打敗仗。

曾國藩對大清朝廷“借夷助剿”的主張不予支持。他認為，這種措施是權宜之計，它只可以解得近憂，而無法排除遠患，而且，洋槍隊在戰斗中要是不斷得到發展，將來勢必尾大不掉。于是，曾國藩立即上奏朝廷：洋槍隊至多只能在上海城內執行防務，指望洋槍隊出擊進剿，這是萬萬使不得的！當時，清廷正指望洋槍隊去收復已被太平軍攻占的江蘇省會蘇州。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形勢，曾國藩催促李鴻章速聚鄉勇，盡早東援。

這些淮軍被集中到安慶后，來不及進行系統的訓練，曾國藩就與李鴻章商議給這些士兵如何裝配。曾國藩主張淮軍的裝備、糧餉及訓練方式完全照搬湘軍模式，武器裝備則主要是刀矛、小槍，還有少量的重型武器，如抬炮、小炮、劈山炮。小槍的使用方法主要是從槍的前膛裝進火藥，然后牽出藥線，開槍時，就是點燃這個藥線。有時藥線受潮，小槍就成了啞槍。抬炮、小炮、劈山炮等在使用上都有類似的不便和毛病。這些武器，被利用來對付太平軍是不嫌落后的，但要與當時世界上先進的洋槍洋炮比，那就顯得太寒磣了。這支來自皖江圩堡里的淮軍開赴上海灘，能鎮住那個花花世界嗎？

1862年清明節，淮軍正式整裝待發。從安慶去上海，有海、陸兩條路。走陸路，必須經過太平軍占領區南京、蘇州一帶。穿越這些敵占區，當然風險很大;走水路，順江而下，也必須經過蕪湖、南京等“長毛”控制區，來自太平軍的威脅依舊不可想象。

一直在靜候援軍動身的錢鼎銘建議還是走水路，因為上海士紳代表來時，已經雇了三條英國的輪船。太平軍只打清人，洋人的東西，“長毛”們是不會輕易動手的。這樣，精選出的9000淮軍，從4月5日起，先后分七批陸續運抵黃浦江。

當時隨淮軍東下，后來一直在李鴻章幕中作幕僚的周馥，在他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滿載淮軍的英國輪船一路上是相當安全的。在沒有太平軍的時候，兩岸百姓一看大輪船上滿載土里土氣的“痞子”，誰也不敢惹事;當輪船進入南京江面時，從船上能清楚地看見駐守南京的太平軍戒備森嚴，虎視眈眈地注視著英國洋船上的這群“土痞子”，似乎摩拳擦掌，但就是沒敢動手。

近萬名淮軍，就這樣在太平軍的眼皮底下，順利地到達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