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活躍著三支不同的政治力量：沒落的明朝、攻占北京的李自成農民軍和關外正在崛起的清朝。對于這段歷史，今天人們談論的焦點大多是吳三桂獻城，因為明朝末期唯一能抵抗清朝八旗兵鋒的只有長城了。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全長6300公里，由連續城墻、關隘、烽堠和各種障礙組成。歷經千年烽火，長城防御北方騎兵騷擾的成效顯著。明朝對長城進行了大規模的修建，在明朝統治中原的270多年中，長城的修建從未停止過，長城防線在防御基礎和戰術上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善。

從結構上看，明長城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術都有很大改進，墻體由磚砌、石砌和磚石合筑、泥土夯筑而成。在筑城上，明長城更加注重倚重地勢，修筑者充分利用山險水障等天然障礙，城墻的高低薄厚都隨山形地勢而異。明長城的防御工程也較前朝大大加強。城墻頂部內設宇墻，外設雉堞，雉堞上有望孔和射擊孔，便于守城士兵防御作戰。為增強守備，明長城在關鍵地段加修多道城墻，有的地方大大小小的石墻竟多達28道。此外，還有劈山墻、山險墻、木柞墻和邊壕等輔助防御設施。上百座雄關隘口和上萬個墩臺將明長城組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比以往任何朝代的長城都更加堅固完善。為了加強京畿北方的防御，明長城加大了這一地區的防御縱深，采用多道城墻、大縱深的防御，由外而內分別為外長城、內長城和內三關長城，逐層掩護，重疊設防。對于手持弓箭大刀，只善于野戰奔突的八旗騎兵來說，想攻破如此堅固的長城防線，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實，明清在關外的戰爭中，曾經進行過城池攻堅戰，最為典型的便是寧遠之戰。寧遠(今遼寧興城)，是明朝在關外的最后堡壘。當時很多明將主張收縮防線，據守山海關，抗清名將袁崇煥卻提出“保關內必守關外，保關外必守寧遠”。為抵御清軍(其時稱后金)，袁崇煥大修寧遠城墻。不久后的戰斗證實了袁崇煥此舉的高明。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清太祖努爾哈赤趁遼東明軍易帥撤軍之際，率八旗精銳6萬出沈陽，直逼寧遠城。攜遼沈之戰余威的努爾哈赤并未把寧遠放在眼里，隨即揮師攻城。后金軍推著車為前導，步騎兵蜂擁攻城。城下，弓箭手萬箭齊發，一時間“城堞箭鏃如雨注，懸牌似猬刺”。在如此猛烈的攻勢下，寧遠城一度危如累卵，卻終因城池堅固、守城兵器配置完備而未被攻破。可憐數萬精于騎射的八旗勁旅不得施展，反被明軍的西洋大炮轟得傷亡慘重，努爾哈赤也中炮受傷，半年后疽發病卒。

明末，軍備廢弛。中國歷史上有一條鐵律：歷代王朝的軍隊只有在經歷開國時的南征北討，或是外患深重時的長期惡戰，才能錘煉成雄師銳旅。而長期的和平歲月后，由于農耕文化優裕生活的消磨和統治者重文輕武政策的影響，軍隊的驍勇之氣消失殆盡。例如宋軍在宋太祖開國之初，是一支能征慣戰的勁旅，平荊南，滅后蜀，定南漢，克南唐，所向無敵。到了金軍對北宋發動進攻時，宋軍早已失去當年的驍猛，許多官兵連馬都騎不上去。

明軍的情況也并無二致。立國之初，軍隊久經征戰，精銳無比，因此能多次北掃大漠，令元軍殘余喪魂落魄。此后200多年間，由于北方蒙古的四分五裂，明朝沒有如漢代匈奴、唐代突厥那樣的大敵，使明軍缺少大戰惡戰的歷練，戰力遠不如前。一旦努爾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明軍在與剽悍的八旗兵較量中就處在下風。后金時期和清初時的八旗兵，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善戰之師。生長在寒冷關外的女真人，刻苦耐勞，能騎善射，經過努爾哈赤的組織編練，使八旗軍成為一支“威如雷霆，動若風發”的雄悍勁旅。明軍與其作戰，幾乎無役不敗，以致名將袁崇煥認為“只有憑堅城用大炮”才能抵擋清軍。袁崇煥憑堅城用大炮的戰術，固然暫時阻擋了八旗軍的兵鋒，但也滋長了明軍過分依賴“烏龜殼”的思想，日后主要憑借堅城以大炮遠射，而不敢冒鋒犯鏑與清軍野戰，無法磨煉出像衛青、霍去病馳騁大漠建功沙場的鐵騎雄師來。

袁崇煥曾設想明軍以構筑城堡方式，步步向前推進，壓迫努爾哈赤。按照這種戰略，明軍要很長時間才能把戰線推進到松花江邊，而戰事久拖不決，自然使人民的軍費負擔加重。如果是在別的朝代，這個戰略或許行得通。如唐朝初年曾長期與突厥等民族作戰，并未拖垮國家的經濟，反而打出了一個空前繁榮富裕的盛世。但明朝末年，土地集中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民不聊生的社會已無法承受“遼餉”的沉重負擔。農民起義風起云涌，遍地開花，明朝從此在“遼餉”外又多了“剿餉”和“練餉”。明軍既要對付關外的八旗兵，又要圍剿關內的起義軍，顧此失彼，“不征流賊，即征夷虜;不戰于邊，即戰于腹。馳驅數千里，經歷彌歲月，炎風朔雪，饑寒凍餒”。節制三鎮的明朝總督洪承疇是農民軍的勁敵，他曾擒殺闖王高迎祥，在陜西潼關將李自成殺得只剩七騎逃入商洛山。他取得大勝后，被明政府調往遼東前線。洪承疇毫不規避清軍鋒芒，結果統率的14萬精銳兵馬被八旗軍殺得幾乎片甲無存。他指揮的這支明朝最大的作戰兵力的覆滅，使明朝喪失了抵抗清軍和鎮壓農民軍的最后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