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途中病死沙丘后不久的一個夜晚，中書府令趙高非預約性地拜訪了丞相李斯。二人同朝為官多年，相識已久，但這次趙高可不是來喝茶閑聊的。他懷揣一個決定秦帝國命運的驚天陰謀：說動這位朝廷眼下最有權勢的人物與自己一起篡改遺詔，將先帝屬意并廣得軍心民心的皇位繼承人長子扶蘇和戰功卓著的大將蒙恬賜死，另立皇幼子胡亥為帝。

這看起來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先帝對李斯恩重如山。李斯原是楚國一縣政府的不得志小公務員，30多歲才移民到秦國，最初不過在相府當個文案秘書。是秦王嬴政慧眼識才，將他一路提拔至丞相，且“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與皇室結成利益共同體。對始皇的知遇之恩，李斯念念不忘，忠心耿耿輔佐始皇帝成就統一天下之偉業，留下“千古一相”的美名。趙高雖是巧言之人，但李斯更是那個時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兼雄辯高手。當年他冒死上書“諫逐客令”，硬是說服了一向剛愎自用的秦王收回成命。趙高想憑“忽悠”搞定李斯，應該比登天還難。

可讓歷史驚詫的是，爭辯了沒幾個回合，李斯居然乖乖就范。大秦帝國的喪鐘就此敲響。

2000多年來，后人無不將李斯沙丘變節的原因歸結為一個“貪”字：貪戀已得的權勢富貴，保住自己的相位。唐朝詩人胡曾為李斯墓題的詩句，“功成不解謀身退，直待咸陽血染衣”，代表了世人的普遍看法。

這真是大大地冤枉了李斯！當時李斯已70多歲，在那個年代已屬古稀之人了。作為大儒荀子的高足，李斯深知盛衰相循的哲理。他何苦要以大逆不道、背叛先帝的巨大代價，換一個沒幾年干頭的相位吶？

其實，若稍稍考察一下秦國的政治制度和官場生態，就不難發現，李斯沙丘變節的真正原因，其實是一個“怕”字。

李斯怕的，當然不是小小的“辦公廳機要秘書長”趙高和本與皇位八竿子打不著的胡亥，而是趙高點出的嚴酷事實：

“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余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于鄉里，明矣。”——《史記·李斯列傳》

真是字字驚心啊！趙高是小人，但此番話卻句句是真。商鞅，這位李斯最尊崇的法家先輩，原亦外籍人士，靠著秦孝公的寵信，鐵腕變法，使秦國迅速崛起。可老王一死，就被新君以謀反罪車裂除掉。另一位名相呂不韋，本是商業巨子，憑著高超的政商運作，楞是把在別國當人質的秦始皇之父由“垃圾股”炒成王位繼承人，從而為嬴政繼位鋪平了道路。呂不韋當政期間，大搞“呂氏春秋”等文化工程，為秦國擴張“軟實力”，李斯本人就是在那時被他引進并推薦給秦王的人才。可“呂伯樂”后來也在劫難逃，被曾尊他為“亞父”的秦王嬴政罷相，趕回邊遠的封地。幾年后縱使風燭殘年，嬴政仍不放過，派使者千里迢迢，用一杯御賜毒酒要了他的老命。還有為秦國強盛立下汗馬功勞的名相甘茂、范雎、張儀等，也遭秦王猜忌，幸好他們及時察覺出走他國，方才保住性命。

丞相在秦國咋就成了高危職業了呢？都是法家惹的禍。

自秦國重用商鞅以法家理念治國，秦王便獲得了絕對的專制特權，過上了各國君王中最爽的日子。“天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他不僅不受下民的監督，也沒有統治階級內部諸侯、貴族和神職人員的制約。難怪繼位的新君對商鞅個人恨之入骨，但對商君之制卻受之若飴，照行不誤。在無限制的君權下面，根本沒有獨立司法制度存在的余地。臣民的獲罪生殺予奪，只在君王的一念之間。丞相統轄百官，總理朝政，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若既有才干政績又有不臣之心，那可是對至尊皇權的最大威脅。因此，失去秦王的寵信，丞相就大難臨頭了。即使想回歸平頭百姓也不可得，必得將你肉體消滅，斬草除根。因為你的門生故吏還在，影響力還在，東山再起的可能性就在，君王怎能放心？

法家開創的這種絕對專制制度，把丞相活活變成了君主老虎身邊的獵物。君主的寵信，是丞相和其他高官們唯一的護身符。始皇暴卒，李斯的護身符也隨之突然作廢。它會被可能的新皇扶蘇續簽嗎？

答案是否定的。這正是李斯恐懼之源。

李斯與扶蘇素無私交，且政見相左。李斯曾力挺秦始皇“焚書坑儒”，扶蘇卻苦諫阻止，為此還被父皇一怒之下趕到蒙恬統帥的長城兵團“下放鍛煉”。若放在戰國時代的別國，李斯大不了在新主上臺之后“被退休”，回老家安度晚年。可在尊崇法家的秦帝國，李斯卻只有死路一條。在法家的政體設計里，沒有丞相的“退場機制”。因此，保寵保相位即是保命，而且是保全家族的命。李斯博古通今，本人又曾任秦國最高司法長官廷尉多年，對這血跡斑斑的“丞相落難史”豈能不知？他本與扶蘇有隙，且從政數十載，哪能沒有一點把柄落在政敵手里？若新皇再翻出韓非遭他讒言遇害的老賬一起清算，李斯又將如何自處？甘茂、范雎、張儀當年尚可亡命他國，可如今大秦天下一統，他又有哪里可逃呢？就算李斯不惜自己這條老命，可秦有“夷族”和“連坐”的酷法，他子孫及三族百余口人身首異處的后果他不能不管吧？難怪一經趙高點明，李斯就方寸大亂，最后竟不顧丞相的臉面，哭將起來。

他是真的怕了，是那種膽顫心驚的怕。與其說是懼怕扶蘇，不如說是懼怕秦國那種沒有司法獨立的專制制度。此刻趙高帶來胡亥讓他續任丞相的許諾，無疑就是對他整個家族的免死牌，李斯又怎能拒絕它的誘惑呢？

以嚴刑峻法讓高官們人人自危，在皇權面前恐懼顫抖，并不純粹是秦王的個人性格和作風使然，而是法家體制設計的本意。只有這種滲入骨髓的恐懼，才能使高官們絕對屈從于君王的絕對權威，不敢有謀逆犯上的非分之想。這就不難理解，在秦廷上下，“懼怕”成了一種流行病。因為他們明白，一旦君王翻臉，沒有一個公正獨立的司法制度來作他們的擋箭牌。大將章邯，這位秦朝風雨飄搖中的最后頂梁柱，就是害怕趙高向秦二世進讒言獲罪，竟投降了被他在作戰中殺死叔父的勁敵造**派項羽。而趙高本人，也是因為與扶蘇的心腹蒙恬有仇，害怕扶蘇上位后遭報復，才策動了沙丘政變。后來因為懼怕二世問他鎮壓反秦義軍不力之罪，竟索性將他當年拼死擁立的新皇一刀殺掉。當下層老百姓如陳勝吳廣這些戍卒們面臨誤期殺頭的危險，出于恐懼揭竿而起的時候，不可一世的大秦王朝的日子就到頭了。原本是確保皇權永續的設計，卻導致了二世而絕的后果，這恐怕是法家先賢們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