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理解官兵的心情，一個一個團地到部隊去做動員。有個代理連長直言不諱地問他：“總指揮，大家就是不愿意改名。國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我們舉雙手贊成，但紅軍為什么非得要改名呢？紅軍一改名，不就成了白軍嗎？”

從莊里鎮走來

74年前在莊里鎮留下的那張發黃的照片，懸掛在客廳進出門的那面墻上。從照片下走過，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停下來，抬頭癡癡地望著這張照片，望著照片里那些早已逝去的人。這時候淚水便會歡歡地流下來，卻不去擦，因為我喜歡這種被淚水淹沒的感覺。

有些東西是無法淹沒的，比如童年的記憶，雖然這些記憶是那樣的模糊，那樣的影影綽綽，閃閃爍爍。但我堅信，我至今還認識這個西北小鎮上的那些黃泥小屋，那些老人和孩子，還有我在磕磕絆絆中翻過的臺階，踩過的門檻。如同我至今還認識那個理著鍋蓋頭、穿著小小的長袍和馬褂，驚恐地望著那架閃光機器的小女孩。

那個小女孩是我，3歲的我。而在我身邊坐著和在我身后站著的那些人，一律都穿著寬大的土布軍裝，瘦削的腰被寬大的武裝帶緊緊地勒著;他們都戴著那個年代的八角帽，八角帽上綴著用紅布縫上去的紅五角星。后來人們才辨認出來，這都是些叱咤風云的人，鐵骨錚錚的人，沒有誰走到這張照片上坐著或站著的位置，不曾舍生忘死。

照片中有我親愛的母親和父親。父親清瘦，疲憊，像剛剛大病一場，唇上那兩撇濃濃的短髭已紛亂一片。又不知為什么，那天他的兩只手有些不知所措，破天荒地離開了他那支心愛的大煙斗。

這張照片我在許多年之后才見到。當時，我并不知道它記錄的是一段珍貴的歷史，一個過去之后再也不可能重復的瞬間。甚至不知道我那乳臭未干又懵里懵懂的小模樣，永遠定格在了那群叱咤風云的人群中間。我只知道那是我少有的與父親和母親同時待在一起的日子，只知道照片上的那些人，都把我當成他們自己的孩子，抱過，背過，在長征路上用自己干糧袋里殘存的那點糧食喂過我。許多年后，我都是將軍了，母親仍用憐惜的口吻告訴我，在莊里鎮，當我在分別幾個月后重新回到這些人的懷抱時，看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男人，都叫爸爸;看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女人，都叫媽媽。

也是在后來，我才知道，在拍下這張照片的那個年代，我的父親和他率領的那支穿過無數次風暴的軍隊，當時正駐扎在陜西富平縣的這個叫莊里的小鎮上。他們蠟黃的臉，他們被土布軍裝遮蓋著的軟塌塌的肌膚，還有軟塌塌肌膚包著的骨架，因剛剛經歷那場漫長的史無前例的大遷徙和大跋涉，已是傷痕累累。他們的胸膛和四肢，都承受過子彈、炮彈和刺刀的追擊。如果看得再仔細些，你還會發現，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已經沒有了左邊或右邊的臂膀，掖在身后或隨便耷拉下來的，是一截空空的袖管。但他們的神情卻格外地堅毅，格外地靈醒，仿佛在傾聽遠處的槍聲;眼睛也異常明亮，像一顆顆磨亮的釘子。

1936年11月，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在陜北會師后，經過山城堡與胡宗南部的最后一仗，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宣告結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愿望至此得以實現。緊接著爆發的西安事變，為國際國內的各種政治力量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和解機會。當時占據我國東三省的日本軍隊長驅直入，大有踏破長城席卷中國之勢。面對共同的敵人，由中共提出的實行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倡議得到普遍響應。但國民黨內的親日派卻調集大軍，氣勢洶洶地趕來討伐作出新抉擇的東北軍和西北軍。應張學良、楊虎城的要求，中共在派出代表團赴西安參與調停談判的同時，命令紅軍主力南下支援東北軍和西北軍作戰。

父親賀龍率領的紅二方面軍，就是在這個時候從三邊、環縣，經慶陽、旬邑、淳化到達富平、三原一帶。這支征塵未洗，幾個月前才結束長征，一個個骨瘦如柴，衣衫襤褸，腸胃里還殘留著草根和樹皮的隊伍，一到達目的地，把槍一架，便開始挖戰壕，筑工事，準備迎擊何應欽部隊的進攻。但仗卻沒有打起來，因為團結對外的呼聲越來越高，國共合作的趨勢已如黃河的怒濤，不可阻擋。在1937年的3、4月間，父親率領的紅二方面軍奉命前移，其中方面軍總指揮部進駐陜西富平縣莊里鎮。

莊里鎮是富平僅次于縣城的第二大鎮，也是渭北的歷史文化名鎮。鎮域之內坐落著唐簡陵和唐元陵兩座大墓。因唐代名將李光弼曾在這里建立莊園，明洪武三年在此建集立鎮時，便直接以“莊里”命名。鎮上至今讓當地人感到驕傲的歷史文化地標，當屬民國初年由辛亥革命戰士、著名愛國將領胡景翼捐資創辦的立誠中學。校內中心位置的藏書樓，飛檐斗拱，古色古香，令遠近的讀書人無比向往。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仲勛同志，1926年就曾在這里就讀。有意思的是，從鎮上出去的人，都愛說自己是莊里人。此話一語雙關，既透出一種沉著和自謙，又流露出一絲歷史文化重鎮的優越感。

見過世面的莊里人，胸懷高遠，富有強烈的家國意識。正因為如此，當紅二方面軍出現在鎮上的時候，無需動員，家家簞食壺漿，爭著向這支遠道而來的光榮隊伍打開門扉。

方面軍總指揮部也即紅軍司令部，就駐扎在鎮上大南巷北段東側的張家大院。這是除立誠中學，鎮上最大的一個院落。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肖克、王震、周士第，這一個個大名鼎鼎的紅軍將領，從此在這座宅子里進進出出，談笑風生，與鎮上的老百姓朝夕相處。而街道上雞不飛，狗不叫，孩子們成群結隊圍上來看熱鬧，一副天下太平的景象。住在延安的朱德、彭德懷，也時常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許多年后鎮里的老人不無自豪地說，做官做到北京算是最大的官吧？但北京的那些大官，有許多是從我們莊里走出去的。

紅軍進駐莊里，學校照常上課，農民照常種地。為不擾民，部隊的集會與訓練遠遠開到石川河畔的荒灘上進行。住著方面軍總指揮部的莊里鎮與住著紅六師的覓子鎮，正好隔河相望，遙相呼應，身不卸甲的官兵們在河兩岸龍騰虎躍，殺聲震天，既保持著同一個戰斗整體，又相互競賽，相互激勵，讓百姓看了愛在心里，喜上眉梢。

就在這個時候，任弼時、關向應、肖克和王震等幾位紅二方面軍的將領，同時想起了我，聯名給毛澤東寫信，提出把我也接到莊里來。我那時正在延安鄉下，被托給當地的老鄉照看。毛主席看到信，對賀子珍說，賀胡子想女兒了，去告訴大蹇(我母親蹇先任)把他的寶貝女兒送過去。

我到了父親的身邊，在延安紅軍總政治部工作的母親，也就有理由常跑過來看我和父親，來了又總能多“賴”幾天。這正合父親的心意。那時他嘴上雖然不說，心里卻想著再生一個男孩。我從此獲得了在戰爭年代少有的家庭溫馨，更有父親和母親的攜手之愛。時間雖短，但后來發生的變故證明，這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是極其珍貴又絕無僅有的。因此，我忘不了莊里，忘不了在那些日子里，我曾怎樣跟著莊里的那些小屁孩，在街道上跑，在黃土里滾。

紅軍在莊里駐下后發生的事情，卻是我這個小屁孩想象不出來的。因為這是一支窮人的隊伍，苦命的隊伍。自誕生以來，就被國民黨反動勢力圍追堵截，恨不得趕盡殺絕。他們跋山涉水，南征北戰，經歷過無數流血犧牲，每天猶如一張弓，把弦拉得滿滿的。當和平終于到來的時候，他們反而感到有些茫然失措，甚至惶惶不安。

明顯的變化，是幾個月聽不到槍聲，看不見硝煙。官兵們住有固定的屋子，吃有定點開放的飯菜;在訓練之余可打球，下棋，吹拉彈唱;被戰爭割斷的郵路也暢通了，十年生死兩茫茫的親人，竟能互通音信，報平安;如果去咸陽城辦事，穿著紅軍的衣服騎馬挎槍走進去，駐守城里的東北軍不僅不會阻攔，還會友好地點點頭，開門放行;最難以置信的，是家里不再被當作“匪屬”，日子開始過得安穩起來。許多人接到家信說，快回家吧，官府不會來抓人了，更不會殺頭。

就有人的心里像揣著只兔子，嘭嘭地跳。真有這樣的事？他們想，我們和國民黨你死我活地打了十幾年，死了那么多人，一夜之間要合作了？握手言歡了？那還當什么紅軍！這么想著，便有官兵覺得革命到頭了，悄悄地離開了莊里。我就知道一個中醫，他給我父親和母親都看過病，說起來比戰斗部隊的士兵應該更有見識，但也離隊了。新中國成立后他千里迢迢來到北京，找我母親寫證明，說不是要什么照顧，只要把他的名字按當年的實際列入紅軍名冊，就心滿意足了。后來部隊南下路過湖南和湖北時，也有許多當年離隊的人又跑回來要求二次參軍。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宛平城盧溝橋挑起事端，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決一死戰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團發布命令：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按照國民革命軍統一編制，紅二方面軍與陜北紅軍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第一二師。師長由我父親、原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擔任，副師長肖克，師參謀長周士第。下屬兩個旅，4個團。

紅軍的歷史結束，我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從此橫空出世。

但是，國民黨當局害怕養虎為患，把八路軍的編制壓得很低，只允許保持4萬多人。惟一利好，是給八路軍發軍餉，但條件苛刻，必須按壓了又壓的編制員額發放。但即使這樣，八路軍官兵也不感激他們。因為此前的紅軍根本沒有軍餉一說，來參加革命，誰想過升官發財？許多編外的官兵誓死抗日，表示沒有軍餉也不離開部隊。

有人哭了，嗷嗷地哭，說戴著國民黨的那種帽子怎么去見老百姓啊？從前我們打國民黨，現在我們也成了國民黨，群眾會戳著脊梁骨罵我們。還說戴著紅軍的帽子，和國民黨軍并肩作戰，不也照樣抗日嗎？

父親理解官兵的心情，一個一個團地到部隊去做動員。有個代理連長直言不諱地問他：“總指揮，大家就是不愿意改名。國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我們舉雙手贊成，但紅軍為什么非得要改名呢？紅軍一改名，不就成了白軍嗎？”父親語重心長地說：“是啊，現在的問題就是不愿紅軍改名，連我賀龍也不愿改！”接著，對陪同的團長說：“我看你這個團長也不愿紅軍改名哩。是嗎？”團長不好意思地點點頭。然后父親提高嗓門，嚴肅地說：“同志們哪，這樣可不行啊，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必須實現國共兩黨合作，團結一致抗日，目的是讓我們不當亡國奴。如此一來，紅軍就得改名。紅軍不改名，蔣介石就不肯抗日。你們自己在心里想一想，哪一頭輕，哪一頭重？但是，紅軍是名改心不變，一顆紅心為人民嘛。紅軍改了名，還是黨中央、毛主席、朱總司令領導的部隊。紅軍改名，是黨中央的決策，全體紅軍戰士、共產黨員，必須無條件服從。我，賀龍，就無條件服從。”

換裝前夕，父親為滿足官兵們的要求，讓政治部的同志從城里請來照相師傅，在小鎮的戲臺上搭起布景， 特地為官兵們留下穿著紅軍服裝的最后一張相，作為永久紀念。父親、母親帶著懵懵懂懂3歲的我，與肖克、王震、關向應和賀炳炎等方面軍將領照的那張合影，也是那天記錄下的瞬間。

照完這張相沒多久，父親發動南昌起義時的兩個老部下聽到紅軍改編的消息，從湖南趕到莊里，請求重回部隊，跟隨父親抗日。因他們當年一個是師長，一個是團長，軍階太高，而國民黨當局對八路軍編制的限制卻不可更改，因而沒獲批準。當他們離去的時候，父親忍痛托他們把我帶回湘西。父親對他們說，二位兄弟，我帶領部隊去和日寇拼命，生死難料，這孩子請你們幫我帶回去，只要告訴她父親是賀龍，母親是蹇先任，做你們誰的女兒都行啊。

母親從延安趕到莊里，追著我送他們走，一直追到過了石川河那個小鎮。她后來對我說，她從不信迷信，但想到那個地方叫覓子鎮，她便有種骨肉分離的感覺，害怕這個女兒再也找不回來了……

9月2日，渡過正在漲水的石川河，在莊里鎮東邊靠近流曲的一片荒灘上，一二師全體將士舉行莊嚴的改編暨抗日出征誓師大會，八路軍總指揮、紅軍總司令朱德專門從延安趕來。他說：“我朱德當過軍閥，也是過來人，因此理解同志們的心情，知道你們的心里在想什么。但毛主席說了，紅軍改成國民革命軍，統一番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條，就是一定要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換句話說，無論穿什么衣服，在我們的心里，永遠都是那支來自人民的紅軍，永遠必須為中國的獨立與和平而戰！”父親也以他一貫的誠懇說：“同志們，我賀龍國民黨的帽子戴過，國民黨的將軍服穿過。就因為我不愿穿，后來才和大家一樣穿上了紅軍的衣服，戴上了那頂八角帽。今天國難當頭，為了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我愿意帶頭穿這身灰衣服，戴這顆白帽徽。別看我們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紅的，永遠是紅的！”

9月3日，一二師8227名抗日健兒，分別從莊里鎮和覓子鎮出發，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烽火連天的抗日前線。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從此掀開了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