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湯滅郅支單于之戰贏得似乎太過容易了。簡簡單單的一個遠程奔襲，不到兩天的攻防戰，輕輕松松就斬首奪城，幾乎是完全一邊倒的戰役，沒有一點懸念感。但看似輕松的勝利，并不是偶然的。除去陳湯遠程奔襲達成的軍事突然性因素外，更是漢匈雙方實力對比的較量所致。

首先，戰略態勢天翻地覆。想當年，冒頓單于在位時，大破東胡，西逐月氏，南并樓煩、白洋，北服混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26國，統一大漠南北，屬下控弦30萬，雄極一時，久經戰亂、剛剛立國的漢朝自然難擢其鋒。從漢高祖劉邦到文景二帝，大漢王朝隱忍數十年，蓄力數十年，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國力資源，在一代雄才漢武帝手中全面發威。漢匈大戰歷經數十年，戰略態勢開始全面逆轉。

斗轉星移，郅支單于時代，匈奴早已丟失河套、隴西、涼州等戰略要地多年，何止“亡焉支山使婦女無顏色”。伴隨著漢朝不斷開荒移民、屯田移民、交通西域的戰略推進，匈奴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小，充其量只能在小國中興風作浪，對比剛剛經歷過“昭宣中興”的大漢王朝，無疑是相形見絀，此消彼長。正如當時一位匈奴大臣所言：“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強如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這就是形勢，形勢比人強——任何一位匈奴單于，都無法無力改變這個實力差距懸殊的戰略形勢。

其次，軍力對比差距明顯。襲滅郅支單于之戰，不僅僅是陳湯矯詔出兵的個人英雄主義行為，同時它更是大漢王朝幾十年來逐漸建設完善的軍事力量(包括制度優勢在內)對抗游牧民族的一次實戰檢驗。

在對匈奴作戰中，漢朝邊打邊學，邊學邊改，騎、車、步各兵種不斷調整，重新組編。從漢武帝時代起，騎兵發展迅速，公元前119年春漠北之戰時，僅衛青、霍去病兩軍的戰馬數量就達到了14萬匹，實力十分強大。最終漢軍騎兵完成了向戰略軍種的轉變，成為軍中的第一主力兵種，從而使漢軍能夠以機動對付敵之機動，既可遠程奔襲，也能迂回、包抄、分割、圍殲，贏得戰場上的主動地位，殺傷力和機動性都大大提高。

而且漢軍特別注重將騎、車、步兵聯合作戰。漢武帝時衛青出塞作戰，就曾以武剛車(有皮革防護的戰車)環繞為營，以作防御，同時縱精騎5000出擊匈奴。在實戰經驗不斷積累的基礎上，漢軍形成了一套以騎兵野戰、步兵攻堅、車兵防御的克敵制勝戰法，協同作戰方式漸漸爐火純青。在滅郅支之戰中，也正是因為漢軍軍力強盛，各兵種協同作戰，攻防兼備，萬余康居騎兵才對漢軍主導下防守嚴密的聯軍陣地無計可施，徒呼奈何。更何況，漢軍長短兵器裝備之精良，遠非游牧民族可比。

反觀匈奴方面，始終長于進攻而短于防守，防御戰從來就不是游牧民族的強項，其與生俱來的機動性優勢沒有任何用武之地。郅支單于最大的戰術錯誤，就是在面對四萬多漢胡聯軍、敵眾我寡之時，竟然據城自守，以致畫地為牢，以卵擊石。結果，耗時兩年建成的單于城在漢軍的強攻之下，一天一夜即告失陷。

拿破侖說過：“上帝總是站在物質力量強大的一方作戰。”史實證明，在農業文明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高度組織化武裝力量面前，尚未完成精細化作戰分工的游牧民族基本上沒有勝算，面對漢朝多年鍛就的屯田軍制、攻防兼備的武器裝備、配合默契的兵種組合，郅支單于決策失誤，焉能不速敗？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滅郅支之戰，漢軍合理利用己方優勢，遠程奔襲兵貴神速，攻城斬首干凈利落，整個作戰流程動似雷霆、疾如霹靂、勢比怒濤，勝得十分漂亮，無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心理上，都對匈奴構成了沉重打擊。

郅支單于伏誅后，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既高興又恐懼——高興的是死敵已滅，恐懼的是漢軍武力強大。于是，他更加恭謹地第三次單身朝覲，表示“愿守北幌，累世稱臣”，這才有了著名的“昭君出塞”，南匈奴的命運從此徹底和大漢王朝綁在了一起，自秦漢以來的北方邊患從此一舉解除。即便到后來王莽改制、天下大亂之際，匈奴也無力趁虛而入。正如當時漢宗室劉向所言：“(此戰)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以一次戰役而收戰略之功，陳湯從此名揚天下。而如今常為人津津樂道者，是大勝之后甘延壽、陳湯給漢元帝發去的那封著名疏奏：“郅支單于慘毒行于民，大惡逼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并應，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槁于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其辭蕩氣回腸，千古流芳。

名將陳湯，一生僅此一戰，但一戰即為數十年漢匈戰爭畫上了圓滿的句號，給自己的祖國贏得了長久的邊境安寧——為將者，夫復何求？所以，不管陳湯后來的命運如何挫折困頓，他的勇氣、謀略和才華都儼若一顆璀璨的明星，在勝利的瞬間光輝燦爛，永遠定格在2000多年前中亞塔拉斯河畔的那個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