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國突然滅亡，有兩個最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發政變所導致的中央政權突然變形;其二，是戰國傳統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地全面動蕩。

公元前207年秦亡。秦帝國的驟然滅亡，是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勢一統天下，以變法圖強之志大規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一舉整合了春秋戰國500余年劇烈大爭所醞釀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規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創建了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大的國家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依照歷史的法則，具有偉大創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然則，秦帝國卻只有效存在了12年(其后三年為崩潰期)。隨著始皇帝的驟然撒手而去，建成這一偉大文明體系的權力主體，也轟然潰滅了。

秦帝國突然滅亡的原因，始終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巨大謎團。

揭示這個謎團，對于全面認知中國原生文明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兩千余年來對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與對秦政的總體評判緊密聯系在一起，與“暴秦”說互為論證，形成了一個主流定式：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歷史事實已經呈現出一個基本結論：秦政是一個偉大的文明體系，秦政并無暴虐特質。以中國歷史作縱向對比，從項羽復辟集團毀滅帝國文明的暴政暴行開始，秦之后的大暴政導致的大劫難屢屢發生。與其相比，秦政文明水準遠遠高于其上。這一文明水準，主要指兩個基本特征：

一則是大規模的文明創新性，二則是大規模的建設性。這兩個基本點，其后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都無可比擬。

是故，秦政絕不是中國歷史上的暴政時期。

以人類文明史作橫向對比，秦政則是同時代人類文明的最高水準。大體同時代的西方羅馬帝國的殘酷暴烈，與秦帝國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舉凡人類在自然經濟時代的野蠻標志，都是西方羅馬帝國及中世紀的專屬物：斗獸場、奴隸角斗士、初夜權、奴隸買賣制、領主私刑制、貞操帶、以掠奪為實質的宗教戰爭等等等等，其觸目驚心，其陰暗恐怖，盡出西方落后文明也。這是歷史的事實，不能因為西方社會今日的相對文明發達而否定其歷史的野蠻性。客觀地說，相比于西方羅馬帝國，秦帝國的文明水準至少超過其半個時代，或者說高出其半個社會形態。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國“暴政”，并極其武斷地以此作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歷史事實依據，又與高端文明時代的審視理念顯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

要探究秦亡奧秘，首先得明確兩則根基。

其一，將作為文明體系的帝國創造物--秦政體系，與作為權力主體的秦帝國區別開來，建立一種明確的認知：權力主體之與其文明創造物，是兩個具有不同運行邏輯的各自獨立的主體。兩者之間有聯系，但并無必然的興亡因果關系。秦帝國的速亡結局，并不必然證明其文明體系(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趙高政權的暴虐殺戮，只是帝國權力主體在歷史延續中的變形，而不是作為帝國創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國滅亡奧秘，必須從高端文明時代應當具有的歷史高度，透視解析那個特定時代的廣闊的社會歷史聯結，尋覓導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為深廣的社會因素。任何簡單化的方式，都只能重新陷入歷史的煙霧之中。

綜合當代所能見到的全部基本資料，我們可以認定：秦帝國突然滅亡，有兩個最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發政變所導致的中央政權突然變形;其二，是戰國傳統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地全面動蕩。突發政變是直接原因，戰國慣性則是基礎原因。這兩個原因所涉及的歷史事實，大體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發政變，更是人人皆知的歷史事實。戰國傳統所形成的社會慣性，卻歷來為史家與社會所忽視，然也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是故，我們的探究重點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認知--高端文明時代所應當具有的歷史透析能力。

其一，突發惡性政變，導致中央政權結構全面內毀。

秦帝國在權力交接的轉折時期，突然遭遇惡性政變，歷史異數也。

異數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與突發性也。對于秦始皇之后的權力交接，歷代史家與社會意識都有這樣一個基本評判：若由長公子扶蘇繼位，秦帝國的歷史命運必然大不相同。其時，扶蘇的品性與才具已經得到了天下公認，“剛毅武勇，信人奮士”，已經具有了很高的社會聲望，連底層平民陳勝吳廣等尚且知之，朝廷郡縣的大臣吏員更不用說了。當時的始皇帝與天下臣民，事實上已經將扶蘇作為儲君對待了。當此之時，歷史卻突兀地呈現出一幅最荒誕的畫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國的二世皇帝！

這場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是由其主要發動者的特質決定的。這一政變的軸心人物是趙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體謀求目標不同，但目標的根基點相同：都是為了謀求最大的個人利益，或為私欲所誘惑。其最為關鍵的李斯與趙高，都是帝國的赫赫功臣，趙高掌內廷大權，李斯掌國政大權，既有足夠大的權力影響，又有足夠大的社會聲望，同時更有改變始皇帝既定意志的權力手段。

這一突兀變化的成因，及其演進環節所包含的具體因素，始終無法以常理推斷。幾乎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是突發的，幾乎任何一個因素都是突然變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預料的邏輯性。突發性與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歷史幻覺：莫非這當真是古人所謂的天意？

透析這場政變對秦帝國的直接的全面的內毀，認識其突發性與偶然性這一特質，是極其重要的。唯其突發，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議，才有了秦帝國中央政權的堅實結構迅速瓦解崩潰，才有了帝國臣民依然本著奉公守法的傳統精神，在連番驚愕中不自覺接受了權力軸心極其荒誕的惡性作為。惡性政變突發，農民暴動又突發，秦帝國所有足以糾正中央惡變的政治力量，都因為沒有起碼的醞釀時間，而最終一一宣告失敗。從根本上說，政變的突發性與農民舉事的突發性聚合，決定了其后帝國命運的殘酷性。這場突發政變所匯聚的歷史偶然性因素，大體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確立扶蘇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堅執進行最后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蘇北上九原監軍，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于諸皇子中獨帶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咸陽，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離開后以趙高兼領符璽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于沙丘行營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發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寫完遺詔，偶然性八也。

突發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見李斯會商善后，偶然性九也。

長期忠誠無二的趙高突發人性變形之惡欲，偶然性十也。

棟梁重臣李斯之突變，最為不可思議，偶然性十一也。

扶蘇對假遺詔之缺乏辨識或不愿辨識，選擇自殺，偶然性十二也。

蒙恬、蒙毅相繼入獄，蒙恬被逼接受自殺，蒙毅被殺，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賁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錯再錯，大失前半生節操才具，終致慘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質過低而近于白癡，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國功臣階層因李斯突變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趙高之惡欲野心膨脹變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陳勝吳廣之“閭左徭役”突發暴動，偶然性十九也。

關中老秦人人口銳減，對惡性政變失去強大威懾力，偶然性二十也。

……

最為關鍵的兩個人物--趙高與李斯的突變，可謂這種偶然性的典型。以趙高前期表現與功績，始皇帝對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幾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的人性之惡變突然發作，并無必然性，確實是一種人性突變的偶然性。若說趙高從少年時代起便是一直潛藏在始皇帝身邊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績與杰出才具，及其自覺的法家理念與幾次重大關頭表現出的堅定政治抉擇，實在不可能在其與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計較。然則，李斯恰恰接受了趙高說辭，恰恰計較了，這是必然性么？僅僅以李斯青年時期的“廁鼠官倉鼠”之說，便認定李斯從來是一個私欲小人，同樣是滑稽的。李斯與趙高，都是英雄與魔鬼的無過渡對接的異常人物，其突然變異，無疑隱藏著人性潛質的巨大秘密。但是，從社會原則與政治原則出發，任何時代的人事任用都只能遵循實踐法則，以人物的既往歷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極少數的突然變例去判定。從本質上說，趙高與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奮爭的結果，是歷史的必然。從人事任用權力說，始皇帝重用趙高李斯是合乎邏輯的，同樣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變異，實在是一種不可預知的偶然性。

種種偶然性導致的這場政變，是歷史上摧毀力最強的惡性政變。

作為一種權力更迭的非常態方式，政變從來存在于從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結局與對歷史的影響而言，政變有三種：一種是相對正義方發動的良性政變，譬如后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一種是僅僅著力于奪權而不涉及國策，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譬如趙武靈王末期的政變，以及后世的明成祖朱棣政變;第三種便是破壞力最強的惡性政變，其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后的趙高李斯政變。

然則，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并不在于政變開始與過程中的權謀與惡欲，而在于政變成功之后的再度惡變。若胡亥即位后，趙高與李斯同心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經在始皇帝在世時開始了的適度寬政，減少徭役征發，而避免了農民的突發暴動，這場政變完全可能成為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然則，事情沒有按照正常的邏輯發展，而是再度惡變，大大偏離了李斯卷入政變的初始預期。這里，決定性的誘發因素又變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后，低能愚頑的享樂意識大發作，進一步誘發了趙高全面操縱國政的野心，并最終導致了趙高再次發動政變殺了胡亥。在這再度惡變的過程中，李斯幾欲掙扎，幾欲將國政扳回常態，然由于已經與帝國權力層的根基力量疏遠，李斯的努力顯得蒼白無力，終于陷入了趙高的陰謀而慘死。

因再度惡變，這一政變終于走上了惡性道路。

惡果之一，秦帝國堅實的權力結構迅速崩潰。在趙高“誅大臣而遠骨肉”的殘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殺戮，帝國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權發生了急劇的惡變。

惡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種種社會惡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發不減反增，賦稅征收不輕反重，迅速激發了激烈的民眾反抗，由此而誘發復辟勢力全面復活，使社會動蕩空前激烈且矛盾交織難解，大災難終于來臨。

惡果之三，秦帝國群策群力的施政決策方式蕩然無存，驟然轉變為胡亥趙高的荒唐臆斷。中央決策機構全面癱瘓，以致胡亥對農民暴動的社會大動亂程度的荒唐認定，根本無法得到應有的糾正。在始皇帝時期，這是無法想象的。

…………

綜上所述，秦帝國滅亡的直接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其二，戰國大爭傳統形成的巨大慣性，導致了空前劇烈的全面動蕩。

秦末動亂之快速劇烈，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

從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7月22日，至公元前209年7月大亂之時，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劇烈亂世，轉折之快如颶風過崗萬木隨向，實在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大象飛轉。及至大澤鄉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達到“旬日之間，天下響應”的激速爆發之勢，為后世任何大動蕩所望塵莫及。在社會節奏緩慢的自然經濟時代，煌煌強勢一年急轉直下，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在中國乃至整個人類歷史上，事實上也只有這一次。

歷代史家解釋這一現象，無不歸結為秦“暴政”蓄積已久，其發必速。所謂“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評判之依據。實則不然，這種轟然爆發而立即彌漫為整個社會大動亂的現象，固然與秦二世惡政有直接關聯，也與始皇帝時期的帝國施政有關聯，但不是必然性關聯，尤其不是長期“暴政”激發一朝大亂的必然性因果關聯。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國并非暴政，更不是長期暴政。秦末大動亂其所以驟然爆發且立即全面化，其所以成為人類歷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決于那個時代獨有的特質。不理解或有意忽視這一特質，則無法深刻解析這一歷史現象。

秦末社會的獨有特質，在于戰國大爭傳統依然是主導性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決定著時人對種種事件的認知標準，也決定著隨之而來的反應方式與激烈程度。為此，要深徹體察兩千余年之前的那場劇烈大爆發，首先得理解那個時代的價值理念，理解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否則，不足以解釋其普遍而劇烈的反應，不足以解釋其大規模地酷烈演進。作為解析人群活的歷史奧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視的，便是發掘那個時代已經被史書風干了的鮮活要素。否則，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關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國建立后不同群體的社會心態。

秦帝國惡性政變發生之時，一統天下尚只有短短的12年。無論以哪個時代的變化標尺衡量，12年，都是個太短太短的時段。其時，七大戰國生死拼殺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家國興亡所導致的巨大精神鴻溝，尚深深植根于種種社會群體之間，尚有很遠的距離才可能彌合。就權力層面說，戰勝者成了一統天下的君王與功臣，戰敗者則成了失國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眾層面說，戰勝國臣民的主宰感、榮譽感與尊嚴感，以及獲取巨大的戰勝利益的愉悅感，都倍加強烈。滅亡國家的民眾濃烈的淪喪感、失落感與自卑感，以及在社會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卻鮮明地放大了。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關注焦點而言，作為戰勝者的帝國政權與本體臣民，立即將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規模的文明創制之中，力圖以宏大的建設功業達到人心聚化，從而達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為戰敗亡國的山東六國臣民，其需求要復雜得多：民眾孜孜以求的是，力圖從統一新政中獲得實際利益的彌補，獲得精神淪喪的填充。六國貴族則殷殷渴求于復辟，殷殷渴求奪回已經失去的權力、土地與人民。此間鴻溝，不可能沒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種種鴻溝，意味著這時的社會心理尚處于巨大的分裂狀態。

帝國政權的統一，距離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離。

雖然，從總體上說，天下民眾確定無疑地歡迎統一，并欣然接受了統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內，天下和平”并非虛妄之辭。然則，歷史與社會的復雜性便在這里：對于一個魄力宏大且又洞徹天下的政權而言，上述種種社會鴻溝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漸漸趨于平復;而對于一個不知深淺的惡變政權，上述種種社會鴻溝，則可能立即從潛藏狀態驟然轉化為公開狀態，精神鴻溝驟然轉化為實際顛覆。

就其實質而言，秦帝國統一初期，整個社會心理仍舊處于一種不定型的可變狀態，天下對秦帝國一統政權尚未形成穩定的最終認可。渴望重新回到戰國大爭時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強勁的社會思潮。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來相對尋常的種種事變，在這個時期都具有數倍數十倍放大的強烈反應后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聵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然則，其時社會反應之遲鈍緩慢，遠遠無法與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漢末期的綠林、赤眉農民軍暴動起，任何時代的農民起義都是反復醞釀多年方能發動，發動后又長期轉戰，很難得到社會有效支持，至于普遍響應，更是極其罕見。此種現象，愈到中國后期愈明顯。宋王朝享樂庸主多多，且內憂外患頻仍，農民反抗經久不斷，卻數十年不見天下轟然而起。明代昏君輩出，首代殺盡功臣，此后外患政變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凈”之號的盤剝皇帝嘉靖，而明代釀成農民大起義，卻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縱觀中國歷史，其對昏暴君主的反應差別之大，直教人懷疑戰國華夏族群與后世國人簡直就不是一個種族。

此間根本，正在于活歷史中的時代精神的巨大差別。

關注的根本點，便是直接延續于秦帝國時代的戰國精神。

春秋戰國時代乃“多事之時，大爭之世”，普遍的生命狀態是“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當此之時，世風剛健質樸，不尚空談，求真務實，對國家大政的評判既直截了當，又坦蕩非常。春秋戰國時代的普遍現象是：國有昏君暴政，則人才立即出走，民眾立即反抗，或紛紛逃亡。這種剛健坦蕩精神，既包括了對昏聵政治的毫不容讓，也包括了對不同政見者的廣闊包容，因之釀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觀。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春秋戰國時代的貴族可以因政見不同而流亡，并能在流亡中尋覓時機以再度奪取政權。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政治失敗者，能在被貶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權力場。也只有在這一時代，士人階層能以政見理念為標準，選擇效力的國家，能“合則留，不合則去”，其特立獨行千古罕見。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民眾，可以自由遷徙，“危邦不居”，可以對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揮手便走，否則便聚而抗爭。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民眾，真正地千刀萬剮過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觀，皆賴于這一時代的根基精神，皆為這一時代的社會土壤所開出的絕無僅有的奇葩。

這一時代現象，便是天下問政的風尚。

這一風尚的實際內涵，是對失敗者的寬容，對在位者的苛刻。

在秦統一中國之后的12年里，這種春秋戰國遺風仍然以濃烈的歷史傳統，存在于現實社會。整個社會對已經滅亡的六國，并沒有因為向往和平與統一而從精神上徹底拋棄。對具體到個人的六國貴族的復仇，更沒有因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于對復辟舊制帶來的惡果，則因為沒有復辟大毀滅的歷史先例，其時尚無法深切體察。其時，天下民心對帝國大政的基本態勢，仍然是春秋戰國的價值法則：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棄你。始皇帝雄風烈烈大刀闊斧開天辟地大謀天下生計，誰都會看在眼里，好，帝國施政縱有小錯，民也容忍了。秦二世低能昏聵殺戮重臣，享樂與聚斂并發，大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個時代，沒有漫長的忍耐與等待，沒有基于種種未來與現實利益而生發的反復權衡，沒有“臣罪當誅兮，天子圣明”的愚忠世風，沒有“竊以為如何如何”的萎縮表達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簡單明了的。

轟然之間，社會直感立可爆發為巨大的社會風暴。

這便是社會土壤，這便是時代精神。

就歷史事實說，始皇帝以戰止戰而一統天下，民眾無疑是真誠地歡迎，真心地景仰。一個新政權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締封地舊制、決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邊患、建立郡縣、統一文字、統一交通、統一田疇等等天下生計作為。再加上帝國君臣上下同心，政風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后世罕見的清明政風。歷經春秋戰國數百年錘煉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沒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誠地景仰這個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國。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對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對繁重的賦稅，也容忍了種種龐大工程中夾雜的與民生無關的奢華工程，如拆毀六國都城而在咸陽北阪寫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奮發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藥而求長生不老的個人奢靡與盛大鋪陳。

歸根結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達的。事實上，人民在期待著始皇帝政權的自我校正。畢竟，面對始皇帝這樣一個不世出的偉大君主，人民寧可相信他是愿意寬政待民，且能夠自我校正的。這種天下心態，雖非春秋戰國時代的主流精神，然卻也是基本的復雜人性的活化事實，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后世屢見不鮮的。

在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積民怨為代價而追求宏大功業，是極為常見的。這種君主，其歸宿大體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后，戰國如秦昭王，后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來不及自我校正，然卻在生前能清醒善后，擇賢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后世繼承者校正，后世漢武帝為此典型;其三，既來不及自我校正，又來不及清醒善后，驟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導致巨大的顛覆性惡變。

無疑，始皇帝屬于第三種情形。

始皇帝身后的惡性政變，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個性邏輯，又滑出了帝國法治的常態穩定性邏輯，本身便是一個歷史罕見的偶然性。且作一條歷史的延長線：若沒有陳勝吳廣的農民暴動及其引發的復辟惡潮，度過胡亥趙高的惡政之后，由子嬰繼位秦三世，帝國政治能否恢復平穩狀態？應當說，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后世對秦政秦文明的評價又當如何？這一假設的意義，在于展現歷史邏輯，在于清楚認識惡性政變并非因始皇帝時期的秦政而發，并不具有必然性。

于是，歷史的邏輯在這里突然斷裂了。

強大的慣性力量，絞殺了本質上具有可變性的歷史邏輯。

這便是秦帝國突然滅亡的歷史本質。

偉大的秦帝國驟然消逝于歷史的天宇，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個巨大變數。

偉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視野，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