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名臣濟濟，僅唐太宗在凌煙閣掛像旌表的功勛卓著者就有24位，而長孫無忌被列在首位。就才能而論，他在謀臣猛將、良宰賢相中可能算不上最突出，但卻是太宗的

心腹。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賴，長孫無忌不但在貞觀朝發揮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輔佐高宗，成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與其他功臣相比，長孫無忌既是一個忠心謀國者，也是一個潛心謀身者，唐太宗曾評價他“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但恰恰是這樣一個以韜晦見長的人，既盡忠于君又有功于國，且深明全身之道，最后竟以莫須有的謀反罪名而被流放和賜死，不能不令人深長思之。

善謀全局肯背黑鍋

長孫無忌的年齡與李世民相仿，二人從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給李世民后，兩人關系更加親密。李世民青年時南征北戰，屢次陷于危難也是長孫無忌所救。而且，太宗終其一生，對長孫皇后都懷有十分感激的心情。長孫皇后與長孫無忌兄妹感情又很深厚，太宗愛屋及烏，當然也就格外信任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充分發揮了太宗對他的信任和作為內戚的身份之便，對太宗提了一些別人所不能提的建議。加上他本身的聰明才智，這些建議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使他成為貞觀朝的第一功臣。

太宗晚年，太子李承乾由于謀反被誅殺。太宗為此痛苦不堪，甚至幾度“自投于床”、“又抽佩刀欲自刺”。在另定太子的“家事”中，作為親戚和第一重臣的長孫無忌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當時最有資格被立為太子的是長孫皇后的另外兩個兒子：魏王李泰和晉王李治。兩人相比，李泰的條件更為優越，首先他是長孫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長九歲，且富有才華，在朝臣中聲望頗著，唐太宗曾私底下答應李泰要立他為太子。李治是長孫皇后的第三子，唐太宗的第九子，不論從年齡還是從才具看，均處于劣勢，但長孫無忌卻一再請求立李治為太子。李泰、李治都是長孫無忌的外甥，長孫無忌為什么棄李泰而主張立李治呢？

晉王李治生性仁弱，而魏王李泰則聰明絕倫，善于以才學取悅太宗，并招納士人，文武官員也紛紛投其門下。長孫無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心腹。李泰集團的主要成員是功臣子弟，他們靠祖上資蔭，身處高官，奢侈放縱，希望通過李泰當皇帝，達到驅逐元老，自己掌權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則是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績、褚遂良等。長孫無忌既是唐朝的開國元勛，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貞觀政治的忠實執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貞觀政治依然堅持下去，只能靠長孫無忌等元老重臣的輔佐，而絕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幫紈绔子弟。

而且，長孫無忌熟讀經史，經歷隋亡的亂世，深知治世剛剛開創，君主太聰明也不是件好事。隋煬帝本身就自幼聰明善辯，但他多智多欲、崇尚浮華、好大喜功，不僅群臣難以輔佐，也容易成為國家民生之蠹害。若李泰得立，他很可能會改弦更張，但其才器和君德又遠不如太宗，結局極有可能危及“貞觀之治”的成果。在舍李泰而立李治為太子這件事上，唐太宗與長孫無忌最后達成了一致意見。

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恐不能執掌社稷，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動搖反復。一度又向長孫無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像自己一樣英俊果斷的三子吳王李恪為太子。李恪文韜武略高人一等，朝中和民間立李恪為太子的呼聲都極高。根據史實李恪并沒有和李承乾或者李泰爭奪太子之位，對皇位并沒有強烈的欲望。太宗比較欣賞這個天生貴族的兒子，長孫無忌則一再反對。太宗問：“你這么反對，是不是因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恪兒聰敏多才，英勇果敢，很是像我。再說他將來是否會倚仗你們長孫家，也很難說啊！”長孫無忌回答說：“李治仁厚善良，是個守成之君的好人選。選儲君這件事至關重要，怎能朝令夕改？舉棋不定很容易輸棋。”在長孫無忌看來，守成之君并非一定要有才華，卻一定要像漢朝文、景二帝一樣仁順。唐太宗只好作罷。

后來高陽公主和房遺愛謀反案事發。他們希圖減輕罪責，蓄意攀扯吳王李恪，長孫無忌將錯就錯除掉了李恪。天下都為李恪感到冤屈。長孫無忌在這件事上自是難以保全清白之名，但為了消除后患也為了國家長治久安而不惜背上這黑鍋。

嫻于治國長于立法

長孫氏是北魏以來的士族高門，屬于軍事貴族。但長孫無忌本人在軍事方面雖有一定謀略，卻不善于統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話說：“聰明鑒悟，雅有武略”，“總兵打仗，非其所長。”長孫無忌的長處在“好學，該博文史”。所以李世民南征北戰，他立下的功績并不多，但到了治世開始理國，卻成為第一重臣。

長孫無忌作為“玄武門之變”的第一功臣，身居“天官”吏部尚書和右仆射的要職，唐太宗自然而然地把大權交給了他。他在“人事部長”和“國務總理”的位置上只呆了一年，就大刀闊斧辦完了三件事：精簡機構，確定朝廷定員643人；削弱宗室，把李家遠親從“郡王”隊伍中降級；調整外交，改善與突厥的關系。

但是長孫無忌真正發揮出才華的地方在于他編修《唐律》，撰寫《唐律疏義》。他也因此名垂史冊。《唐律》是與《羅馬法》并稱的古代法制智慧的結晶。后來長孫無忌又帶領房玄齡、杜如晦、于志寧等19人，先后兩次重修《唐律》，以省繁去蠢、變重為輕的原則進行修訂。《唐律》由于貫徹“先存百性”的指導思想及‘安人寧國’的治國方針，立法寬平，順乎歷史潮流，因而促進了唐初封建經濟迅速恢復與發展，是“貞觀之治”的重要支柱。

長孫無忌指出，立法的作用在于“以刑止刑，以殺止殺”。因此他主張“德主刑輔”。這個思想十分深刻。他指出德禮是行政教化的本質，刑罰是行政教化的手段，德禮和刑罰對于行政教化不可缺乏。因此他要求把先秦儒法兩家的基本主張融為一體，即將儒家強調的德化、禮教和法家所強調的政、刑都視為相輔相成不可缺少的東西。《律疏義序》和《名律》充分地反映了長孫無忌的法律思想。長孫無忌可能是歷史上最早主張德治和法治并用的官員。

長孫無忌認為：“法律不是用來監督百姓的短處并誅殺那些犯錯誤的人的，而是要通過法律的規范教育人、拯救人，整頓社會的風氣。”這里，著重體現了教育的方針。這個思想也很有見地。而且古人認為風俗敗壞，才有動用刑法的必要，長孫無忌則指出一個國家任何時候都有淺薄的風俗存在，因此，不可以須臾廢弛刑罰，只不過有時情況嚴重，刑罰用得多些；有時情況較好，刑罰用得少些。

長孫無忌的這些思想通過《唐律》貫穿了唐朝的始終，奠定了唐朝海納百川、包容大度的氣度。

安于謙沖臨危剛直

李淵把帝位讓給李世民后，長孫無忌升為左武侯大將軍，后任吏部尚書，晉封齊國公，可以說是榮寵之至了。唐太宗幾次要任命長孫無忌為宰相，但長孫皇后一再說：“我家受到的貴寵已經到了極點，實在不愿兄弟再執國政。”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漢朝呂氏、霍氏等外戚專權的“徹骨之戒”，長孫無忌自己也要求遜職，但太宗不聽，拜長孫無忌為宰相，任命他為尚書右仆射。長孫無忌以盈滿為戒，懇請太宗批準他辭去宰相要職，長孫皇后也為之請求，太宗不得已，讓他辭去了尚書右仆射，而拜開府儀同三司的虛職以示榮耀。貞觀七年，太宗又任命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堅決推辭不受，太宗不準，認為自己授官是鑒于才行，如果是出于對親戚的愛，賜給金帛就夠了，何必委以重職。他還特意寫了一篇《威風賦》，賜給長孫無忌，追思創帝業之艱難和長孫無忌的佐命之功，寬慰他憂讒畏譏的心理。

貞觀后期，唐太宗心驕志滿，魏征多次提出批評勸告，唐太宗口頭接受，行動難改，魏征死后就更為嚴重，許多大臣都阿諛奉承，歌功頌德，這些人中也包括長孫無忌。有一次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人臣順旨者多，犯顏者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這應該是勸諫唐太宗的良機，但長孫無忌等人卻違心地說：“陛下無失。”當時，只有劉洎和馬周談了太宗的過失。同年八月，太宗對長孫無忌說：“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長孫無忌談自己的過失。長孫無忌說：“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唐太宗當即就指出這是“曲相諛悅”。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難得征求大臣們意見，長孫無忌卻以阿諛代替忠諫，這是他作為名臣良佐的缺陷。過于考慮自己戒盈持虛、保得全身而不敢犯顏直諫，難免被后人所詬病。

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實際執政的是長孫無忌。唐高宗對長孫無忌也是格外尊重信賴，“恭己以聽之”，“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唐高宗也確實是一位守成的明君，外方內圓、膽大心細，凡他要做的事情，無不達成。高宗統治初年，即永徽年間，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軍事各方面都比貞觀時期有所發展，被封建史家譽為“永徽之治”，常與“貞觀之治”相提并論。沒有高宗時代的發展、鞏固、鋪墊，貞觀之治就只是短暫的高潮，開元盛世更成無源之水。

但是當高宗的皇位逐步穩固以后，他最終在是否立武昭儀為皇后的爭議中與長孫無忌爆發了爭執。開始，高宗和武昭儀都想爭取長孫無忌的同意和支持。

有一次，皇帝帶領武昭儀親自登門拜訪，并賜給長孫無忌寵妾所生的三個孩子朝散大夫的高官。不僅如此，還賞給長孫無忌金銀珠寶絲綢整整十車。但當高宗說出皇后無子想廢黜皇后時，長孫無忌也不直接拒絕，而是用別的話題遮擋。皇帝沒有辦法，只好掃興而歸。

接著，武昭儀的母親楊氏幾次拜訪長孫無忌的府第，請求長孫無忌同意廢王立武，但是結果都是一樣，長孫無忌仍然拒絕。楊氏的父親楊達，與長孫無忌的父親和伯父都曾是隋朝大官，彼此有同僚之誼。長孫無忌卻絲毫不為舊情動搖。

再后來，有一個大臣參與了勸說，就是許敬宗。許敬宗在高宗當上太子以后，就是東宮的重要官員。許敬宗的父親許善心跟長孫無忌的伯父長孫熾也在隋朝是舊交，許敬宗自詡能夠說動長孫無忌。結果呢，長孫無忌形色十分嚴厲地訓斥了許敬宗一頓。

皇帝要換皇后，用了三種不同辦法去說服長孫無忌，最終都撞了墻。可見長孫無忌在這件事上的堅決剛直。這和他一生的謙虛自抑極為格格不入。武則天于是丟掉爭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決心與這些“老朽”進行一場生死的搏斗。

長孫無忌一生都長于機隱之事，歷經宦海風云，老于世故，對于自己不合作態度的嚴重后果應該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深知唐高宗生性懦弱，而武昭儀智慮百端、性行險惡，一旦為后，必將臨朝干政，出現褒姒亡周、呂雉篡漢的局面，而他作為開國元勛，不能臨難退縮，坐視不顧。

永徽六年，唐高宗終于不顧大臣們的冒死極諫，詔廢王皇后和蕭淑妃，冊立武則天為皇后。因諫爭，褚遂良等人被遠貶蠻荒，武則天最忌恨長孫無忌，在她授意下，由許敬宗費盡心機，把長孫無忌編織進一樁朋黨案，進行惡毒陷害。唐高宗先是吃驚不信，繼而傷心懷疑，命許敬宗再察，然后面對許敬宗足未出戶編造的謀反供詞，哭泣道：“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后世將謂朕何！”許敬宗舉漢文帝殺舅父薄昭，天下以為明主之例寬慰高宗，又引“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的古訓，催促其下決心。唐高宗性格懦弱，竟然不與長孫無忌對質，就下詔削去了長孫無忌的太尉官職和封邑，流徙黔州。長孫無忌的兒子及宗族全被株連，或流放或被殺。三個月后，高宗又令許敬宗等人復核此案，許敬宗直接派人前往逼迫長孫無忌自殺。一代名相就此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