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與曾國藩、左宗棠并稱晚清中興名臣，但與曾、左比較而言，他受后人關注和研究的程度相對不足。其實，在晚清，時人都認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國藩、左宗棠之上。李慈銘說胡林翼“老謀深識，燭照不遺，固中興第一流人”。

胡林翼與曾國藩、左宗棠并稱晚清中興名臣，但與曾、左比較而言，他受后人關注和研究的程度相對不足。自1980至2000年，有關胡林翼的論文不到四十篇，其傳記也僅一本，即團結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董蔡時、王國平著《胡林翼評傳》。近兩三年來，胡林翼漸受學界重視，至少已出版鄧亦武等著《天下巡撫胡林翼》（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陶海洋著《胡林翼與湘軍》（廣陵書社2008年版）和劉憶江著《胡林翼評傳》三部著作。然而，正如劉憶江先生所言，“海內外至今尚無一本像樣的胡林翼傳記”（見劉著“前言”及第388頁），已有的傳記基本上大同小異，沒有自己的風格與個性。這當然與胡林翼去世較早、沒有機會像曾、左那樣由統帥轉為洋務重鎮有關。

其實，在晚清，時人都認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國藩、左宗棠之上。李慈銘說胡林翼“老謀深識，燭照不遺，固中興第一流人”，王闿運曰“中興之業，實基自胡”，而沈卓然認為胡應位列同治中興功首，指出“世徒知曾、左之賢，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蓋胡公之學與才，實無遜于曾、左；而于政治、文章、經濟、軍事，固無所不學，無所不致其用也。更考其生平，不獨坐鎮武昌，堅守不搖，以扼形勢之要；且于課厘饋餉，擘畫盡善，遂使當時諸軍無饑餒之擾，克奏中興之業。由此而論，允推功首。即其察吏安民，興利除弊諸政，亦皆大端，足為后世之法式”。可見，胡林翼能文善武，懂經濟，擅理政，是一個復合型人才。眾所周知，清代以八股取士，迫使讀書人專注于空疏無用之學，而不涉獵其他學問，嚴重削弱了他們的行政能力和整體素質。因而有人作詩諷刺說：“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然而，胡林翼中進士，點翰林，層層過關，到達了科舉考試的頂峰，但絲毫不影響他成為能臣干吏，這應該說與他的家庭背景息息相關。

胡林翼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胡達源曾以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直接入翰林院，授編修。后官至詹事府少詹事，為四品京堂。正因為此，胡林翼從小受重視，得到了較好的教育，并有不少奇遇。六歲時，他爺爺教他認字，讀《論語》。八歲時，爺爺在益陽修志館編修志書，他隨侍在側。剛好將赴任川東兵備道的陶澍順路回老家益陽探親，一見到胡林翼，就驚為偉器，曰：“我已得一快婿”，遂訂下娃娃親，將自己五歲的女兒許配給他。十九歲時，胡林翼與陶澍之女琇姿（字靜娟）在桃花江陶氏別墅完婚。婚后，他師事同里蔡用錫前輩。蔡用錫，嘉慶十八年（1813）拔貢，晚授石門教諭。素諳兵略，曾因科場失意，游幕為生，“當世名卿大夫延至之恐后”（嚴正基：《蔡先生家傳》，載《益陽縣志》卷十六）。他教書“務為有用之學，不專重文藝，而于兵略、吏治尤所究心”。胡林翼“師事兩年，涵濡漸漬，服膺終身”。二十一歲時，胡林翼偕夫人送岳母賀夫人去南京陶澍兩江總督任所。陶澍是促成嘉道年間經世之學重新活躍的代表人物，辦事干達，政聲極佳。留居節署一年，胡林翼親見陶澍興利除弊措施，深受熏染，“精神殊為一變”。在給父親的信中，他寫道：“岳丈公退之余，輒與男長談。岳丈胸中本極淵博，加以數十年來宦途閱歷，上下古今，融會貫通，每及一事，旁證曲引，判斷洞中竊要，于男進益，非淺鮮焉。”（《胡林翼集》（二），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1025頁）

江南一行，胡林翼收獲很大。《清史稿》說：“林翼負才不羈，娶總督陶澍女，習聞緒論，有經世志。”從此，他“于書無所不讀，然不為章句之學，篤嗜《史記》、《漢書》、《左氏傳》、司馬《通鑒》暨中外輿圖地志，山川厄塞、兵政機要，探討尤力”（梅英杰：《胡林翼年譜》卷一）。除了耳濡目染經世之術外，在此期間，胡林翼還得到了躬行實踐的機會。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沅湘大水，益陽受災嚴重，饑民流離失所。時在家受學的胡林翼擔心饑民無食一變而為亂民，慨然曰“秀才便當以天下為己任”，挺身而出，面見縣令，“請按災區編戶口，勸富民出錢粟以賑”。他還提出具體的救災方案，即令遭災各處保甲根據貧富情況造戶口冊，分上、中、下三等，上戶不管，中戶可減價買米，下戶免費給米，限期一個月。為監督保甲，防止其舞弊，胡林翼建議“選本地士紳協同辦理，一以鎮地方，一以免保甲之欺罔”。鑒于勸捐遭富民抵制，十數日無動靜，他憤不可遏，不得不“一出倡之”，首先請岳父家捐出兩千兩銀子以作表率，然后對其他富民苦口婆心勸導，“以至誠感之，以大義責之，以危言動之，以賞勸誘之”，終于使大家踴躍捐款，立致數萬金。“已而，散米俵食，全活甚眾”（梅英杰：《胡林翼年譜》卷一）。其時，胡林翼年僅二十歲，但他勇于任事，所表現出來的剛毅果斷、成熟穩重、靈活機智完全超出其年齡范圍。在給爺爺的信中，他詳細敘述此事經過，說：“此事出于孫之意，見無一人贊之，但沮之者不下十數人。而孫自以為泰山崩于前而不動，麋鹿奔于左而不顧，亦可謂毅然不移矣。”日后胡林翼事至立斷、毅然自任、不主故常的施政行事風格由此可略見端倪。

而在兩江督署，胡林翼有機會見到一些督撫，遂通過他們的言談舉止來判斷其人。他認為林則徐、盧坤等的心術德量與陶澍相同，并請陶澍密保林則徐、伊里布作為兩江總督的繼任人選，陶澍深以為然，很器重他這個毛腳女婿。因而，當胡林翼在南京縱情山水，并流連忘返于秦淮河畔、釣魚巷中時，有人密告陶澍，不料陶澍卻說：“潤之（芝）之才，他日勤勞將十倍于我，后此將無暇行樂，此時姑縱之。”（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頁）此事的真實性不知如何，劉憶江先生認為“以胡林翼之家教與陶澍之為人，此說殊不可信，多半是好事者的耳食之言”（第9頁）。但劉先生的解釋是善意的想當然，不能令人信服。因為狎妓在清代士人甚至官員中非常普遍，清流健將寶廷不僅狎妓，而且娶妓，鬧出了很多笑話。胡林翼是官宦子弟，養尊處優，他放浪不羈，有些風流韻事也是可能的。這從胡林翼身邊人的筆記中就有蛛跡可尋，如曾國藩的幕僚歐陽兆雄、朱孔彰說胡曾是“紈绔少年”，“常恣意聲伎”；而胡的幕僚徐宗亮也說他“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頗豪宕不羈”，并且他過慣優越生活，即使在艱苦的軍營中，也“厭飫極精”，“無三日不小宴”（徐宗亮：《歸廬譚往錄》卷一），不能像曾國藩、左宗棠那樣粗茶淡飯，蔬食自甘。

胡林翼好冶游的逸事在《花隨人圣庵摭憶》中還有個記載，那是黃濬從朋友處聽來的：相傳胡林翼點翰林后，常與同鄉善化人周壽昌出入花街柳巷間。一夕，方與周壽昌同就某娼家，坊卒掩至，周壽昌機警，避入廚房，易服而立，得免被執，而胡林翼等人被抓回去問訊，因為不敢吐露身份，所以頗受辱。及釋歸，就與周絕交，謂其臨難相棄，不夠朋友。其后，胡林翼治軍招勇，就不喜用善化籍人。應該說這個故事也無法證實，但是也不能斷言它不可信。于是，在八卦滿天飛的今天，有些關于胡林翼的文章和電視講座借機添油加醋，津津樂道，動不動以“胡林翼嫖娼的故事”起講，娛樂并誤導著讀者和觀眾。有篇宣傳《胡林翼集》出版的文章題為“千金不換的回頭浪子”，竟然也繪聲繪色地描述胡林翼風花雪月的一面，并且充分發揮其小說家言的想象力，說：“胡林翼的浪蕩，終于使自己吞了一枚苦澀無盡的惡果：他一生大小老婆娶了七八個，任誰也沒有給他生下一個兒女。毫無疑問，這是性病毀了他的生育能力。”實際上，胡林翼雖然沒有親生兒子，但其正房靜娟夫人給他生了個女兒，取名端儀，咸豐三年（1853）五月嫁給監察御史周開銘（梅英杰：《胡林翼年譜》卷一）。至于胡林翼本身也并非浪子，他從小聰慧絕倫，家里人都認為他必成大器，對他的教育極為嚴格，九歲時即授以儒先性理之書，并且早晚督責，毫不放松。所以胡林翼“少負才氣”，“為文操筆立就，旁通曲暢，自達其志”。他二十五歲即中進士，比年長他一歲的曾國藩還早兩年，可謂少年科第。而且他在點翰林兩年之內就兩次被點派考差，是所謂的紅翰林，前程似錦。曾國藩也是紅翰林，因而在七年之內就由七品官升至從二品官。只是胡林翼運氣不佳，受他人牽累，才一度宦途不順，但他終究先于曾國藩成為封疆大吏，并且曾國藩后來所任的兩江總督一職本來咸豐帝是準備授給胡林翼的，然肅順提議說：“胡林翼在湖北措注盡善，未可挪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咸豐帝稱善，遂如其議（薛福成：《庸庵筆記》卷一）。由此可見，胡林翼的表現自始至終都是比較優秀的，事業也頗為成功，根本就不是什么回頭浪子。

貴州是胡林翼事業開始的地方。《清實錄》說“貴州所屬各地方往往聚有匪徒”，“數百為群，聚散無定，搶劫拒捕”。胡林翼年輕時究心兵略，對軍事素有研究，此時剛好派上用場。他深入民間，延訪士紳；短衣草鞋，探訪匪穴；訓練民兵，捕治巨憝，遂以知兵名天下。時值太平軍勢如破竹，進軍湖南、湖北，清廷上下震動。于是，御史王發桂上疏推薦胡林翼，說他“捕盜鋤奸，有膽有識，平日訓練壯勇，仿戚繼光成法而變通之。勇不滿三百，銳健果敢，一可當十。搜剿匪徒于深山密箐中，與士卒同甘苦。所著《保甲團練條約》及《團練必要》諸篇，行之均有成效，歷任督撫深為倚重。倘蒙圣恩逾格畀以重任，留于湖北帶兵剿賊，可期得力”。疏入，允準，胡林翼遂提兵進入兩湖戰場，開始其“中興名臣”的戎馬生涯。就此而言，貴州不僅是胡林翼事業的起點，而且是其奠定一生功業的福地。

本來胡林翼任京官時，還不甚檢點，有些公子哥的做派，可是改官黔中后，卻刻自砥礪，“勵志政事，軍興而后益以名節厲世，頗似信國少保”（徐宗亮：《歸廬譚往錄》卷一）。為什么會有這么一個巨大的轉變呢？因為他這個貴州地方官是通過捐納而來的。原來胡林翼丁憂起復后，覺得在京候缺補官，上升的空間不大，而其學生也認為他才氣過人，做地方官更能有所建樹，所以就湊錢給他捐個知府。根據當時捐例，捐納為官可以自主擇地，胡林翼完全可以選擇一個發達的地方，挑個肥缺做官。但他是正途出身，曾官清要，捐納為官已讓他蒙羞，所以寧愿到邊遠之地，以區別于那些輸金為吏者。在給弟弟的信中，他就直言不諱地說：“天下官方，日趨于壞。輸金為吏者，類皆擇其地之善者，以為自肥計。黔，磽瘠之所，邊僻之境也，為人所掉首而不顧者。然兄獨有取于黔者，誠以黔之官吏尚能奉上以禮不以貨，以禮則知自重，不以貨則知恤民，而治理庶幾可冀。”（《胡林翼集》（二），第1037頁）而對于友人的不解，他則解釋說：“某之出，資用皆他人助成之……某初為政此邦，貧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風，而不致負良友厚意。”胡林翼上述這些話并非門面語，而是發自肺腑，真心誠意。赴任前，他還“遍謁先塋，誓不取官中一錢自肥以貽前人羞”（梅英杰：《胡林翼年譜》卷一）。而他的確一生為官清廉，兩袖清風。在家書中，他曾說：“我必無錢寄歸也，莫望莫望，我非無錢，又并非巡撫之無錢，我有錢，須做流傳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或追崇先祖，斷不至自謀家計也。”（《胡林翼集》（二），第1103頁）因而，郭嵩燾說他“位巡撫，將兵十年，于家無尺寸之積”。

誠如胡林翼所說，他是有錢人，因為他善于理財。當他初任湖北巡撫時，正值武漢兩次失陷、湖北大半淪沒于太平軍，可謂庫儲一空，百物蕩然，然而胡林翼通過改漕章、通蜀鹽、整榷務等手段，歲入四百多萬兩銀子，在當時東南諸省中僅次于江蘇和浙江。這些錢，主要用作湘軍軍餉。為此，曾國藩贊譽胡林翼說：“以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敝，吏治日懋，皆其精心默運之所致也。”（《清史列傳》，第3352頁）其實除養兵外，這些錢有的用來“分援鄰省，規畫江淮”，有的則作為備用之銀，“為養士及假歸來依之營官、哨官起見”。后者尤值得一提，胡林翼對于屬下將士十分愛護，經常予以資助。如對于“鄂中營官之有家在鄂省者”，每家支付年費不下三百六十兩銀子；重要將領都興阿、多隆阿、舒保、李續宜、鮑超、余際昌等所給月費超過千兩；在同將領見面時也要給錢，如見都興阿送一千兩、見多隆阿送五百兩都成了慣例。正因為他出手闊綽，用錢大方，使備用之銀日見其少，于是他致信其理財幕僚閻敬銘，以其撫署公費用于私交贈賄，以酌減備用之銀的花費（《胡林翼集》（二），第655、729頁）。胡林翼這種具餉必豐、養人以寬的籠絡手段，不僅使部下死心塌地供他驅遣，而且也使很多客將愿意歸附他。因此，曾國藩說：“近世將才，湖北最多”，其中的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都是一時名將，戰功赫赫。

除了知兵、理財外，胡林翼在晚清還以善于羅致人才、推薦人才出名。其中尤以七次薦舉左宗棠傳為政壇佳話。限于篇幅，這里不作展開。

胡林翼去世時年僅五十歲，主政湖北七年。這七年，湖北無歲無兵事，但他在萑苻遍地、兵連禍結之秋，苦心經營，締造支持，將“糜爛眾棄之鄂”變為“富強可宗之鄂”（《曾國藩全集·書信三》，第2239頁），使湖北能夠匡維全局，成為鎮壓太平軍的重要基地。由此可見他的確如《清史稿》所評價的那樣，長于綜核，干濟冠時。而“中外論者服公治行才望，相與欷歔慨嘆，僉謂有清中興之業，實基自公”（梅英杰：《胡林翼年譜》卷三），也是實事求是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