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侗生于同治十三年，是貝勒載治第五子，所以有“侗五爺”之稱。載治生父是奕紀，因道光帝長子奕緯無后，載治奉旨為嗣。從血脈上說，溥侗是奕紀的嫡孫，而奕紀是清中期四大書法家之一成親王永瑆的嫡孫，因此溥侗是成親王一脈。

光緒七年，溥侗被恩封鎮國將軍，隨后奉旨進宮，在上書房當光緒的伴讀。光緒三十三年，恩封加輔國公銜。后來的西園先生棋琴書畫經史子集無所不精，有人以為這跟他少年時“上書房伴讀”的經歷有關;后來的紅豆館主瀟灑不羈游戲人生，有人以為這也跟他“上書房伴讀”的經歷有關。看來，成也“上書房伴讀”，毀也“上書房伴讀”。

細品這分析，有幾分道理，“上書房伴讀”讓他博覽群書，打下堅實的國學基礎，卻也讓他從光緒身上知曉苦難人生的可怕，生活于牢籠中的可悲。所以他成了宗室后裔中最有才華的“頑主”，位列民國四公子之一。

一出戲氣壞辮子帥

1917年6月30日晚，率三千辮子兵進京的張勛張大帥，帶著幾位親隨叩開皇宮大門。按中華民國與遜位的宣統皇帝的約定，除每年撥專銀外，故宮仍歸退位皇帝使用，受民國法律保護。所以，即便有遺臣舊故欲見溥儀，也是白天按程儀晉見，晚上叩門之事從未有過。

但是，太監并未盤問，便引領來人往養心殿，遜帝溥儀早已在養心殿等候，看來這次晉見是預先“勾通”好了的。第二天即7月1日，張勛一身戎裝親帶侍衛再進午門，此時的午門早就城門大開，城頭也一改平日的素淡而插滿了龍旗。

北京城一夜驟變，大清復辟，宣統又登帝位，用張勛的話說這叫“奉還大政”。最熱鬧處是四九城的估衣鋪，長袍馬褂成了搶手貨，待估衣鋪無貨可賣后，人群擁向壽衣店。原本西裝時髦，一時間長袍馬褂成了亮麗的風景線。

正在家琢磨戲的西園先生接到宮里通知：明日在江西會館恭演大戲，以示對大清復辟的慶祝。通知還要求輔國公溥侗登臺獻藝……溥侗心知肚明，這“通知”絕非溥儀“上諭”，因為按朝廷的規矩，天潢貴胄坐于亭軒之中品茗清唱為“雅”，真要登臺彩唱則有失身份。何況演戲的場所選在江西會館，而不是宮內漱芳齋，肯定是那幫“復辟狂”為拍張勛的“馬屁”想出的勾當。

張勛是江西人，貧寒出身，自幼投軍，因作戰勇猛，按軍功升遷，曾一度調進京師，為慈禧的扈從，耳濡目染，對京劇有了偏愛。在江西會館演京劇慶賀張勛的“豐功偉績”，純粹是投其所好，借機投靠。

溥侗原想一拒了之，可轉念一想，不如唱《千忠戮》“慘睹”一折，讓那些妄想拿我當晉身之階的鳥人知曉，我侗五爺不是省油的燈。

主意打定，立即找袁克文商議，袁克文雖為袁世凱的公子，并最受袁世凱器重，但并不熱衷帝制，對帝制厭煩之心有詩為證，其詩云：“隙駒留身爭一瞬，恐聲催夢欲三更。絕嶺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高層。”

對自己的父親復辟帝制尚且不滿，如今張勛捧出廢帝，自然更嗤之以鼻。一聽溥侗約他共演《千忠戮》“慘睹”一折，立刻了然其意，當即便道：“然也，正好出出這一腔怨氣。”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歷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壘壘高山，滾滾長江。但見那寒云慘霧和愁織，受不盡苦雨凄風帶怨長。雄城壯，看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悲歌蒼涼，蕩氣回腸，真個是凄凄慘慘切切，唱得聲淚俱下。

這出《千忠戮》是出了名的悲劇、慘劇，說的是明朝朱棣攻克南京，建文帝君臣化裝一僧一道，逃出南京奔襄陽。先人是由僧而帝，建文帝是由帝而僧，江山易主，腥風血雨，一路見忠臣被戮，百姓遭殃，生靈涂炭，慘絕人寰……溥侗、袁克文在臺上忘形地演，淋漓盡致地唱。臺下卻有人如坐針氈：該唱《大登殿》才對，怎么……張勛更是興沖沖而來，怒沖沖而去。

不買張宗昌的賬

1927年，主政山東的土匪將軍張宗昌想要風風光光地過個生日。

當時，勸袁世凱登基的著名復辟派大員楊度，正在張宗昌手下謀生，他投張宗昌所好，提議請“大腕兒”來濟南，在張宗昌大帥府唱堂會。

這提議正中張宗昌下懷，于是備足光洋，廣請名家，終于請到梅蘭芳、余叔巖、李萬春、程硯秋等蒞臨濟南。在為“大腕兒”接風的宴會上，張宗昌一時興起，向梅蘭芳詢問，民國四公子中袁二、侗五的戲如何？

梅蘭芳回答說，那兩位是行家中的行家，梨園界向來敬重。原本是飯桌上的閑談，問者未必有心，殊不知楊度聞言又獻忠心：不就袁二、侗五嗎？拍封電報請二人前來就是。

袁克文接到電報與侗五爺商議。兩人交情不淺，同臺唱戲是尋常之事。可侗五爺斷然拒絕，還痛罵了張宗昌一番：“你個土匪將軍，反復無常的小人，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如今過個賤辰竟要爺去捧場，爺乃正人君子，天潢貴胄，豈能與你為伍！爺不去！爺不賞你這個臉！”

隨后，又勸袁克文也別去捧這個臭腳。可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此時的袁克文手頭拮據，羞對人言，碰到這能大把掙光洋的機會，不愿放棄，于是一人南下抵達濟南。至于此行掙到多少光洋？肯定不少，光為張宗昌寫一幅中堂，就收了光洋？千大枚。

堂會上，袁克文與程硯秋唱了出《琴挑》，看客大飽眼福，張宗昌更是得意：袁世凱的公子為我登臺唱戲賀春秋，我張宗昌太有面子啦。然而，風光過后是劫難，幾個月后北伐軍攻克濟南，張宗昌成了喪家之犬。北伐軍追究起堂會之事，梅蘭芳、余叔巖、李萬春、程硯秋等原本伶人，以唱戲為生，無可厚非。民國第一罪人袁世凱的公子袁克文成了眾矢之的，一時間，“人以群分，物以類聚，袁二與土匪將軍勾搭連環，表明袁二絕非善類”的議論盛傳。

民國政府借此頒發通緝令，稱袁克文為軍閥余孽，連他所著之《洹上私乘》也嚴禁發行。袁克文只身逃往上海租界，他想起侗五爺那段痛斥張宗昌誓不與之為伍的“道白”，后悔不迭：“侗五爺高明！早知如此，這光洋不掙也罷！”后又從上海租界轉天津租界，1931年去世，才四十多歲。

當然，這怨不得別人，袁克文的放蕩不羈與侗五爺的瀟灑不羈不同，他抽大煙、宿青樓是尋常之事，而侗五爺雖對老規矩、舊禮教不以為然，但對大煙之類是斷然不碰的。袁克文的喪事成為當時天津的奇聞，轟動一時，僧、道、幫會組成送殯隊伍，其中最招人眼球的是為數不少主動前來的青樓女子。

事后，有人為侗五爺叫好，說侗五爺有先見之明。侗五爺實話實說：“后邊的事做夢也沒想到，我就是瞧不上張宗昌的德行，煩他那號人，不愿搭理他。”

生活如戲

侗五爺兄弟五人，三位夭折，只有四哥溥倫和他成人。他們哥兒倆共居一處，由于四哥承襲貝子銜，所以居所被稱為倫貝子府，位于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兩人分家時，倫貝子特意著人在中間徹起一堵墻;朋友來家做客，侗五爺指著那堵墻開玩笑：“四哥看我整日與你們為伍，說我交友不慎，把我趕出家門了，日后你們得管我。”

可沒過多久，溥倫因欠債惹上官司，法院查封房產抵債，正因為這堵墻，貝子府保住一半。還是那幫朋友，侗五爺又開起玩笑來：“我四哥疼我，特意壘砌了這堵墻，要不然我溥西園豈不無處安身了？”

張作霖坐鎮北京時，心血來潮，成立了“樂律研究所”，聘任侗五爺當所長，月薪四百光洋。這筆天上掉下來的橫財讓侗五爺好不風光，添置了汽車，還經常不斷地出城兜風。

最好去的是北京西北南安河南的成子山，那里有一座嘉慶朝成親王永瑆留下的別院，園子不大卻池館臺榭錯落有致，軒堂亭閣各得其宜，尤其書房、書案更清幽脫俗，其紫檀書案系乾隆朝精品，上有清初大家宋牧仲的題跋，盡顯昔日大書法家成親王的情趣見識。

侗五爺來此并無他事，品一杯茗，彈一曲古琴而已。當然或許是追幽思古，尋求靈感也未可知。可惜好景不長，附庸風雅的張大帥敗退關外，命喪皇姑屯，冤大頭走了，月薪四百光洋泡了湯，侗五爺又靠典當度日了。

福人天佑，清華大學開戲劇講習班，侗五爺受聘講昆曲。清華學子聽課踴躍，不少熱衷昆曲的閨秀名媛也進清華聽課，像朱自清夫人陳竹隱和廖書筠、陶重華、袁敏宣等，都是昔日戲劇講習班的常客。偽“滿洲國”一成立，侗五爺便發議論：“我反對！你溥儀在東北當兒皇帝，我誓不去東北，而且要攜家往南。”侗五爺此說是表達對復辟的不屑，對溥儀的不滿，是不是當真攜家南遷，一說而已。豈料此言傳至南京，中華民國高層認為溥侗深明大義，氣節可嘉，竟聘請他往南京做官。其實并不是官，是個拿干薪不上班有名無權的委員，以此表示民國政府與偽“滿洲國”誓不兩立的態度。

“八一三”淞滬開戰，之后民國政府先遷武漢后遷重慶，侗五爺未隨行，而是投靠朋友，躲進上海租界。此時的侗五爺窮困潦倒，靠賣字度日，在上海南紙店掛起筆單。但侗五爺心有不甘，所以不經管事催促不肯開筆。南紙店為讓這位爺多寫，與管事勾搭，許給管事回扣，于是管事便隔三差五抱怨物價飛漲又沒開銷了，如此這般，擠兌侗五爺多寫。

好在侗五爺弄不清物價究竟有多貴，幾幅字能支應多少天，于是乎管事經常發小財，南紙店也多有收益。

躺在藤椅上的“道白”

汪精衛叛逃重慶，在南京成立偽政府時，曾有人想到上海的溥侗，怎么說也是“滿洲國”“皇帝”的族兄，民國四公子之一。于是硬塞給他一個“政府委員”的名分，還派了一位秘書。不過，侗五爺從不上班，更不管事，整天不是找朋友下棋，就是在管事的催促下寫字。

抗戰一勝利，溥侗之名列入漢奸名單中，侗五爺被押解南京受審。

那天，南京朝天宮大成殿開審“漢奸”溥侗，當時他已患中風，由人用藤椅抬進法庭。公訴人稱汪偽政府對美宣戰書上有偽國民政府委員溥侗的簽章，因此該按叛國罪論處。

然而，溥侗的答辯絕對比公訴人的指控精彩，他對汪偽政府對美宣戰書上有其名諱、簽章供認不諱，但接下來細說詳情：對民國政府內遷，我體弱多病未能隨行，深感痛心。后來蝸居上海賣字度日，并未與汪偽同流合污。至于汪偽任命我當汪偽政府委員，我疾病纏身一老翁，無力抗拒卻也從未到職，我作畫寫字的印章在管事那里，由他保管，宣戰書所用印信蓋由汪偽派來的秘書把持，我從未碰過。希望法庭核查，待查明真相再定我罪名不遲。

聽罷他的答辯，尤其看到他滿頭白發一臉病容，連上法庭都得藤椅抬進，不少人當即點頭。他的答辯言簡意賅，是實情陳述，有板有眼有憑有據。

后來法庭既未抄沒他的家產，亦未再開庭復審，而是由同仁堂、榮寶齋出面保釋出獄了。是他的答辯起了作用，還是鑒于他年老病重法外施恩，就不得而知了。

出獄后的溥侗靠朋友接濟度日，據梅蘭芳的秘書許姬傳回憶，1948年梅蘭芳交給他相當于300銀元的金元券，讓他轉給侗五爺。那時的侗五爺慢說寫字，就是吃喝都由人喂了，昔日臺上風流倜儻的溥西園，變成了憔悴呆滯的病老頭。歲月滄桑，概不由人。

溥侗有一子名毓子山，定居美國，經常往返臺北，參加昆曲票社活動;一女名毓嫡，在江蘇南京，是南京昆曲票社的負責人。這兩位得乃父真傳，在昆曲界知名度甚高。只有小兒子毓子良在北京，算起來已是70歲開外了，他自回北京起就沒正式工作，后經溥杰先生幫忙，才在市民委傳達室上班，好像也是臨時工。

曾與毓子良聊起他父親，他父親1945年中風，六年后的1950年農歷六月二十六日去世，他認為對一個已中風六年的77歲老人來說，解脫并不是壞事。在他的記憶中，第一位聞訊趕來的是梅蘭芳。甘氏三兄弟送的禮最重，是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

甘氏三兄弟，甘南軒、甘濤、甘律之是江南笛王甘貢三的兒子。20世紀30年代初，溥侗與甘貢三結識于南京。甘氏世代官宦，豪門大家，對詩詞歌賦經史子集和昆曲都有研究，故而兩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見恨晚之慨。由此兩人經常探討、切磋，有時通宵達旦。甘貢三的三位公子對昆曲有特殊愛好，溥侗住在甘府之時，悉心教授，跟甘氏三位公子結下深厚的師生之誼。

出殯那天，梨園行和票友成為送殯隊伍的主體，所經之處皆有贊嘆，說民國四公子之一侗五爺的多彩一生，幾多風光，幾多風險，到頭來睡進楠木棺材，上海出殯，葬于風景如畫的蘇州，算是有福之人。

并非沒有埋怨的，北京西郊成子山就有埋怨侗五爺的人。侗五爺南遷離開北京時，對祖上傳下來的土地作了交代，不再給看地人出工錢，也不再收租子，兩下相抵。1949年以前這戶人家的日子確實殷實，可1949年以后被劃成地主了，盡管再三聲明地是溥侗溥西園的，我只是代為看管，可沒用，工作組聽也不聽，認定他就是地主。這位一想起這“地主”的帽子就怨氣沖天：說的就是租子抵工錢，我就是代管而已，那地壓根兒就是溥侗溥西園的。陰陽相隔，九泉之下即便有知，侗五爺又能如何？開封證明信寄來？哪個給蓋章，誰個給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