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劉邦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打敗了強手項羽，建立了西漢王朝，但面對的卻是一片慘淡而嚴酷的現實。由于戰爭的破壞，山河破碎，許多著名的大都市都付之一炬，殘垣斷壁，變成了廢墟。國家人口銳減，大城名都，戶口可得者只有十分之二三，即大中城市的人口減少了70%。劉邦的封地曲逆原來有三萬人，現在只有剩下五千。在戰亂中，生產遭到破壞，社會經濟凋敝，土地荒蕪，人失作業，米一石5000錢，人相食，死者過半。國家財政困窮到了極點，天子找不下四匹同顏色的馬，將相上朝乘坐牛車。

用什么樣的辦法能使財政好轉呢？秦代的教訓西漢統治者銘記在心。秦始皇橫征暴斂，大興土木，窮兵黷武，耗盡了國家的財力，用盡了國家的物力，征盡了國家的人力。北修長城動用40余萬人，嶺南戍邊動用50余萬人，修建驪山皇陵征發了70余萬人。據估計，秦朝日常服役的勞動者達到壯年男子的1/3。這空前的徭役和工程所需要的各種費用成為人民的沉重負擔，賦稅達到人民收入的2/3。史書上說：“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二十倍于古”，人民負擔的沉重可想而知。秦朝政權僅僅15年就土崩瓦解。要想長治久安，絕不能步秦始皇后塵。所以，漢懲秦之弊，提出“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國策。

由此出發，西漢從建國開始，漢代統治者就崇尚“黃老之學”，堅持“以人為本”。漢文帝指出：“腹饑不得實，膚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人君怎么能獲得民眾的擁護呢！”史學家一般認為，漢初奉行的是“黃老之道”，實行的是“無為”而治。所謂“無為”并不是無所事事，而是政府不去做擾民、傷民、害民的事，而是順從民心，做民眾喜歡的事。《老子》曾說：“圣人無恒心，以百姓之心為心”。這實際上是人本思想的體現，西漢初年的“黃老之道”也體現了人本思想，漢初的與民休養政策是為“愛民”實施的，并不是“無為”而制定的。

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前后41年，是漢文帝和漢景帝統治時期。他們厲行輕徭薄賦、獎勵生產、與民休息的政策，促使社會經濟持續增長，形成人民富裕、國庫充盈的盛世局面，史稱“文景之治”。其主要措施有：實行輕徭薄賦，減輕人民負擔。劉邦登基后，約法省禁，減輕田賦稅率，“什五而稅一”。漢惠帝時，下令“減田租，復十五稅一”。可知劉邦在位的12年間，后期因國家財政上的需要，稅率有所提高，但惠帝于漢高祖十二年即位后，馬上恢復了原來的稅率，使十五稅一保持下來，即使呂后當政時也未見改變。漢文帝時，進一步降低田租的稅率，按“三十稅一”征稅。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田賦稅率最低的時期，而且以后始終不變。

鼓勵生產、發展經濟，擴大稅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在農業方面，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還通過各種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人民開荒。在工商業方面，文帝“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促進了農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系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文帝十二年又廢除了過關用傳制度，促進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交往。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工商雜稅收入逐步超過了全國的田租收入，也使政府有財力減免田租。漢景帝恢復與匈奴等周邊民族通關市，發展邊境貿易。在“異物內流，利不外泄”的原則下，取得了巨大的貿易順差。

厲行節約，禁止浪費。漢文帝提倡節儉，他在位期間，宮室苑囿，車騎服御，都無增加。他曾經想做一個露臺，預算報上來，需要百金，他便放棄了這一想法。他說：“百金相當中產人家十家的財產總和了，我繼承先帝的宮室，還常覺得羞恥，怎么能花百金建露臺。”為了減免人民稅負，他還減少自己的開支，裁減侍衛人馬。漢景帝下詔不接受地方貢獻的錦繡等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員購買黃金珠玉，否則以盜竊論罪。

通過“貴粟”政策，提高農民收入。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史載文帝時每石“粟至十余錢”。為了保證農民的收入，吸引農民重視農業生產，漢文帝君臣認為惟一途徑就是提高糧食價格，對能夠提供糧食者實行獎勵。他們采取的策略是鼓勵有錢人家購買農民的糧食，捐獻給國家。對于能捐獻糧食并運送到邊境糧庫的，國家按照捐獻數額的不同賜予不同爵位，還可以贖罪。這樣，邊防要塞的糧食儲備迅速充足了，接下來又進一步充實各郡縣的儲備。只要郡縣儲備足夠一年所需，該郡縣就可以免收農民田租。在這樣政策的鼓勵下，農民的收入保障了，負擔減輕了，國家的儲備也充足了。

實行集權與分權相結合的管理體制，逐步加強中央集權。漢初鑒于秦朝極端專制之弊，在國體上實行了郡國并行制。最初對減輕中央財政的負擔、緩解漢初的財政困難、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起著一定的作用。地方也能因地制宜的實行一些惠民政策，如齊國工商業發達，又有漁鹽之利，便不征農業稅。吳國則有銅山、海鹽能獲巨利，故無賦稅。這些與民休息政策和措施，對戰亂之后的廣大民眾來說，猶如及時雨，雪中炭，對安定民生、穩定社會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好雨知時節”，“潤物細物聲”，可以用這兩句詩來形容西漢前期的惠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