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1541—1616)，日本戰國時代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江戶幕府的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とくがわ いえやす)(天文11年12月26日——元和2年4月17日;1543年1月31日—1616年6月1日)年生于名古屋附近的岡崎，為岡崎城主松平廣忠之長子，原姓松平氏，小名竹千代，初名元信，后改名元康，最后改名家康，1566年奉敕改姓德川。德川家康的先祖是發跡于三河地方的一個土豪，在戰國時代逐漸上升為戰國大名，到松平廣忠這一代時，松平氏已領有整個三河國。但其領國被夾在勢力較強的兩個大名尾張的織田氏和駿河的今川氏之間，地位很不鞏固。

1547年松平廣忠與尾張的織田信秀作戰，為請駿河的今川義元援助，將六歲的家康送作今川氏的人質，但中途被織田氏所奪，監護在熱田有兩年之久(一說被扣在那古屋)。在此期間，其父廣忠被自己的近臣暗殺。1549年擔任今川軍師的太原雪齋指揮七千大軍攻陷三河的要沖安祥城并擄獲了守將織田信廣，雪齋遂跟織田信秀交涉，成功以信廣交換被劫走的松平竹千代(德川家康)。德川家康便返回岡崎，僅十日又作了今川氏的人質。八歲至十九歲這十二年間，德川家康作為人質住在駿河。1560年桶狹間之戰，織田氏大敗今川氏，今川義元陣亡。從此德川家康擺脫今川氏而獨立，1562年與織田信長結成同盟，開始全力經營三河。由于他求成心切，采取過激措施，激起了1563年三河國全境的一向宗起義。經過他近一點的攻戰，殘酷地鎮壓了起義后，才逐漸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基地。

1568年德川家康的同盟者織田信長進入京都，邁出了統一全國的第一步。這時已在三河打下了堅實基礎的德川家康開始采取東進政策。1570年他聯合織田信長在妹川打敗淺井氏、朝倉氏，將治所遷往濱松。但這時武田信玄也想奪取全國政權，為掃清進軍道路上的障礙，屢次出兵遠江和三河。

1572年10月，武田信玄率四萬五千人大舉進軍京都。德川家康聞訊率自己所部及織田信長援軍一萬余眾迎戰于三方原。此戰便被稱為三方原合戰。由于雙方兵力懸殊，且用兵之妙信玄又略高一籌，結果德川、織田聯軍大敗，織田援將·平手凡秀戰死。此戰死傷千余，德川家康逃回濱松。此役德川家康雖然打了敗仗，但武田信玄卻十分佩服德川軍的勇猛頑強。武田信玄的猛將馬場信秀事后對信玄說：“看了三河軍的尸體，面朝我軍倒下的都是臉朝下，面向濱松倒下的都是臉朝上，這說明這些士兵都是向前沖殺時戰死的，因想逃跑而被處斬的一個也沒有。”據說德川家康就是經過此役而取得了“海道一雄”的名聲。

此后德川家康一面與武田氏對抗，一面加強領內建設。1575年5月，聯合織田氏于長筱之役大破武田勝賴，1581年陷遠江的高天神城，把武田氏驅逐出遠江。翌年隨織田氏滅掉武田氏，領有駿河。1582年織田信長死于本能寺。信長一死，圍繞政權落入誰手的問題各大名之間展開了激烈斗爭。本能寺之變時德川家康正在界市，因急取近道需經伊勢返回三河，期間由服部半藏等護送平安回到三河，才免遭危難。德川家康返回岡崎后，發現中央的實權已被豐臣秀吉奪去。為了積蓄實力準備將來與豐臣秀吉分庭抗禮，他更加堅定了東進的決心。不久發兵占領了甲斐，同時把手伸進了信州。至1583年前后，德川家康已先后把三河、遠江、駿河、甲斐、南信濃五國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當時東海道地區兵農分離進行得很緩慢，還沒有像大內氏和北條氏那樣形成大名的城下町，家臣和自己的封地還緊密地聯在一起，因此要控制家臣必須牢牢地控制住土地。鑒于這種情況，德川家康當時對所屬家臣一律采取給予封地的形式，通過土地這個紐帶來控制家臣。

這一時期德川家康也很重視發展領內的工商業。早在三河國時他就把三河的小山新市作為“樂市”，免除各種稅役。遷入濱松后，他又整頓了各種工商業團體。征服甲斐后，統一了通過甲斐全境的度量衡，招攬外地商人到三河、遠江進行貿易。通過這些措施，德川家康不僅穩定了對新領地的控制，而且增強了經濟實力。此后豐臣秀吉步步推進國內的統一，不久當上了關白和太政大臣，名副其實地掌握了全國政權。豐臣秀吉與德川家康之間也很自然地變成了近似于主從關系的一種關系。豐臣秀吉征伐九州時，德川家康未被征調，擺脫了一次巨大的消耗。但1590年征伐小田原時他參加了戰斗。北條氏滅亡后，德川家康被封于關八州，年貢260萬石。1590年8月1日德川家康離開五國遷往江戶(現東京)，從此采取一系列措施，全力經營關東。

首先，采取新辦法配置家臣。德川家康在靠近江戶的武藏、相模等地，集中了直轄地和封地在一萬石以下的下級家臣。萬石以上的高級家臣配置得盡量遠些，分布的密度是關東的西南部略稀，東部與敵對性大名接壤的邊境地帶較密。顯然，這樣配置是一種臨戰體制。而且他在進入關東的同時，便決定將封地換算成產量發給家臣。這些措施對進一步控制家臣，鞏固關東新領地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德川家康為了調整農村中的租佃關系，穩定新領地的秩序，還開展了大規模的檢地。其具體辦法是，在土地登記冊上，在隸屬農民登記人姓名的右上方標上人名肩書，表明該人耕種的土地其領有權是屬于哪個名主的。這樣做，是既承認身為領主的名主的土地領有權，使其負擔交繳年貢的責任，另一方面又承認租佃者尚不穩定的耕作權。這種措施對治理關東這種比較落后的地區是得策的。最后，德川家康也十分注意發展領內的工商業。為了解決陸路運輸和吸引外地商人來江戶經商，從江戶和周圍農村征調人夫建立了道中云馬役。為了解決水路交通問題，組織人力挖掘溝渠，使船舶可以直接停靠江戶城下。又指定專人管理領內的度量衡;委托從舊領地跟來的土豪式商人發展江戶的市區建設和對工商業進行管理;1592年以后，鑄造了號稱武藏小判的一兩金幣，以促進貨幣流通。隨著江戶建設的步步進展和工商業的繁榮，外地商人紛紛來到江戶。德川家康對關東的建設，為他后來奪取全國政權提供了巨大的經濟支援和鞏固的根據地。

1598年豐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是五大老的首領。1600年，他進攻上杉景勝。接著于當年9月的關原之戰打敗石田三成，掌握了全國政權。1603年2月，被朝廷任命為征夷大將軍、右大臣、源氏的長者(即源氏的族長、家主)。同年，他在江戶開設幕府。1605年，把將軍職讓給了兒子秀忠，退居駿府城，但作為大御所仍然掌握著軍政實權。1615年5月大坂(今大阪)之役，滅掉豐臣秀賴，實現了所謂的“元和偃武”。1616年3月，出任太政大臣。4月17日死于駿府城，終年76歲，葬于久能山。翌年，追謚正一位，受東照大權現的敕號，后改葬日光山。

日本的戰國時代，諸侯割據，大名之間爭奪政權的斗爭十分激烈，實現國家統一是這一時期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這種形勢下，德川家康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最后奪取全國政權，必須對統一的大局有清醒的認識，因時、因地制宜，采取靈活的政策和策略。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他是順應了時勢，舉措得宜的。

本能寺之變以后，豐臣秀吉捷足先登，搶先控制了局面，使德川家康失去了一次奪取全國政權的機會。當時大局雖然對他很不利，但這時他與豐臣秀吉之間的關系和實力已非昔日的織田信長與他的關系可比。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他采取了有限的行動。1584年，德川家康應織田信雄之請，與豐臣秀吉戰于小牧、長久手，就是出于有限目的的一種有限行為。長久手之戰，德川家康打敗了豐臣秀吉的一個支隊，打死了豐臣秀吉的勇將池田信輝，迫使豐臣秀吉以相當有利于他的條件講和，這對全國都很有影響，豐臣秀吉對德川家康不得不另眼相待。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時，沒有把德川家康的部隊編入渡海戰列。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德川家康的幸運，其實這是德川家康運用自己的實力和采取巧妙的策略得來的。豐臣秀吉出兵朝鮮，使豐臣政權和西南大名損失慘重，而德川家康卻在和平建設中積蓄了財力，壯大了力量。這些變化是豐臣氏政權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德川家康后來奪取全國政權的重要轉折點。

注意內治是德川家康取得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德川家康的內治是和改組與強化封建秩序溶為一體的。在取得全國政權前，每占領一地，總要對新領地的統治加以整頓，而不是一味追求武力擴大版圖。奪取全國政權后，為了鞏固政權，除保持豐臣秀吉的政治成果外，又采取了一系列改組和強化封建秩序的措施。

一是沒收和削減敵對性大名的領地，充實幕府的經濟基礎：德川家康沒收了87個敵對性大名的領地，總收入量為414萬石(一說沒收了90個大名的領地)，減封了三個大名的領地，總收入量為207萬石(一說減封四家大名領地)。其中的3/4轉封給自己的功臣和親近大名，其余的1/4劃為德川氏的直轄地，再加上甲斐、信濃、美濃、近江、越前、佐渡、陸奧南部等地區的直轄地，總收入量達6萬石以上，此外，德川家康還把佐渡、石見、伊豆等地的重要礦山和京都、大坂、奈良、駿府、長崎等重要城市和港灣地劃為幕府直轄。這樣，幕府就幾乎控制了全國的大部分重要財源。

二是建立起幕藩體制的封建統治制度。德川家康根據對幕府的向背，把全國的大名分成三類。第一類是他的兒子和德川氏的近支宗族，這一類叫做“親藩”;第二類是忠于自己和自己祖先的功臣，這叫做“譜代大名”，“親藩”和“譜代”是幕府政權的支柱;第三類是關原之戰前與德川家康同為大名的人，或戰時曾忠于豐臣秀吉戰后降服的大名，屬于這一類的叫做“外樣大名”。德川家康把三種類型的大名混雜相間，使親藩和譜代大名監視外樣大名。其次，為了加強對武士的統治，樹立幕府的權威，又于1615年頒布了《武家諸法度》。其要旨是獎勵文武、誡逸樂奢華、守節儉、嚴階級(即服飾、乘輿的等級規定)、不得蓄浪人、不得擅自修繕城池、不得私婚、不得結黨，但最主要的是規定了大名的“參覲交代”制。按規定，全國外樣大名分為東西兩半，半住江戶，半住領地;每年4月為東西兩半部大名的交代時期(對譜代大名另有規定)，大名的妻子須常住在江戶，事實上作為人質，大名依地位帶領侍從，構成“諸侯行列”，按期到江戶參覲交代。由于“諸侯行列”人數眾多，往返于江戶和領地之間的耗費十分巨大。因此這一制度不僅可以使幕府實際上把江戶交代的大名作為人質而加以控制，還可以大量消耗大名的財力，使之無力叛亂。與此同時，德川家康還進一步推行豐臣秀吉的兵農分離政策，完善了身份制度，把整個日本社會劃分為身分世襲的士、農、工、商四個等級，每個等級內部又貫穿著縱的主從關系。最后，在1615年還針對皇室、朝廷、寺社頒布了《禁中及公家諸法度》和五山十剎的法度。這樣，以身分制為核心，以幕府為政權的中樞，上對天皇、公卿，下至各藩大名、一般武士、僧侶、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幕藩體制。德川幕府就是主要靠這個體制來統治全國。

第三，在對外事務方面，德川家康不是個完全的鎖國主義者。創立幕府后，他立即遣使朝鮮，并于1608年恢復了和朝鮮的邦交。與此同時，又積極謀求與明朝的間接貿易。他出于對軍需物資和生絲貿易的需要，創立幕府后的初期，對發展與西歐各國的貿易也很積極。1608年，他聘用英國人三浦安針為外交顧問、貿易事務官，并向他學習世界知識、天文和數學。他甚至默許基督教的傳播，后來因感到危及日本傳統的封建統治，又加以禁止。1612年，幕府在直轄地首先頒布禁教令，翌年便把這一法令推行到全國。1615年起，進而對朱印船貿易也嚴加限制。

第四，德川家康大力提倡文治。他十分好學，喜歡讀有關治國平天下的經史典籍，鑒于字鐮倉幕府以來佛教勢力已與莊園制緊密結合的事實，他在創立幕府前一直抑制佛教，推崇儒家思想。創立幕府后，他認為莊園制已徹底摧毀，佛教因失去舊的經濟基礎和遭到沉重的政治打擊也已衰落，這時恢復佛教的威信，對鞏固新政權不僅無害而且有益，因此晚年逐漸扶植佛教，與名僧探討各宗的佛法，日益趨于儒佛合一的思想統治。

德川家康一生的最大業績在于他繼織田信長、豐臣秀吉之后，改組和強化了日本的封建秩序，把日本封建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他開創的德川幕府在日本歷史上維持了長達260多年的和平統一局面，這給日本封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比莊園制時代略好一點的社會環境。但是，德川家康所改組和強化的日本封建制度，仍然是建立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嚴格的身分制度把每個人都死死地固定在一個狹窄的框子里，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他推動海外貿易并非要民間貿易自由發展，走上近代重商主義的道路，而是出于幕府政治和經濟的需要，維護封建的政治統治，其范圍只限于由極少數幕吏、大名、特權大商人所把持的官方貿易，一旦超出幕府的政治需要，就立即加以取締或限制。1612年頒布的禁教令，實際上是德川幕府政治鎖國的開始，從1615年開始對朱印船貿易的限制，則是一種部分的經濟鎖國，是德川幕府后來全國鎖國的先聲。此外，德川家康晚年推行儒佛合一的思想統治，對日本人民的思想起了很壞的束縛作用。這種影響甚至一直延續到明治維新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