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1月號倫敦《亞洲季刊》上，一篇名為《中國先睡后醒論》的文章引起轟動，作者大肆吹捧清朝“洋務”成果，將從西方購入的新式軍艦、武器一一羅列后，宣布：“中國不過似人含睡，固非垂斃也”“再有戰(zhàn)事，中國終不至有庚申(1860年)之禍”。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曾紀澤，曾國藩長子，此時他剛結束11年使歐生涯，回到中國。

曾紀澤38歲才承父爵出仕，此前兩次鄉(xiāng)試落第，學歷不及洪秀全，后棄八股學英文，出國前，雖不能說，寫亦古怪，但在官場中已屬珍稀動物。

1879年，崇厚越權與俄簽訂《利伐第亞條約》，令朝野大驚，毀約則中俄必戰(zhàn)，接受則喪權辱國，當慈禧太后決定派官場新手曾紀澤使俄時，重臣皆稱反對。中俄談判遷延日久，俄方一度中斷會談，增兵派艦，以武力要挾，可在重簽的條約中，中方期望幾乎全部滿足，還有頗多意外收獲。

曾紀澤從此名聲鵲起，被西方人贊為“真正的外交家”，曾工詩文，還會寫英文詩，待人接物有儒家風范，得到列強信任。《中國先睡后醒論》發(fā)表前，人們忽略了他“憤青”的一面。

西方人搞不懂這個溫和的人為何突然劍拔弩張，無人敢正面回應。畢竟清朝正在“洋務運動”巔峰期，經(jīng)濟迅猛發(fā)展，此前兩場戰(zhàn)爭，清軍表現(xiàn)尚可，一是左宗棠平定新疆，一是中法之戰(zhàn)，法國連戰(zhàn)爭賠款都沒得到。種種跡象表明，清朝確有“睡醒”跡象。

近代以來，“睡”與“醒”常被用來形容中國，似乎她真的能量驚人，只需精神振作，就能打倒一切對手。對此，中國精英階層常有焦慮感，覺得主觀上已很努力，為何老大帝國還是醒不過來呢？所以他們要么去“喚醒”民眾，要么向西方人展示肌肉。

對曾紀澤這一套，列強嘖有煩言，諷為“一貫自大的最新型式”“在該文中所表現(xiàn)的浮夸精神，勢將使法國感到不快，也極少事實上的依據(jù)”，對即將成軍的北洋水師，亦挖苦道：“中國目前所最迫切需要的，是駕駛軍艦的官兵;沒有他們，軍艦勢將擱淺，或者被敵艦擄去。”

正面回應曾紀澤的，是香港人何啟和胡禮垣，他們在《曾論書后》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國之所以稱盛者，非徒多戰(zhàn)艦炮臺，國皆能置故也。侯欲治外，請自內治始;侯欲治內，請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請自得民之心始。”他們認為，制度不改，買再多先進設備，也不是真正“睡醒”。

此文風靡一時，天津《中國時報》編者表示，希望這次討論，能引起“高尚開明”的中國官紳熟慮。但曾紀澤沒有回應，不知是正在深思，還是不屑。

作者之一胡禮垣是曾紀澤的忠粉，稱贊曾“于中外交涉事體，昭然若揭，洞中機宜”，但他怎么也理解不了，有曾紀澤這樣的明白人，大清朝為何繼續(xù)暗弱，而曾卻變得越來越糊涂。

其實，道理不難理解，作為外交家，曾紀澤在忠誠、善辯、謀略、勇敢等方面均屬一流，可在知識上卻有明顯短板。他批評清流套用戰(zhàn)國時縱橫舊說來理解現(xiàn)代國際秩序，可他自己也常這么看問題;他曾努力學習西方技術，卻又認為它們是老祖宗玩剩下的;他羨慕西方器物，卻自夸東方道德領先……曾紀澤對西方人能以禮相待，但止于言利，不肯從“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的視角看問題，當官后，曾紀澤學習新知的努力便中斷了，只靠經(jīng)驗維持。

有激情而乏知識，有立場而欠理性，曾紀澤最終無法突破傳統(tǒng)的窠臼。

1899年，不滿51歲的曾紀澤因病去世，未能親歷幾年后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慘劇，天假以年，也許以他的外交才華，中日戰(zhàn)爭會推遲，可再怎么拖，不突破制度瓶頸，天朝與世界的差距將越拉越大，民族悲劇只會更加深重。這是一個吊詭的局面：個人才華、器物進步反而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昏睡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