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留良是反對清王朝統治最為決絕的明遺民，也是受清政府鎮壓最為慘烈的明遺民。他反對清政府的宣傳工具是倍受當時名士鄙棄的八股文，他的這種怪異的反抗路徑卻難以得到朋友的認同，呂留良在生前是寂寞的。在他死去幾十年后，終于有了一位知音——曾靜，可是這位身后知音，卻給呂留良及其家族帶來了滅頂之災。雍正決定開棺戮呂留良之尸，當塵封了49年之久的棺槨被打開之時，卻發現呂留良肌膚完好，色澤如生，并且胸前還寫有“重見天日”四個大字，面帶笑容的呂留良最終給了雍正最為冷峻的一個嘲諷。

毀家抗清

呂留良(1629—1683)，又名光輪，字用晦、莊生，號晚村，浙江崇德人。因為呂留良有私人書坊名為天蓋樓，所以后人也稱呂留良為天蓋遺民。

呂留良的先祖以商業起家，富甲一方。嘉靖三十五年(1556)，崇德縣受到倭寇的侵略，呂留良的曾祖父呂相曾經捐糧三大船犒軍。崇德縣修繕城墻時，呂相一家又承擔了一半城墻的修繕費用。這兩件事足以看出呂家的豪富，但是在傳統中國，商人的社會地位并不高，呂家兩次捐資，也不排除有被朝廷強行逼捐的可能性。因此，呂相發憤讀書，志在改換門庭，之后呂家科舉興盛，漸漸成為當地知名的書香門第。呂留良的祖父呂熯又娶了南城郡主，與皇家攀上了親戚，社會譽望自然也非一般。當時的呂家，雖然說不上是鐘鼎玉食、名儒輩出，畢竟也是富足的讀書人家，日子過得倒也逍遙自在。

太平和諧的日子并未延續太久，呂留良還是一個17歲的青年時，他就目睹了清兵南下的殺戮景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明朝滅亡之后，多少士大夫之家紛紛敗落，呂氏家族也難逃厄運。呂氏一家大明王朝的子民，又是皇親，自然不肯做清王朝的順民。清兵打到浙江時，呂留良毀家紓難，與他的兄長和侄兒一起參加了抗清斗爭。呂家為抗清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呂留良的侄兒呂宣忠兵敗被捕，順治四年(1647)慘遭殺害，就義時年僅24歲，得知侄兒被殺，呂留良嘔血數斗，一慟幾絕。這場戰爭中，他本人也是親冒鋒鏑，左腿曾經中箭，留下了終身的傷痛。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盡管大明王朝的臣民誓死抗爭，也難以挽回明朝滅亡的現實。清朝定鼎中原之后，大肆搜捕抗清志士，呂留良自然也被波及其中。加之仇家舉報，呂留良生死懸于一線。生死關頭，呂留良想到了一個既可以全身又可以保家的方法。順治八年(1651)，25歲的呂留良改名為呂光輪，參加了當地的童子試，成了清朝的一名秀才。參加科舉，很大程度上就表明接受了清政府的統治，呂留良既然參加了科舉，清政府也就不再追究呂留良的罪責了。呂留良作清朝的秀才，乃是不得已之舉，對清王朝政府的仇恨始終縈繞于懷。在痛苦中隱忍掙扎了十三年之后，康熙五年(1666)年，呂留良做出了一個驚世之舉，他毅然決定拋棄秀才的頭銜，消息傳出，“一郡大駭，親友無不奔問彷徨，為之短氣”，何以親友如此擔憂驚怕，是因為呂留良此舉無異于公開反對清政府，其后果之嚴重不僅在于呂留良本人，而且還極有可能波及整個家族。但此時的呂留良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并賦詩一首表明心跡，詩云：“誰教失腳下魚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里姓名非。茍全始知談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不慚尺布裹頭歸。”幸好有石門縣儒學教諭陳子執從中斡旋，呂留良才沒有被清政府定罪，事情過去之后，呂留良還特意作詩感謝陳子執，詩曰：“甚荷周旋稱解脫，不叫慚憾剩幾微。”解脫出來的呂留良本該是非常輕松的，可是呂留良卻對兒子呂公忠說：“自此，老子肩頭更重矣。”那么呂留良的肩頭重擔所指為何呢？

生前寂寞

辭去秀才的呂留良又重新開始了他的反清斗爭，不過，這一次的反清，所采用的已經不再是慣常的武裝抗爭，事實證明，在當時呂留良也很難組織起一支抗清隊伍。呂留良開始借助批點八股文散播反清思想，他將反清的希望寄托在一批下層知識分子秀才身上。當時多數的秀才是僅讀八股文選本的，這是令人痛心的局面，慶幸的是呂留良卻從中找到了植入反清言論的切口，這真是困境中的無奈之舉，但從事后的影響來看，這種做法確實也達到了意想不到的目的。這是因為，秀才們每日浸染于八股文之中，反清思想可以潛移默化地深入他們內心，引起他們對清政府的仇恨，喚醒日漸沉睡的民族意識。當然，這還是淺層次的，更為重要的是，八股文縱有千般罪孽，卻可以為呂留良傳播反清思想提供便利，那就是八股文的“入口氣”。八股文的入口氣，也叫代圣賢立言，通俗一點說來，就是以圣賢的口吻發言。比如八股文題目如果是“學而時習之”，因為這句話是孔子說的，所以全篇八股文答卷都要以孔子的口吻發言。模擬圣賢發言或許會喪失行文者的個性，這也是八股文倍受批判的一個口實;不過，如果行文者是高超的左手，那就未嘗不可以借助圣賢之口說出內心的情愫，也可以通過圣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威和不可估量的號召力，為自我的思想找到一個不容置疑的依據，這就好比農民起義領袖經常使用的靈魂附體法。

呂留良運用的就是這種策略，通過曾靜的供詞就可以看出，曾靜說：“呂留良之文評盛行于世，文章舉子家多以伊所論之文為程法，所說之義為定議。而其所譏詆本朝處，又假托春秋之義，以寄其說于孔子口中，所以不得不令愚人信其實。無奈呂留良將此義發的驚異，且以為說出于孔子，彌天重犯雖不識呂留良何如人，焉有不信孔子？”清朝延續明朝的八股取士制度，卻未曾想到，呂留良就是鉆了清廷取士的空子。

呂留良的反清苦心卻未能得到時人的普遍認同，很多人認為，呂留良批點八股文，完全是為了謀利，就像今日學者編訂的公務員參考書，盈利是主要目的。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呂留良有生計上的考慮，明朝滅亡之后，呂留良家族陷入了赤貧，他為了生存，甚至偕同一批好友相約賣藝，可是賣藝畢竟不能維持生活，一幅字畫，在當時也就是賣個幾文錢。呂留良創辦了私人書坊天蓋樓，主要刊刻八股文選本，這些八股文選本非常暢銷，呂留良在南京朝天宮附近也有書店專門發售八股文選本，這些八股文選本風行海內，清人王應奎《柳南隨筆》記載，呂留良刊刻一批八股文選本，能夠獲利白銀四千兩，這相當于清代一品官員兩年的俸祿，這簡直就是暴利。

但是呂留良批點八股文的初衷還是反清，謀利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可是當時的人們卻并不這么認為。他們覺得呂留良至多只能算是一個文化商人，根本不配稱為朱子學家。不僅流俗之人持如此觀點，即使是最要好的朋友、最尊重的學者張履祥也不能洞見呂留良的苦心。張履祥以為批點八股文是下三濫的事情，不僅會耽誤學問，而且會使心胸志氣變得如八股文一般臭腐，所以他三番五次寫信勸說呂留良停止選刻八股文。另一位好友黃宗羲，則譏諷八股文批點是紙尾之學，本無足觀。呂留良的家人也都誤解了他，其子呂主忠看到刊刻八股文選本如此賺錢，于是拋棄書本，決定繼承父親的事業，以批點八股文謀生，這讓呂留良大動肝火，在給呂主忠的信中直言心曲，他說：“吾之為此，賣書非求利。喻義喻利，君子小人之分，實人禽中外之關。”呂留良的心事鮮有人能夠知曉，他在生前是非常寂寞的，太多的誤解與背叛使得呂留良甚至奢望死亡早日來臨，與茍活世間的痛苦比照，死亡也許是幸福的，所以《祈死詩》一曰：“貧賤何當富貴衡，今知死定勝如生。”他也自悔早年成圣夢想的落空，《祈死詩》三曰：“總角狂思圣可期，既今老病復何為。”臨終前，呂留良完成了他的自悔。他所期望的“此行未必非奇福，沽酒泉臺得快論”實現與否，我們不得而知。同樣，我們也不能確定，呂留良是否真的放棄了他的堅守。但是我們從呂留良的自悔中，卻深切地體會到了社會文化困境對遺民的重壓，也體會到了呂留良自悔中的迷茫和痛苦。

死后慘烈

呂留良的生前寂寞，主要是得不到上層知識界的認可和支持，與之相反，在下層知識群體之中，卻不乏將呂留良奉若神圣者。清代有很多秀才都是通過讀呂留良的八股文選本而折桂蟾宮的，比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科榜眼吳涵就是因為熟讀呂選而通籍金闈的，他對呂留良的感激自不待言，甚至以不得執經叩問為憾事。另外，呂留良之子呂葆中也最具諷刺性的中了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科的榜眼。徐倬對此事的評價是“國士無雙存月旦，名山大業守庭聞”，把呂葆中的高中歸結為乃父的庭訓。還有，直到晚清光緒五年(1879)，13歲的蔡元培開始學作八股文時，他的啟蒙老師王子莊還是最為推崇呂留良所選的八股文。在清朝初年，呂留良的八股文選本簡直就是通往科舉之巔的終南捷徑，以至于秀才們尊稱呂留良為東海呂夫子，有人甚至還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說東周的皇帝應該由孔子做，南宋的皇帝應該由朱子做，而清朝的皇帝則應該由東海呂夫子做。

湖南秀才曾靜就是這樣一位極度崇拜呂留良的狂熱分子，受到呂留良八股文選本的啟發和鼓舞，雍正六年(1728)他派遣弟子張熙前往陜西策反總督岳鐘琪，他們師徒堅信岳鐘琪是岳飛的后人，可是岳鐘琪卻讓他們失望了，岳鐘琪是坐穩了奴才位子的人，怎么會鋌而走險呢，他將張熙逆書案上報給了雍正。

雍正覺得事態嚴重，迅速組織人馬，將曾靜緝拿歸案，并決定親自審訊曾靜。曾靜禁不住雍正的哄騙威逼，最終供出了呂留良，此時呂留良已經死了四十五年之久了。在雍正的眼里，死去的呂留良要比活著的曾靜還要可怕，雍正讀到了呂留良的八股文選本和詩文集，“繙閱之余，不勝惶駭震悼”，禁不住氣憤地叫罵道：“自生民以來，盜名理學大儒者，未有如呂留良之可恨人也。”雍正的震驚并非無據，因為他讀出了呂留良八股文選本中的兩大“違逆”之處：一是“著邪書，立逆說，喪心病狂，肆無忌憚”;二是“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罵詛，以毫無影響之事，憑空撰造”。第二個罪狀無非是文人發幾句牢騷，譏評一下時政，還不足以引起天子的震悼，問題的核心是在第一條罪狀上，即“立逆說”。誠如雍正皇帝所言，呂留良確實在八股文選本中暗藏了反清的信息，而且這些反清信息已經深入下層知識分子心中。于是雍正對本案采取了一番出奇料理，他將審訊曾靜的經過詳細記載并刊刻成書，即《大義覺迷錄》，在書中雍正極力辯解坊間的傳言，傳言他有十大罪狀，包括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好諛，逐一批駁辯解，殊不知如此一來，反倒是欲蓋彌彰，隨著《大義覺迷錄》的頒行天下，雍正的十條罪狀反而是盡人皆知了。

雍正決定赦免曾靜，他認為曾靜是被呂留良邪說蒙蔽的迷人，現在經他天恩啟迪，由迷反覺，且曾靜感恩戴德，可以釋放回籍。至于呂留良父子之罪，雍正以為罄竹難書，應按照叛逆罪論處，結果呂留良在死后49年慘遭戮尸。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記載了戮尸時的詭異現象，當棺材打開之時，呂留良的尸首鮮活如生，清廷的屠刀砍下之時，呂留良的頸部還有鮮血噴出。紀曉嵐站在清朝的立場上解釋此事說，這是因為呂留良死有余辜，即使死后也難逃罪責，上天有意保留他的尸首不腐爛，就是為了讓他受到最嚴厲的懲罰，紀曉嵐的說法真是無聊至極。晚清時期，清廷已是日薄西山，權威不在，此時的人們對此又有了新的解釋，姚永樸《舊聞隨筆》說呂留良生前已經預知死后會被戮尸，彌留之際，就寫了“重見天日”四個大字，置于棺材之中。尸首完好的呂留良還面帶微笑，連同那“重見天日”一起，給了雍正最為冷峻的一個嘲諷。

清廷的嚴刑峻法可以砍掉呂留良的頭顱，卻不能永遠禁錮反清志士的思想。清朝滅亡之后，革命黨人尊奉呂留良為民族英雄。有人還編寫小說，傳聞呂留良養女呂四娘是一代俠女，歷經艱難，潛入皇宮，手刃仇人雍正，最終給呂留良報仇雪恨。野史小說的傳奇固然不是事實，卻可以反映出人們對雍正的仇恨和對呂留良的尊重。權勢只是短暫的一瞬，歷史卻是公正的永恒，呂留良的家鄉已經連續舉辦了多次呂留良學術研討會，以紀念這位反清遺民，而背負十大罪惡的雍正，又有幾人會去泰陵憑吊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