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他的一生中，總是表現得如同一個憤青，個性張揚。

這當然與他早年的懷才不遇有關。3次會試，卻3次落榜，終身只是個舉人，這在講究學歷的中華帝國，無疑是人生的負資產。落榜之后，一般就是如何奮爭的勵志故事，而左宗棠的優點在于，不再將精力放到鉆研公務員考試入門之類，而是精研輿地、兵法，按他自己的話說，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

這種出道晚的非典型干部，往往個性鮮明、敢于亮劍，無論前面是萬丈深淵還是地雷陣，都敢蹚一蹚。這種個性，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在被體制“格式化”之前，一直都在野蠻生長；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長期都被邊緣化、卻竭力在爭奪陽光、空氣和水，一旦破繭而出，便會緊緊抓住手邊的機會，用足用好，也就“大行不顧細謹”了。

左宗棠給湖南巡撫駱秉章打工時，已經年過不惑，卻依然生猛，常在辦公室內慷慨論事，旁若無人。這本來是犯了辦公室政治的大忌，但是左宗棠運氣好，攤上了一個好領導，駱會靜靜地聽他夸夸其談，并不阻止，更不批評。

左宗棠在駱秉章幕府中，鬧得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樊燮案”。這是左的憤青性格，給自己招來了不測之禍。還好他的兒女親家郭嵩燾當時是“南書房行走”，屬于中央辦公廳的高級干部，為了保他，甚至向皇帝說出了“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的重話。曾國藩、胡林翼等前線將帥也出面說情，最后保下了左的性命。

在中國特色的官場中，壞脾氣足以害死人，而左宗棠能創造不死的奇跡，其實還是托庇于那個動蕩的時代——當這個政權在拼命自我拯救的時候，對于壞脾氣的人才，也就有了更高的寬容度。

“敵友”莫辨

作為幕僚的左宗棠，雖然個性張揚，畢竟手上沒權，對于領導們而言是可用之才，而沒有任何威脅。但是，一旦這個憤青自己開始掌握實權，就變得更加桀驁難以控制。

“樊燮案”后，左宗棠因禍得福，在體制內成了知名人才，不久就受命自行招募一支軍隊，這就是湘軍中相對獨立的“楚軍”。而到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后，左宗棠又被中央任命為浙江巡撫，正式開牙建府，卻自此與曾國藩交惡。

先是在曾國藩與江西巡撫沈葆楨圍繞江西厘金的爭斗中，左宗棠出乎意料地支持了沈葆楨，對抗曾國藩，這令曾國藩十分生氣，此后只要談到沈葆禎，便罵沈乃左的“死黨”。

他們之間更大的沖突，在湘軍攻占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南京)之后。曾國荃向中央報稱，洪秀全之子幼天王“縱未斃于烈火，亦必死于亂軍之中”，這一說法得到了曾國藩的支持。但是，左宗棠偏偏要唱反調，報告說洪秀全之子其實已逃出南京，遁入廣德。曾國藩惱羞成怒，彈劾左謊報，并指責左縱容杭州之敵逃逸，左亦反唇相譏。兩人反目為仇，唇槍舌戰。最后，洪秀全之子果然在南京之外的地方被捕，證明了左的正確，曾左二人自此斷交。

后人讀史至此，往往會扼腕嘆息。作為“古今完人”典范的曾國藩，何以會在這件事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低級錯誤呢？不僅令剿滅太平天國的功績多了一個污點，也把自己一手培養的左宗棠搞成了政敵。而對左宗棠來說，雖然結果正確，卻也難免給人恩將仇報、把曾家兄弟當踏腳石的感覺。畢竟，對于任何熟諳中國特色的官場中人來說，他完全有更多的辦法既顧全面子、又顧全里子，而公開挑戰曾國藩，似乎也太憤青了一些。

其實，在這一事件上，左宗棠一點也不憤青，曾國藩一點也沒出錯。

早在湘軍光復武昌時，咸豐皇帝大喜道：“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準備任命曾國藩署理(代理)湖北巡撫。但是，軍機大臣祁寯藻進言道：“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余人，恐非國家福也。”因此，曾國藩直到六七年后才得到地方的實權。而在他出任兩江總督的同時，中央還任命了左宗棠和李鴻章分別出任浙江和江蘇巡撫，這看似賞功任能，實際上卻是對曾系人馬分化瓦解，也就是后世所謂的“摻沙子”的方式。

對于中央的這種難言之隱，以曾左李這樣的人杰，哪里有看不出來的？不只左宗棠開始公然地與曾國藩叫板，即便李鴻章這樣的曾系門生，也不再唯馬首是瞻。只是，左、李二人獨立門戶的方式不同，左的方式過于令曾難堪了。

“憤青”成長

在左宗棠西征中，立下關鍵功勞的，就是幫助他籌措糧草資金的胡雪巖。而他們兩人的關系，足以證明左宗棠在外表顯示出來的憤青個性，或許只是一道高明的、非典型的官場包裝。

左宗棠的西征軍費中，有1595萬兩是胡雪巖從外資銀行弄來的貸款。胡雪巖與老外們串通，通過多報利息，個人賺了288.33萬兩，如果加上外資銀行支付的傭金，其利潤高達537.82萬兩。對此，左宗棠不僅知情，還幫著胡總向中央解釋為何利率如此之高。(參閱本報2011年5月23日《大清首善之死》)

沒有任何證據直接證明左宗棠不是個兩袖清風的好干部，但從救濟境內的災民，到捐槍捐炮搞軍民共建，胡雪巖幾乎所有的慈善行為，都是圍繞著左宗棠進行的。這種特殊的“政治獻金”，大大提升了左大人的政績，也令胡總在仕途上年年有進步。

胡雪巖被雙規后，債主盈門，把個專案組弄得昏頭昏腦。忽然，左宗棠親臨專案組，接見債主，拿著賬本親為查詢，這些官員們“皆囁嚅不敢直對，至有十余萬僅認一二千金者，蓋恐干嚴詰款之來處也”——怕這位左大清官追查巨額財產的來路。于是，左宗棠“將機就計，提筆為之涂改，故不一刻數百萬存款僅三十余萬了之。”

這哪里還有點“憤青”的影子，分明是一個深諳宦海技巧的老吏。

而在圍繞西征之前展開的“塞防”“海防”之爭，后世往往將左宗棠等塞防派奉為民族英雄，而將李鴻章的海防派(主張先保琉球)斥為漢奸。倒是一貫以憤青面貌出現的左宗棠，留下了為李鴻章辯護的最好說法：

“今之論海防者，以目前無暇專顧西域，且宜嚴守邊界，不必急圖進取，請以停撤之餉習濟海防；論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無虞，東南自固。此皆人臣謀國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見自封者也。”

這哪里還有點“憤青”的影子，分明又是一個老成謀國的賢相良將。

左宗棠的憤青形象，實在只是一件剪裁得體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