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侯王強大難制是令封建帝王感到頭痛的問題。漢景帝采用晁錯提出的削藩策，結果引發“七國之亂”，后來漢武帝采納主父偃的推恩之策，才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明初，朱元璋遍封諸子為王，因“分封太侈”，造成易君之后藩王擁兵自重，朝廷權威不立。建文帝朱允炆面臨這種困局，沒有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強行削藩，迫使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在這場叔侄之間的較量中，身為長輩的朱棣最終勝出。朱棣能夠取代朱允炆，主要原因是朱允炆在決策、用人、軍事指揮上屢犯錯誤，使自己得天下人心、以順討逆的優勢逐漸失去。而朱棣很少犯錯，知己知彼，進退有方，勝利屬于他是遲早的事情。另外，朱棣的運氣比對方好，在幾次重大戰役中，突然刮起的大風使他轉敗為勝，轉危為安。難怪朱棣自己說：“此天授，非人力也。”

明代重大事件回顧

朱允炆失誤之一：重用齊泰黃子澄激化矛盾

朱元璋在登上帝位的第一年，就立嫡長子朱標為皇太子。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朱標病故。九月，朱元璋立皇孫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允炆是朱標第二子，因朱標長子朱雄英早死，故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朱元璋晚年，功臣宿將被誅殺殆盡，而不少藩王都擁有重兵，皇太孫朱允炆對此深感憂慮。由于朱元璋的二子秦王朱樉、三子晉王朱棡先后死去，鎮守北平的第四子朱棣勢力最大，便成為朱允炆的心腹大患。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皇帝位。燕王“自北平奔喪”，朱允炆稱太祖有遺詔，令諸王不得來京奔喪。諸王認為哪里有父死遺令子孫不得奔喪之理，對遺詔的真偽頗有懷疑，一時之間流言四起，朱允炆與眾多叔父之間的關系驟然緊張起來.

朱允炆起用齊泰為兵部尚書，黃子澄為太常卿兼翰林院學士，同參軍國事。齊黃二人堅決主張削藩，于是朱允炆與他們密謀削藩之事。

對于如何著手削藩，齊泰和黃子澄有不同的看法。齊泰想先削燕王，黃子澄說：“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他認為削藩應先從有不法行為的藩王開始，這樣才能名正言順。周王朱橚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又有不法行為，應先削周王。恰逢周王次子告其父謀不軌，并牽連到燕王、齊王、湘王。朱允炆便命曹國公李景隆到開封把朱橚抓回京師。沒過多久，朝廷又逮捕齊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梗等，對朝廷早有戒心的朱棣更加“疑懼”。

朱允炆失誤之二：不聽卓敬高巍言引發戰爭

戶部侍郎卓敬也在思考朝廷應如何解決藩王擁兵自重的問題，他秘密上疏朱允炆：“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建議把燕王改封為南昌王，把他調離北平。第二天，朱允炆召見卓敬，說：“燕王，朕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卓敬叩頭說：“臣所言天下至計，愿陛下察之。”但朱允炆不采納他的意見。

吏部官員高巍對朝廷削藩持不同意見，他上書朱允炆，稱：“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今蓋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則不削之削也。”

高巍提到的賈誼、晁錯、主父偃均為西漢人。漢初同姓王勢力強大，賈誼建議漢文帝把大國分為小國，晁錯屢次向漢文帝建議削奪諸王的封地。漢景帝時，吳王跋扈，晁錯又上“削藩策”，景帝用晁錯之策，引起“七國之亂”。漢武帝時期，諸王雖不像以前那樣強大難制，但有的王國仍然“連城數十，地方千里”，威脅著中央政權。漢武帝并未采用削藩措施，而是采納主父偃的建議，允許諸侯王推“私恩”把王國土地的一部分分給子弟，并封其子弟為列侯。推恩詔下后，諸侯王紛紛請求把土地分給子弟，西漢王朝“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武帝以后，王國轄地不過數縣，諸侯王強大難制的問題就這樣基本解決了。

高巍勸朱允炆“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與卓敬的建議有異曲同工之妙，應是解決明初藩王強大難制問題的良策。但朱允炆優柔寡斷，“嘉之而不能用”。他堅決推行削藩，很快就把火燒到燕王朱棣身上。

朱允炆失誤之三：講仁義重蹈宋襄公覆轍

公元1399年7月，朱棣起兵造反的消息傳到京師后，朱允炆決定出兵伐燕，并布告天下。他任命老將長興侯耿炳文為大將軍，以附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為副，率師三十萬北伐。又命安陸侯吳杰、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都指揮使盛庸、平安等分道并進。當時朱允炆方銳意文治，每天與學士方孝孺等人討論周官法度，把軍事決策權交給齊泰、黃子澄二人。在部隊出發前，朱允炆告誡將士：“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甚。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

朱允炆天性仁孝，他明令諸將不得傷害燕王，相信是真心之言。但他沒想到這句圣旨直接關系到這場戰爭的勝敗。俗語說，擒賊先擒王，只有消滅了敵人的首領，才能徹底戰勝敵人。燕王以逆犯順，全靠他個人的威信，如果他一死，“靖難之師”便失去了靈魂，燕軍便會不戰自潰。朱允炆在將士出征前說出這樣的話，給朱棣提供了保護傘，使將士面對朱棣時不敢放手一搏。

在長達數年的戰爭中，朱棣每每身先士卒，雖然“瀕于危者數”，但明軍諸將“莫敢加刃”。在東昌（今山東聊城）之戰中，燕師大敗，主將張玉戰死。燕師敗退時朱棣獨自一人殿后，追者數百人不敢逼。在滹沱河之戰中，朱棣竟然在對方陣地中野宿，被明軍發現后又穿營而過，而官軍將士“莫敢一矢相加遺”，眼睜睜地看著朱棣揚長而去。春秋時期，宋襄公用仁義道德指導戰爭，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之戰中坐失戰機，被楚軍打得大敗，宋襄公自己也做了“仁義”的犧牲品。朱允炆不懂得戰爭的規律，在關鍵時刻講仁義，重蹈宋襄公的覆轍，最終被朱棣打敗，給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訓。

燕王朱棣福大命大：幾場關鍵戰役均得風助

朱棣之所以發動“靖難之役”，實在是逼于削藩的無奈之舉。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實力相對較弱的朱棣竟打敗了實力強大的朝廷軍隊，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總結其原因，除了朱允炆用人不當、指揮失誤和朱棣善于用兵外，還有一點不能忽視，就是“天時”對朱棣的眷顧，在幾場重大戰役中，天氣都幫了朱棣的大忙，使他轉敗為勝，轉危為安。戰爭初期，朱棣在北方戰場進展順利，燕軍先后攻下通州、薊縣、懷柔等地，屢挫朝廷軍隊。面對耿炳文率領的三十萬大軍，朱棣厲兵秣馬，出奇兵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大敗耿炳文。建文元年八月，朱允炆以曹國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為大將軍，率領五十萬大軍伐燕。

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四月，雙方戰于白溝河。在鏖戰之際，突然刮起一陣旋風，吹折李景隆的大將旗。燕軍乘風縱火，官軍大亂，奔聲如雷，李景隆狼狽逃竄。九月，朝廷再次換將，命盛庸代替李景隆。次年三月，燕軍與盛庸戰于夾河，燕將譚淵戰死，燕軍不利。次日，朱棣整眾再戰，雙方從早上打到中午仍不分勝負。正在雙方難分難解之際，又刮起一陣東北風，兩軍咫尺不相見，燕軍乘風大呼進擊，盛庸軍大敗，退保真定。過了幾天，兩軍又在藁城（今河北石家莊東部）相遇，官軍列方陣于西南，燕軍從四面攻擊，朱棣率精銳攻其東北隅，“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官軍大潰，朱棣乘勝追擊，斬首六萬余級。

燕軍在白溝河、夾河和藁城三場大戰中皆得風助，朱棣深感慶幸，他認為：“此天授，非人力也。”后來，朱棣改變以往只顧攻城略地的戰略，揮師南下，疾趨京師，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攻陷南京。朱允炆縱火焚燒宮殿，不知所終。傳言朱允炆從地道逃出皇宮，追隨者有翰林院編修程濟、御史葉希賢等四十余人。

“靖難之役”源于“分封太侈”

明初叔侄相爭的“靖難之役”之所以發生，表面上是建文帝朱允炆削藩引起的，而深層次的原因是朱元璋“分封太侈”。是否分封諸子或功臣為王是歷代開國皇帝都要面對的重大問題。秦朝開國之初，丞相王綰等人曾向秦始皇提出分封諸子為王，理由是國家幅員遼闊，“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秦始皇叫大臣們討論分封諸子為王是否妥當。廷尉李斯提出反對，他說周初大封同姓子弟，但年代久遠之后，親屬關系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李斯主張不必分封諸子和功臣，用“公賦稅重賞賜之”就可以了，他認為這才是“安寧之術”。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意見，結果留下了天下大亂后王室孤立無援的后患。

漢朝建立后，漢高祖劉邦吸取“秦孤立而亡”的教訓，“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起初是同姓王與異姓王并存，后來劉邦逐步除掉異姓王，只保留同姓王。由于當時同姓王勢力太大，后來終于造成“七國之亂”。晉初，武帝司馬炎也大封同姓子弟為王，這些同姓王都握有軍政大權，結果釀成“八王之亂”。唐代采用折中措施，雖封皇室子弟為王，但“有名號而無國邑”。宋代對唐代的做法稍作改動，封王只及自身，不得世襲。元代封皇子為王，并將他們派往各行中書省，專制一方。

朱元璋總結歷代經驗教訓，最終決定封諸子為藩王。他說：“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分鎮諸國。聯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計。”但朱元璋封諸子為藩王只考慮到有利的一面，對其弊端考慮不周，而且在具體分封措施上也有失妥當，藩王雖無行政權，但封國很大，還握有軍權，其護衛“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北邊防御蒙古的幾個藩王，所統兵都遠遠超過萬人，導致后來朱允炆不得不削藩。

葉伯巨上書直言“侈封”弊端

對于朱元璋“分封太侈”的弊端，當時很多大臣都看不出來，反而在平遙縣當訓導的葉伯巨看得一清二楚。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星變屢次出現，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朱元璋下詔“求直言”。葉伯巨應詔上書，直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

葉伯巨所說朱元璋做得太過分的三件事是“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對于“分封太侈”一事，葉伯巨認為，古代圣王分封諸侯，其目的是“強干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而今天“裂土分封諸王”，是“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但在具體措施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廓宮室亞于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葉伯巨指出：“數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

葉伯巨說：“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然獨不觀于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無他，分封逾制之過也。”他認為漢朝的“七國之亂”和晉朝“八王之亂”及劉淵、石勒擾亂中原都是“分封逾制”造成的。

葉伯巨建議：“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亂。愿陛下及諸王未至國之先，節其都邑，減其衛兵，限其疆域，以待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世為屏藩，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宗社，莫先于此。”葉伯巨的意思是趕在諸王赴國就任之前，把他們的封地分成若干份，只給他們一份，其余先空置下來，留待以后分封給他們的子孫。這本是有利于明朝長治久安的建議，但朱元璋閱罷大怒，罵道：“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把葉伯巨抓來后，大臣見朱元璋“怒稍懈”，建議先把葉伯巨關起來，后來葉伯巨終因此事死于獄中。“靖難之役”發生后，朝中大臣都很佩服葉伯巨的先見之明。

袁珙稱朱棣有“太平天子”相

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洪武九年被封為燕王，鎮守北平（今北京）。建文帝接受齊泰、黃子澄的削藩建議后，矛頭直指擁有重兵的朱棣。朱棣雖然暗中防備，但仍不敢公開與朝廷對抗。促成朱棣起兵的是僧人道衍和著名相士袁珙。道衍即姚廣孝，蘇州長洲（今江蘇吳縣）人，他精通儒、道、佛諸家之學和陰陽術數，對《易經》和兵法也頗有研究。在嵩山寺認識袁珙。袁珙說他：“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之儔也，幸自愛！”劉秉忠是輔佐元世祖忽必烈打天下的開國功臣，也是僧人，故袁珙把道衍比作劉秉忠。

后來，道衍經人推薦成為燕王朱棣的重要謀士。隨朱棣至北平后，道衍住持慶壽寺。他常常“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及高祖崩，以次削奪諸藩，周、湘、代、齊、岷等皆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燕王起兵”。朱棣覺得起兵沒有把握取勝，他說：“民心向彼，奈何？”道衍回答說：“臣知天道，何論民心！”為了打消朱棣的疑慮，堅定他起兵的信心，道衍還給朱棣推薦了兩個人，一個是相士袁珙，一個是卜者金忠。《明史》稱袁珙生有異稟，嘗游海外，遇異僧別古崖，得相人術真傳。相人“百人一謬”，在元末已很出名。朱棣對袁珙的相術將信將疑，袁珙到達北平后，朱棣混雜在九個和自己長得很像的武士當中，統一裝束手拿弓矢飲于市肆中，沒想到還是給袁珙一眼就看出來，從沒見過朱棣的袁珙直接走到朱棣跟前跪下，說：“殿下何輕身至此。”朱棣不出聲起身就走。回宮后召袁珙入府。袁珙審視了一番朱棣，說：“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聽到這句話，朱棣終于下決心起兵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