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在著名的臺兒莊大捷中，美國記者愛潑斯坦親眼目睹中國官兵端起步槍、揮舞著大刀，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冒著日本軍隊的炮火向前沖鋒的壯烈情景。這位美國記者為這首中國救亡歌曲感動。這首鼓舞中國士兵英勇抵御外侮的《義勇軍進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而田漢就是地道長沙人——

一、 《義勇軍進行曲》歌詞最初寫在包香煙的錫紙上？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當這曲慷慨激昂的旋律奏響，每一位中國人都會不由自主以莊嚴神圣之情自動肅立，這首原名《義勇軍進行曲》的歌曲早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最初誕生于1935年，它是一曲響亮的抗日救亡號角，喚醒和鼓舞中華兒女萬眾一心，抗敵救亡。

關于《義勇軍進行曲》詞作創(chuàng)作經(jīng)過，以往有一種說法：田漢創(chuàng)作《義勇軍進行曲》歌詞時，已被關進國民黨監(jiān)獄，田漢的妻子林維中借探監(jiān)之機帶出田漢寫作于煙盒錫紙上的歌詞，并交給聶耳譜曲。

其實，《義勇軍進行曲》詞作者田漢本人，至少兩次在報紙和雜志上撰文稱：“這支歌曲，我原想寫得稍長，歌詞寫好后，因(電影)攝制前，我即被捕入獄，就成為現(xiàn)在這樣子”，“《義勇軍進行曲》這支歌是作為(電影《風云兒女》中)詩人辛白華《萬里長城》長詩的最后一節(jié)，緊附在第十五節(jié)后面的。但據(jù)孫師毅兄說，這支歌不寫在(電影梗概的)故事里面，而是寫在另一張包香煙的錫紙的襯紙上的，襯紙被茶葉水濡濕，字跡模糊，他們從襯紙上一字一字抄下來的。但關于這些，我的記憶跟字跡一樣地模糊了”。

歌詞創(chuàng)作者田漢坦承自己已記不清當初創(chuàng)作的情形，看來《義勇軍進行曲》作詞經(jīng)過，將成為一個永遠的謎團了。

不過，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報》上卻載有夏衍同志談《義勇軍進行曲》一文，或許能給云遮霧罩的謎團來個撥云見日。

夏衍在1983年報紙中指出：有人誤傳《義勇軍進行曲》歌詞寫在一張包香煙的錫紙的襯紙上，連田漢本人也模糊了，其實田漢的《入獄》一詩才是寫在這種襯紙上的。在田漢入獄前，田漢已經(jīng)交給劇組《風云兒女》劇本梗概，梗概“寫在舊式十行紅格紙上，約十余頁”，“《義勇軍進行曲》這首主題歌，就寫在梗概原稿最后一頁。因在孫師毅同志書桌上耽擱了一個時期，所以最后一頁被茶水濡濕，有幾個字看不清楚了。”

田漢是在1935年2月的一個晚上，送梅蘭芳出國赴蘇聯(lián)演出后不久，在家中被捕的。此后夏衍繼續(xù)完成了因田漢被捕而留下的《風云兒女》分鏡頭劇本的寫作。作為當年的親歷者，夏衍顯然比其他人具有更大的發(fā)言權。

夏衍還提及另外一件事：作曲家聶耳當時聽到田漢被捕的消息后，馬上來找夏衍，說：“聽說田先生寫的《風云兒女》有一首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請交給我作曲吧。”

此前，田漢與聶耳已有數(shù)十次歌曲的成功合作，且聶耳最初是由田漢從湖南湘潭朋友黎錦暉的“明月歌舞團”發(fā)現(xiàn)這個人才的。這一次聶耳要為《義勇軍進行曲》譜曲的態(tài)度極其堅決。夏衍先生便把譜曲工作交給了聶耳。“聶耳以驚人的熱情與速度譜寫了這首曲子”。這就是《義勇軍進行曲》詞曲創(chuàng)作的基本經(jīng)過。

二、《義勇軍進行曲》成為抗戰(zhàn)期間中國軍民最洪亮的怒吼

1935年7月，電影《風云兒女》在全國放映，此時正逢田漢從南京憲兵司令部監(jiān)獄出獄。當他看到報紙橫欄大黑體標題上寫著“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的字句時，感到特別興奮。但閱讀全文，田漢卻得知“戰(zhàn)友”聶耳在日本不幸溺亡的消息。

此前，外間曾紛傳國民黨反動派將逮捕愛國音樂人聶耳，聶耳遂決定離開上海，轉(zhuǎn)道日本，前往蘇聯(lián)學習。但聶耳在日本千葉海邊游泳卻不幸溺亡。

聞此消息，田漢大慟，寫詩一首：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幾吞聲。

高歌共待驚天地，小別何期隔死生？

鄉(xiāng)國如今淪巨浸，邊疆次第壞長城。

英魂應隨狂濤返，好與吾民訴不平！

與此同時，田漢也發(fā)現(xiàn)，《義勇軍進行曲》歌詞與他的原作相比有所改變，“顯然聶耳在作曲時替我加了工”。

比如，歌詞第一段是“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第二段是“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聶耳把兩段合成一節(jié)，保留“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當然更加合理”。

田漢還認為，聶耳作曲爽朗明快，善于處理別人很不易駕馭的語句，這首歌曲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fā)出最后的吼聲”句子太長，很難駕馭，但聶耳處理起來，卻極為自然有力。

田漢在內(nèi)心十分感激聶耳的譜曲，認為他的曲子充溢飽滿的政治熱情，在全國人民忍無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時，用簡單有力的音節(jié)，最好地表達了千萬人的心聲。但是他的感謝已不可能再當面向聶耳表達了。《義勇軍進行曲》也成為聶耳短暫人生中的最后一件作品。

1935年5月24日，《風云兒女》在上海金城大戲院舉行首映時，當日，《中華日報》電影宣傳廣告上寫著：“再唱一次勝利凱歌！再擲一顆強烈的炮彈！”《申報》電影廣告欄也寫道：“這兒有雄偉的歌——是鐵蹄下的反抗歌！”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迅速傳遍中國大地，且越來越響亮，竟成為抗戰(zhàn)期間中國軍民齊聲發(fā)出的最洪亮怒吼。在著名的臺兒莊大捷中，美國記者愛潑斯坦親眼目睹了中國官兵端著步槍、揮舞著大刀，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冒著日軍的炮火向前沖鋒的壯烈情景。

后來創(chuàng)作有《我的祖國》、《讓我們蕩起雙槳》等名曲的歌詞作者喬羽在1979年《人民音樂》上刊文說：“從我少年時代起，中國土地上便唱著田漢同志作詞的歌曲……許多人唱著抗戰(zhàn)救亡歌曲參加到革命隊伍中來”。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消息通過電波傳到湖南偏遠的辰溪，駐扎辰溪的王耀武率領的第四方面軍官兵和湖南大學青年學生，更徹夜高唱抗戰(zhàn)救亡歌曲。駐扎在湘西的軍民，用《義勇軍進行曲》表達他們對抗戰(zhàn)勝利的歡樂之情、感激之意，他們反復唱著《義勇軍進行曲》這首壯懷激烈的歌曲，希望沖破眼前一切難關，憧憬未來美好生活能化為現(xiàn)實。

三、《義勇軍進行曲》唱遍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場，后成為新中國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不僅唱響全中國，在世界反西斯戰(zhàn)場上，更插上一雙翅膀飛舞著成為一支國際戰(zhàn)歌，激勵許多國家的革命者為民族解放而斗爭。

馬來亞一支華僑和其他各族青年組成的抗日隊伍，就把《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改為“馬來亞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作為抗日游擊隊隊歌傳唱。

早在電影《風云兒女》在上海放映之時，《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戰(zhàn)救亡歌曲即經(jīng)百代上海分公司灌制成唱片，傳到東南亞，直至全世界。1940年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用中文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接著他又灌制了一套名為《起來》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宋慶齡親自為這套唱片撰寫序言。在當時的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線上，《義勇軍進行曲》是代表中國人民最強音的一支戰(zhàn)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即將結束之際，在盟軍勝利凱旋的曲目中，《義勇軍進行曲》赫然名列其中。中國教育家陶行知從歐洲回國經(jīng)過埃及時，在金字塔下聽得有人唱這歌，引為奇異，此后陶行知在國內(nèi)數(shù)次演講中屢提此事。梁思成在美國講學時，在街頭聽到有人騎著腳踏車吹口哨，吹的正是中國的《義勇軍進行曲》，回頭一看卻是一個美國十來歲的孩子。肖三在蘇聯(lián)莫斯科參加普希金誕生150周年活動時，有外國歌手用中國話演唱《義勇軍進行曲》……以上這些足以證明，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心是一樣搏動的，這當然是田漢、聶耳以及中國新詩歌音樂界的光榮。

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在北京隆重開幕，會議決定，成立國旗、國徽、國歌、國都擬定小組。7月10日經(jīng)政協(xié)常委會批準，向全國發(fā)出征集國旗、國徽、國歌議案，到8月20日，共收到國歌歌詞632件、國歌詞譜694首。劉良模、梁思成、張奚若等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新中國國歌。當時有另一種意見認為，因田漢歌詞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預備只用《義勇軍進行曲》為曲譜另外再制作新詞。但張奚若認為，仍用原詞更有歷史意義，并舉法國《馬賽曲》為例。毛主席與周恩來副主席亦贊其說，謂“安不忘危”。因此，《義勇軍進行曲》成為新中國代國歌。

1949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開國大典之時，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和中央領導同志在北京天安門城樓進行大閱兵。

其時田漢的兒子田海男作為華北戰(zhàn)車團代團長，他和東北戰(zhàn)車團領導一起帶領新中國的坦克受閱部隊開過天安門，向新中國領導人致敬。當新中國代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旋律響徹天安門廣場上空時，田海男的淚水頓時模糊了視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