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和慈安都是咸豐的妃子，而慈安是皇后，慈禧是太子的母親。咸豐死后，她們倆都被尊為皇太后。慈禧為西太后，慈安 為東太后，她們倆是咸豐的正室與側室的關系。

一段清末史，留下了“兩宮太后”之間諸多的疑案。由于最終清末政壇“女主”慈禧當權，西太后慈禧和正宮太后慈安的關系，便被前者搗成了一潭渾水，使后人難于從中看出真相。在這段其實清晰而被搗成的“渾水”中，后人至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忘記這段兩宮太后關系史，不論過程是非，只論結果成敗，是搗成“渾水”者慈禧的主旨;二，是慈禧，才在這段歷史的渾水中摸到了魚。尤其是，在時人筆記對慈安“長厚”、“溫和”的贊美詞中，另一撥人透過這種贊美看到了人性的劣根，便是對“摸魚”者的妒忌。這更使得這段“水”愈發渾濁而“深如海”了。

史筆關于慈禧與正宮慈安的第一次矛盾沖突記載，是“蘭貴人”(后來慈禧)入宮得寵之際。有一段時間，咸豐皇帝表現得像《長恨歌》所謂那樣：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皇宮“祖宗之法”規定，但凡皇帝每夜“臨幸”某妃，都由太監將名冊一式二份，一式由內監“敬事房”收錄，一式交于正宮皇后。皇帝也難。皇帝不上朝的消息經由太監傳到了正宮慈安耳中，慈安便手持“祖訓”前往干預。待咸豐皇帝前腳走，慈安便把“蘭貴人”喚至皇后行使權力的坤寧宮，命令哭哭啼啼的“蘭貴人”下跪，宣示她不守“婦道”。正欲家法從事，人走心在的咸豐皇帝匆匆走了進來，大呼“請皇后免責，蘭兒已有娠矣”。慈安聽到此言，連忙下座說：“帝胡不早言，吾之杖伊，遵祖制也，受杖墮娠，失祖訓矣。皇上春秋雖盛，儲宮未備，吾安可守一訓，而失列祖列宗之遺意哉？”(引自許指嚴《十葉野聞》)皇上造人計劃，關乎國運千秋大業，朝政此時彼時，何足道哉？

史筆明確記載的“兩宮”第二次沖突，發生在光緒六年(1880年)的咸豐皇帝東陵祭祀儀式上。中國人都知道，祭祀儀式都有一定的規矩。在那個時代，尤其對于皇家來說，它幾乎超越了“國法”。咸豐皇帝死前，西宮太后慈禧不過是“懿貴妃”，咸豐死后才升為“西太后”。就是說，如果此時咸豐皇帝九泉下有知，他還不認識這個“西太后”呢。祭祀開始，慈安堅持按咸豐帝生前規矩，慈安居前，旁邊空位留給先于咸豐帝死去的那位“正后”，而慈禧稍居下位。對此，慈禧據理力爭，兩宮太后并坐“垂簾”已久，還提這種陳芝麻爛谷子的所謂規矩，是對現實西太后的侮辱，叫她何能“母儀天下”？最終儀式依就了慈禧意愿。史筆記載，這次在皇家祭祀公開場合中的爭執，使得西后對正宮東太后尤為“銜恨”。

兩宮的第三次爭執，要算因剛得寵的李蓮英而引起。史述清末李蓮英小心謹慎、低調做人、左右逢源，但早期的他并非如此。某日慈安坐轎經過宮中某殿，李蓮英正與某小太監玩摜跤比賽。深知“兩宮”權力高低的李蓮英對東宮慈安的轎子視而不見，仍然擋于道中玩興正濃。在慈安的呼斥下，李蓮英才退于路邊跪下，一臉滿不在乎的樣子。史筆說，慈安欲對李蓮英行使“杖責”，竟有后宮中人為其“緩頰”說情。看來，西宮慈禧能力和權力大于正宮慈安，已是后宮之中為人所共知的事實，不是慈安遺留的正宮地位所能決定的。史筆甚至評論，就連恭親王，也由于知道慈禧與慈安有矛盾，不敢效忠于慈安，而是恭順于慈禧。可見慈禧當時的霸權人氣。氣呼呼的慈安改道去見慈禧，說：盡管李蓮英有一點才能，也不過是一太監，應受祖訓限制，對兩宮太后一律敬畏，你怎么可以放任他，讓他只知有西宮、不知有東宮？慈禧反詰說：李蓮英不過是一個奴才罷了，太后要杖他殺他，就像對待一只豬一只羊，我怎么可以庇護？對他要怎么樣就怎么樣，何必來責備我？慈禧很會說理。

史筆所載的兩宮太后第四次沖突，更具詭秘性，與它連在一起的，是慈安“暴卒”。由于它涉及數千年中國主流文化發展成為的“道德”大是大非問題，歷來道仕們寧愿披之以“衣冠”而成為道貌岸然，而掩之以道祖所言“食色性也”，它掩蓋了真本人性而成為“偽道”。處于主流道德說教下的慈禧，也不能不對她27歲開始寡居的人性欲望諱莫如深。這種諱莫如深，只在語言上而非在具體行動上——這是分裂式的行為按本性而語言按“道德”的歷史現象。

史冊記載清楚，慈安暴死那年1881年，慈禧正生了一場持續很長一段時日的大病。當“暴死”這個消息剛傳出，清廷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那些官宦們還以為慈禧死了呢。原來，慈禧在生病之際，“垂簾聽政”便由慈安一人獨當。慈安見識自在慈禧之下，凡對主政的恭親王有不放心的疑難問題，慈安便“就商”于病榻之上的慈禧。某日清早，慈安又帶著這種疑難問題去請教慈禧。由于時間尚早，外間太監未及通報，慈安進入，搖手示意宮女不要聲張。及至慈安踏入正殿，便聞到一股血腥味，步入寢室，只見慈禧橫臥榻上，邊上有一男子正為她撫背捶腰。

關于這次慈禧生病，由于“正史”無確切記載，史述有很多爭議，有說正常生病，有說小產。至于“小產”的作俑者，史述也有爭議，有說戲子伶人，有說清末重臣榮祿。這些各自言之鑿鑿的“公婆說理”，使這種本來符合真性情、薄如窗紙的史實，成為了“渾水”，成為了“深如海”。不過，那位八國聯軍后進入皇宮、受過西式教育而思想比較開明、深得慈禧太后寵愛的“德齡公主”，從晚年慈禧對榮祿的情感不經意表露中，得出了一個結論：她比較傾信于那個男子是榮祿(有近代史學者從榮祿的升遷中尋找蛛絲馬跡)。當然，有感情和實際行為可能不在同一人，也難說。

史傳就在這次慈安發現之際，慈禧向正宮娘娘大談數十年姊妹情，大談兩人做女人難、做寡居女人更難、做寡居皇太后難上加難的苦難歷程，說得慈安眼淚稀里嘩啦，把咸豐帝臨終那份處置“懿貴妃”的手書出示給了“知錯能改”的慈禧。

在正史中，盡管女主慈禧一再表白她與慈安的姊妹情，就像她一再表白對光緒皇帝“愛之如子”、“如同己出”一樣，但是，說話的渺小性其實完全包裹不了行為的巨大性。歷史可以證明，只有別有居心者和愚昧糊涂蟲才會用說話來證明行為而非用行為來證明說話。慈禧后來用自己的行為，證明了她與生前慈安之間的關系。

史筆記載，在慈安死后的某周年祭祀中，慈禧太后死活不肯對著逝者慈安的靈位下跪。在主持祭祀儀式的禮部官員“死諫”下，慈禧才“母儀天下”地跪了下去。對此，現代的后人們也許倒真的不該責備慈禧太后了，因為，這才是她率真個性的真情表達。

慈禧一生善于制造懸念與懸案，她自己病重而別人“暴卒”的相似一幕還出現在她臨終。1908年11月，清廷官宦只知太后患重病，忽然傳出光緒帝死亡，使人疑竇叢生。“先傳太后危篤，初未聞帝病加劇，乃帝先崩，疑傳紛起”(金梁《光宣小傳》)。現代科技手段揭示，光緒死于砒霜中毒。